湖北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研究：关于需要理论

需要的理论研究历史比较悠久，大约从古希腊时期起就被学者所重视、所研究。然而正是由于人类社会发展无止境，人的需要研究也在不断地深化。研究表明，需要研究总是要与相应的历史阶段相适应，并有一定的超前性。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研究原始古代社会人的需要，而且研究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人的需要，亚当、斯密从经济学角度，由人的物质生活出发研究人的需要，杜尔克姆（1858—1917）则从社会学角度出发研究人的需要。从四位大师所触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理论价值的问题可判断，农民工进入城市这一现象的产生、农民工规模的扩大与人的需要密切相关。马克思在探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时，研究了人的需要，涂尔干和斯密则在研究分工的原因时涉及人的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和对人类的关注，需要理论从各学科中不断地分化出来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如人本心理学之父马斯洛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需要层次论”。20世纪之初，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研究人的需要及群体的需要。20世纪30年代美国芝加哥学派从城市生态学角度，研究人的本性和人的社会需要、群体需要。20世纪初，学术界从哲学角度对人的需要予以极大的关注。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研究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人的需要结构包括三个层次：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发展需要。生存需要是人最低级也是最基本的需要。享受需要包含了生存需要，但不仅是为了生活，因为人们不满足于仅仅吃饱穿暖。恩格斯在《致彼·拉·拉甫罗夫》的信中，同意他的“人不仅为生存而斗争，而且为享受，为增加自己的享受而斗争”的提法，认为“人类的生产在一定阶段上会达到这样的高度：能够不仅生产生活必需品，而且生产奢侈品，即使最初只是为少数人生产。这样，生存斗争——假使我们暂时认为这个范畴在这点仍然有效——就变成为享受而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63页）。享受需要包含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内容，随着社会发展，精神享受的内容越来越多，在享受中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大。除了享受需要外，人还有发展的需要。恩格斯在论及共产主义社会时写道：“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30页）恩格斯讲的发展需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发展的需要首先是指自己体力和智力得到充分实现的需要；其二，发展的需要还要求全面发展自己的才能。人的多方面才能与社会分工对人的束缚是相矛盾的。随着劳动时间的缩短，人们还可以通过业余时间部分地满足全面发展的需要；其三，发展的需要还指创造和超越的需要。人往往不满足于先天遗传的体力和智力，有一种超越“自我”的需求，人在接受教育和继续教育的过程中，不断地增长知识和才干，满足自身的创造性需要。

二、亚当·斯密关于需要的理论研究

斯密的一个重要的观点是，人选择某一职业不是天性决定的，而是交换的需要所决定的。分工是人类本身所具有的一种倾向：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而对人类倾向本身进一步分析就会涉及人的本性问题。但是斯密并没有过多论述人的本性，他只是区别了动物和人满足自身需要的不同方式。“别的动物，一旦达到壮年期，几乎全都能够独立，自然状态下，不需要其他动物的帮助。但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因此，斯密认为，分工的原因正是人类要求互相交换这个倾向存在，交换使人成为不同的职业人。“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亚当·斯密，郭大力、王亚南译，1998，第13～14页）斯密认为，不同职业者表现了天赋才能的差别，而各种职业家的才能形成极其显著的差异，成为交易的倾向，使这种差异成为有用的也是这个倾向。他们依着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互相交易的一般倾向，把各种才能所生产的各种不同产物，结成一个共同的资源，各个人都可以从这个资源中随意购取自己需要的别人生产的物品。

三、马林诺夫斯基的“需要三层次”理论

马林诺夫斯基的需要理论认为，人的需要分为三个等级。生理需要属于一级，是直接满足机体需要，例如营养、生殖、保护、安全，以及衣食住等身体上的需要。社会需要属于第二级，是间接满足人类的欲望，例如经济欲望与价值标准、法律的禁止及权利义务的观念，等等。心理需要属于第三级，是间接的而又间接的与人体上的需要发生关系。例如好奇心、巫术的魔力、宗教、道德以及审美的兴趣。马氏认为这三级需要是相辅相成的。第一级需要代表了与生俱来的、最原始的需要；第二级代表了推演的或工作的需要，也是团体生活所加于各个人的一种迫切的要求；第三级需要代表了个人方面对完成“人格精神”的要求或团体方面对缔造“社会一团”的要求。也可以说，人类因须满足第一级的各种基本需要，遂创造了种种文明制度，自然该文明制度建设以后，又创造了种种新的需要；这些新的需要，都与生物需要有别，故马氏称之为“文化愿望”。

这里要强调的是，马氏把人的需要与制度产生联系起来，他认为在人的基本需要基础上将产生牧、畜、农、工、商的经济制度，技术的组织，婚姻与家族的制度，乃至政治与军事的组织。在人的第二级社会需要基础上则产生了经济、政治、法律以及教育的制度。在人的第三级心理需要基础上则又产生了关于知识、巫术、宗教、伦理以及艺术等诸制度。马氏关于需要的定义是：需要是指群体和个体生存的必要条件。

四、马斯洛的“需要五层次”理论

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包括五个层次，即生活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马斯洛把人看成是生物人、自然人，是研究人性和人的基本需要的起点。如果对人的研究抛开了人的自然生理特点，脱离了人的生命机体的特点，都将失去科学的根据。强调人的历史中的主观能动作用不是说要超越人的自身能力的极限去改变自然，而是在人的创造力和潜能的作用下，更好地开发人的自身潜力，更好地将自然与人的力量融合为一体。“人仅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是人的一部分，而且人必须与自然多少有那么一点同型（这就是说近似于自然），以便在自然中能够存活，自然使人演化发展。”

然而，仅仅承认人是生物人远远不够，还必须把人放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之下，从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之中去考察人。也可以说马斯洛的基本需要理论仅仅完成了对人的生物特征的考察，而没有完成对其社会性的考察。人除了基本需要，即满足自己生命需要之外，还要有社会责任和社会使命，这样才能够实现由生物人向社会人的转化。(www.xing528.com)

五、我国学者薛克诚等人对需要多样性的研究

我国学者薛克诚、洪松涛、吴定求主编的《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新探》一书对人的需要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该书作者认为，人的需要具体内容具有多样性，其中包括历时态结构和共时态结构，需要的高低层次之分等。（薛克诚等，1992，第203页）需要的“历时态结构”，指人的需要是一种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这种需要过程的发展可概括为本能—欲望—目的—理想。从本能到理想的发展反映了人类需要的系统发育进程，这个过程以浓缩的形式存在于人的需要的个体发育中。原始人的需要相当于人的婴幼儿时期的需要，本能与欲望占主要成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生活的目的日益明确，理想也成为人类社会的精神支柱。需要的发展水平是人类文明发展和个人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需要的“共时态结构”，指人同时存在多种需要。其中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个性需要和群体需要：合理需要与不合理需要；显性需要与隐性需要。需要的“层次”，人的需要存在着高低不等的层次规律。依次递进，在满足低一层的需要后，又会产生新的高一级的需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

六、关于“需要限度理论”研究

人的需要包括人的本能和欲望，当然，其中有理性和非理性成分，包括有生理和精神的社会的成分存在。最为复杂的是如何界定和划分需要程度合理与不合理的界限，以及如何看待人类社会进步与人类需要相互之间的关系。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对人的需要的限度提出了一种“适中论”的观点，这与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的“中道论”观点，两者有许多相似之处。

1﹒涂尔干关于“需要适中论”的观点

涂尔干认为，人类的幸福需要有一个最高的限度，这首先是由人的生命机体和精神所决定的。他指出：就人类的气质、即他们的肉体和精神的发展程序而言，始终存在着幸福的最高限度，它就像活动本身所具有的最高限度一样，是不可逾越的。只要我们仅从有机体出发，这就是个不容置疑的命题：“任何人都承认，人体的需要是有限的，肉体的快乐不能毫无限制地发展下去。……因此，总有一个最高限度是不能随便逾越的，而且它是随着大脑的平均容量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在人类之初，它还处在非常低的水平上。”（涂尔干，渠东译，2000，第194页）涂尔干在这里所强调的最高限度没有说出具体的标准，只是提出了一个“适中”论的观点。“根据人类的经验，只有千金难买的中庸才能算是幸福的条件。”（同上，193页）涂尔干举例说明了快乐、健康、道德、审美和种种精神需要、物质需要，都有一个合理适中的限度。

2﹒亚里士多德关于“需要中道论”的观点

亚里士多德首先从伦理角度来研究人的种种物质和精神需要。他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特别明确地把德性分成两类：一类是伦理的，一类是理智的。伦理德性来自社会风气，理智是出于思考，但两种德性并不是平行的。在这里理智起着主导作用，一切选择都离不开思考与策划。基于理性思考，亚氏提出了“中道论”的著名说法。前面提到的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关于“适中论”的观点，从亚氏的“中道论”可以找到两者的相似之处，或者说，追溯到“适中论”的更深更远的源头。但两者研究的出发点和观点仍有细微的区别，涂尔干从社会分工角度论述了这一观点，而亚氏则从伦理道德来论述的。亚氏的伦理学写于公元前三百多年，而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发表于19世纪末，两书相隔了2000年之久。亚氏的“中道论”与涂尔干的“适中论”所不同的是，亚氏的“中道论”是从人的德性出发来论证的，如果将人的需要划分为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那么，亚氏所论述的正是人们实现精神需要时所要掌握的限度。亚氏的“中道论”有一段精彩论述，他指出，“一切懂科学的人都在避免过多和过少，而寻求中间和选取中间，当然不是事物的中间，而是对我们而言的中间。如若一切科学工作都是这样来完成的，那么它们就必须瞄准中间，并把它当做衡量其成果的标准，从而人们对于优秀成果的评论，习惯说增一分则过长，减一分则太短，这就是说过和不及，都是对优美的破坏，只有中道才能保持它。如若一位优秀的教师，如我们所说的那样以中间为标准而工作，那么，德性，如自然一般，要比一切技术都准确和良好，所以它就是对中间的命中。”亚氏排除了不适合于中道的行为。并非所有的行为和感受都可能有个中道。有一些犯罪的行为本身就是罪过，就谈不上什么过度和不及。亚氏所指的中道是指一些普遍的和个别的行为和感受。

根据上述对人的需要研究的理论观点，可归纳为人的需要三层次论，人的需要五层次论，人的需要的多样性观点。对人满足其需要的限度与界限，则列举了亚氏的“中道论”和涂尔干“适中论”的观点。人的需要研究首先应立足于现代社会，即对现代人的需要研究；其次是对现代人的未来需要进行预测。人的需要研究从有关的学科角度出发，并且要与现有的自然、社会、环境发展状况相协调，而不是抽象孤立地研究人的需要。需要是有机物、人和整个社会的一种特殊状态，即摄取状态。人的需要首先是以人的生命有机活动动为前提的。人的需要不管是三层次，还是五层次，总的看，人的需要包括生存需要和发展需要。人的生存需要和发展需要是一个依次递进阶梯式的上升过程，即先由生存需要的满足，然后向发展需要过渡。人的生存需要满足是相对有限的，而发展需要满足则是无限的。当人的生存需要满足之后，进入了发展需要满足的阶段，随着发展需要的增加，人对生存需要的要求标准则渐渐下降。1978年我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57．5%，1994年降到50%，1998年又降到44．5%，这就是说，城镇居民一半以上的钱用于生存以外的发展需要。

人的需要存在差异性：其一，时代差异性。不同的历史阶段，人的需要结构有所不同。在原始社会，人类主要是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到工业文明时代，人则产生了许多新需要：享受需要、休闲需要、受教育需要等。在人类进入信息社会后，则进一步产生发展需要：延长生命需要、创造力需要、实现自我价值需要等。其二，群体的差异性。按职业划分为不同的社会群体：学生、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按收入划分为高、中、低不同的收入阶层；按性别分为男性和女性；按年龄分为：儿童、少年、青年、中年、老年。不同的群体之间的需要结构都有所不同，如儿童主要是生存需要，老人主要是休闲需要，而青年人的发展需要更为强烈，中年人对创造力需要更迫切一些。高收入阶层对自身的发展需要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低收入则主要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为主。其三，地区差异性。人的需要差异还包括有地区差异性。不同城市中人的需要有一定差异，其主要原因包括：自然气候、地理位置、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收入差异和生活方式的差异等。我国南方和北方地区在气候和生活方式、饮食习惯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异，其需要的结构也有不同，南方沿海发达地区居民已进入了发展需要阶段，对文化娱乐、休闲旅游和教育体育等有了很大的社会需要，而北方一些地区城市是主要是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居住的需要、就业的需要等。人的需要又具有现实性特征，即任何需要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社会制度、生产力水平、科学文化水平）。马克思指出：“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样，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多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人的需要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文化水平和文明程度的提高，人的需要将发生新的变化，即经历从简单到繁杂、从低级到高级、从单一到多样化、从生存到发展的趋势，这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

本书研究的对象为进城农民工，要分析进城农民工需要满足情况，必须根据进城农民工生活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农民工群体的特征来把握。同时，进城农民工个体情况可能千差万别，但这一群体具有一定的同质性，其需要具有一定共性和规律，可以从总体上把握、测量。因此，本研究在方法上，采取了用问卷调查法概略了解进城农民工群体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再设计需要层次量表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