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新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研究

农村，作为传统与现代连续中传统一端的代名词，孕育着中国几亿的农民，传统中国的农民长期是生活在农村社会之中的，“生于斯、死于斯”，对他们而言，“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而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农民工进城运动打破了这种平静与稳固，农民不再如费孝通教授在《乡土中国》中概括的传统中国农民那样完全以农为生，他们参与到了现代生产行业和职业领域。农民进入城市后，每天感受的、参与的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在农村生活时的文化氛围——无论是发达的交通和通讯，还是快捷的生活节奏；无论是四处琳琅满目的商品，还是工厂日夜不停的流水生产线；抑或是邻里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所体现出来冷漠的人际关系——所有这些对于进城民工来说都显得那么新奇又那么不可理喻。刚一进城的巨大“文化震惊”让他们不知所措，而又无法抗拒城市对他们的改造。尽管大多数的城市农民工无论是在地理上还是在心理上处在城市生活的边缘，但是谁也无法否认城市对农民工产生的影响。这种在新的时空中的新的体验，在与农民的传统意识发生碰撞、交融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型塑着他们的人格与行为，赋予他们以现代特质。阿列克斯·英克尔斯等通过对六个发展中国家的大型问卷调查研究，认为，乡村居民在城市生活中，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接触、工厂工作经历等对于促进他们的现代性增长有很大的作用。那么，对于进城农民工而言，进城经历会在哪些方面对他们个人产生影响？这些影响又在多大程度上会改变他们对未来的预期？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说明。

一、人力资本积累

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表现为人的能力和素质，即人力资本是内含于人本身的知识和技能的存量，它体现在体质、智力、知识和技能、道德等四个方面。舒尔茨在他的人力资本理论中指出个人和家庭为适应就业机会的变化而进行的迁移活动实际上也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的方式，因为人们总是期望从迁移中获取较高的回报。不仅劳动力流动本身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的方式，而且，劳动者本身通过流动也可以积累人力资本。这是因为，农民进入城市后，面临的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原先生活过的环境，语言、风俗习惯、社会规范、职业要求、交际方式等，对于进城农民工来说大多都是全新的，农民要想在城市中工作和生活，就不得不进行“继续社会化”以更好地适应城市。在此过程中，进城农民工的社会知识、法律知识、职业技能、交际能力等都会获得相应的提升。而且，进城农民工通过观察、感受、体验，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还会主动地去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在谈到除经济收入之外的进城好处时，排在前三位的都与人力资本有关，分别是开阔视野增长见识、学习生产生活技能、了解一些法律知识，具体见表5-1。这说明，农民自身确实从流动中获得了人力资本上实实在在的增加。具体来说，人力资本积累体现在四个方面。

表5-1　除经济收入外进城的好处

1．社会知识

这里的社会知识主要是指个人关于社会上发生的各种现象的感知和知觉，也包括对真实社会生活的基本运行方式的了解，甚至包括生活常识等内容。这些知识是农村生活中所未曾见到、未尝感受和未经实践过的，而进城之后则通过亲身的观察、感受、体验而获得。“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是对社会知识获得和积累的最好写照。这些社会知识尽管有时并没有被进城农民工自己所认识到，但是它们仍然渗透到了进城农民工的智识背景之中，会对进城农民工的心智与人格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个案5-1：打工妹眼中的深圳

LXH，女，湖北麻城人，1984年出生，2000年初中毕业后跟村里人到深圳打工。

问：“谈谈你第一次到深圳的感受吧。”

答：“现在说起来有点丑，我以前很少出远门，最多就是到县城去过几次，坐的是小巴士。2000年去深圳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尽管在电视里看到过火车，但当时还蛮激动的，不过现在倒是很习惯了。”

问：“对深圳这个城市有什么印象？”

答：“深圳这个城市真是好，环境不错，楼房特别高，马路上车特别多．说起车，我以前根本不知道什么车好什么车不好，只晓得小轿车肯定是好车，现在我在深圳工作了四、五年，也知道什么奔驰啊、宝马啊。”

问：“对深圳人有什么看法？”

答：“我觉得深圳人肯定特别有钱，马路上走路、坐公汽的人大多都是打工的，开小轿车的我估计都是深圳人。我觉得他们本地人看不起我们外地人，特别是打工的。而且总感觉他们像防贼似的防着我们。有一次，我们几个老乡周六放假到中山公园去玩，我在公园看到一个小孩摔倒了，我赶紧跑过去把小孩扶起来，还把手中刚买的饮料给他喝，不一会他的妈妈过来了，原来她也是去买饮料的，她看到小孩手中的饮料立即抢过去扔到垃圾桶中去了，嘴里还说着一些我听不懂的话，当时我真是生气啊，好心没好报．感觉跟他们不好打交道，在深圳我主要是跟老乡和同事一起玩。不过现在也懂了，城里人就是这样的，相互之间不信任。”

问：“在深圳的工作生活，有没有什么不习惯的地方？”

答：“应该说基本上习惯了吧，不过总感觉压力很大，竞争很激烈，搞不好就被炒鱿鱼。我就被炒过两次，不过还算少的。”

问：“以后如果让你一个人到其他城市去工作，你认为你可以做到吗？”

答：“估计没问题，反正我在城里呆了这么多年，怎么坐车、怎么找房子、怎么跟城里人打交道、出门在外应该提防些什么，我也有些经验了。”

2﹒法律知识

城市社会是一个法治社会，不同于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城市生活的主要规则体系就是法律，进城农民工没有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就会吃亏，违反法律法规就会受罚。大多数农民在进城前对法律的认知程度是很低的，尽管知道要守法，但是法律有哪些并不清楚，因此也就不知道哪些行为是违法的，哪些行为是合法的，更不清楚怎样用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通过城市工作和生活的经历，特别是因违法受罚得来的经验使他们真正“学会”了要了解法律、遵守法律、利用法律的道理，因为他们中很多人为此付出了昂贵的“学费”。调查中，当问到进城经历是否使他们的法制意识更强时，认为这种变化与自身情况基本符合和完全符合的有297人，占样本数的85．8%。

表5-2　进城带来的在法律认知方面的变化

个案5-2：“交学费”换个教训

LMH谈到了自己在城里有一年因为不懂法出的一次事故。

问：“在武汉打工时有没有遇到拖欠工资的情况？”

答：“有哦，好多次了，老板都黑心，有钱不愿给。”

问：“遇到这样的情况后怎么解决呢？”

答：“说起来，还有一段故事，算是买了个教训。1998年的时候，有一次给老板干了三个多月，一分钱也没有拿到，本来应该有2000多块的。我就天天找老板要，他老是不给，说手头上没钱。那怎么可能呢，一个老板怎么会连这点钱也拿不出来，肯定是赖着不想给。找了他好多次，后来有一天把我搞毛了（麻城方言，发火的意思），我抓住他的衣领问他到底给不给，他说要我松开他，不然有我好看的。我一下子更来气了，他个子不高，哪是我的对手，就给了他两拳头，打的他鼻子流血。心想着，你不给，我打死你。后来的结果是他到派出所报了案，最后派出所判我赔他的医药费，他到医院检查又说什么脑振荡，估计又是买通了医生要黑我一把，一起赔了他1500多元。不过工钱最后算是要到了，两相一抵，算起来三个月只得了500多块，把生活费一除，还要倒贴。”

问：“当时怎么没有想过用法律手段讨回工钱呢？”

答：“当时哪里懂法啊！只想把工钱要回来好回家，管他什么方法呢。现在要是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就不会这样做了，跟这些人打交道，不懂点法律是不行的。”

3．职业技能

有些学者认为，农民工进城的就业层次不高，主要是在“次级劳动力市场”——即那些技术要求不是很高、收入低、缺少福利保障、很少有晋升机会的就业岗位上就业。但是，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面临的是完全不同于农业的行业，大多数职业对他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他们掌握新的职业技能。而且，通过调查发现，第一份职业为技术工人的进城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为742．1元、第二份职业为技术工人的进城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为750．0元、第三份职业为技术工人的进城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为823．7元，分别比样本中全体进城农民工的头三份职业平均月收入高出90．7元、81．4元、150．7元。进城农民工在城市的摸爬滚打中也逐步明白了有无技术成为工资高低的一个分水岭，加之城市就业的竞争性，这些都迫使他们必须主动积极地学习职业技能，才能保住已有职业或寻找更好的职业。从进城农民工自述的角度看，当问到“进城提高了职业技能这一变化与自身情况是否相符”时，认为基本符合或完全符合分别占到了47．4%和30．3%，两项相加为77．7%。

表5-3　进城带来的在职业技能方面的变化

个案5-3：技术在手，赚钱不愁

LZT，男，湖北麻城人，1974年出生，初中文化程度，在麻城市开了一家摩托修配厂，效益相当不错。

问：“听说你这个修配厂收入相当可观，你觉得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答：“哪里啊，也就一般，不过还算过的去。以前，麻城市有上十家摩托修理的，不过现在慢慢少了，我这家算做的比较不错的。要说原因，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技术，摩托修配是个技术活，你要是修不了别人的车，顾客自然就少了，或者是别人到你这里来修车，过不了几天又坏了，人家也就不会再来了，再来也是来扯皮的。”

问：“那你的技术是在哪里学的？”

答：“要说我的技术哪里来的，还要谈起我以前打工的经历。我以前在一家浙江的一家摩托车制造公司打过工，打工时天天跟摩托打交道，加之我本来对车有蛮大的兴趣，爱摆弄，自己就买了一些有关摩托车的书来看，了解摩托的基本构造。后来，我为了开摩托修配厂还专门到正规的学校学了几个月。现在，可以说，整个麻城市，论修车的技术没有几个比我强的。”

问：“那你基本上时自学成才？”

答：“当然主要还是靠自己，不过，要是没有那段打工的经历，我也不会走上这条路。”

4．交际能力

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不得不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从进城就业途径上看，前文指出农民工进城主要是依靠亲戚朋友及同乡，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与他们的关系，特别是很多原来不认识的同乡变得熟识起来，这些关系都需要进一步经营。从在城市中的工作来看，经由职业而来的业缘关系成为进城农民工社会关系构成中的新要素，如何处理同事关系、上下级关系都需要学会新的交际技巧、提高沟通能力。从在城市中的生活来看，进城农民工除了与亲戚朋友老乡打交道外，也要与城市管理部门人员、城市普通居民之间进行交往。在不同的情景中、与不同的人、进行不同性质的交往行动，对于提高进城农民工的交际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他们在交往中领会了不同角色的不同意义，体验到了各式各样的交往中合适和理想的模式，更是认识到城市社会生活的本来面目。调查发现，346名被调查者中，认为进城务工经商提高了自身的交际能力的占绝大多数，具体见表5-4。

表5-4　进城是否提高了自身的交际能力

个案5-4：察言观色、能说会道的成功案例

LH，男，湖北麻城人，1972年出生，初中肄业，专门在江南各省从事白蚁防治工作，调查地有名的家产过百万元的青年农民。

问：“你最早从事白蚁防治工作是什么时候？怎么想起做这种职业的？”

答：“我初中没读完就去建筑队上当小工，挣钱补贴家用。但是当小工辛苦不说，也赚不到什么钱。大概是1988年的时候，我们当地开始有人到南方各省去搞白蚁防治工作，因为南方雨水多，适宜白蚁生长，当时挖出一窝白蚁一般能挣200元左右。刚好我同村的一位堂兄也做这一行，于是我就拜他为师学习白蚁防治的技术，跟他出去做事。”

问：“那后来怎么自己单干呢？”

答：“刚开始时我主要是当学徒，跟着堂兄学习怎样找白蚁、怎样诱白蚁、怎样杀白蚁，干体力活居多，至于联系业务、商谈价格、签订合同等都是我的那位堂兄做。收入分配上当然学徒是比较少的，因为业务不是你接来的。但是接业务也不是人人都做得来的，我跟我的师父因为是堂兄弟，因此他还是很愿意教我一些在外跟人打交道的方法，跟他在一起三年多，第三年起他就要我自己一个人到吝个城市中的一些单位去联系业务，慢慢地也就学会了一些门道。怎么说呢，我还算是脑袋比较灵光的吧，虽然书读的不多，但嘴皮子还算能说会道。到能自己接业务的时候，我就算出师了，毕竟跟着师父也赚不了多少。”

问：“那你觉得做你们这行除了有一定技术外，还有什么你觉得很重要？”

答：“说实话，白蚁防治的技术含量并不是特别高，关键在于能接上业务，只要能接上业务后面的就好办了。你想想，我们一个农民，拿着一封介绍信到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单位去，贸然去找单位的领导，说我们能防治白蚁，希望能与你们签订防治白蚁的合同，你这样说谁相信你啊？何况白蚁防治的价格又特别高，怎样把人家单位的钱搞到自己口袋中来，那可不是件简单的事情。不过，我出去做事接洽业务时，还是有一套的。比如，虽然我是农民，但我的穿着打扮你绝对看不出来是农民，出门一般都是西装革履，要让人家相信你。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还很少有人用手机，城里人都很少见，我为了联系业务，早在1993年就买了一部那种现在叫砖头块的摩托罗拉手机。到人家单位，人家一看你有手机，就觉得这人不一般，人家也容易相信你，有时洽谈业务的单位领导还借我的手机打电话呢。我们洽谈业务的对象一般是单位的园林科、后勤集团、房产管理科等，领导都是不大不小的官，要说工资高也不算高，大多对钱还是蛮有瘾的，因此，在跟他们打交道时，要善于传递信息，也要善于捕捉信息。察言观色、能说会道，让别人知道业务联系上了也有他一份好处。但是，有时也要做的有度，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贪财的。”

二、社会资本增加

社会资本是从嵌入于社会网络的资源中获得的，它植根于社气网络和社会关系。因此，社会资本可被定义为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可以在有目的的行动中摄取或动员的资源。社会资本不仅仅是一种私人物品，同时也是一种集体物品，经由网络连接起来的个体都可以利用网络中的社会资本来获得相应的回报。一般来说，这些回报包括通过工具性行动获得的经济回报、政治回报、社会回报以及通过情感性行动获得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三方面的回报。隧城农民社会资本的增加，意味着他们通过关系网络获得的回报的增加，当然这与他们的交际能力提高之间是密切相关的，农民交际能力是社会资本增加的重要条件，而社会资本增加是交往空间扩大、交际能力提高的结果。

从表现形式上来看，进城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增加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交往圈子的扩大，即以个人为中心的关系网络规模扩大、网络资源增加；二是组织化，即进城农民工通过参与组织或进行自组织，使关系网络持续化，强化认同与信任。

1．交往圈子的扩大

在我国的传统社会存在着“差序格局”，农民社会关系中最主要的就是血缘和地缘关系，“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这网络的每一个结都附着一种道德要素，因之，传统的道德里不另找出一个笼统的道德观念来，所有的价值标准也不能超脱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了”。因而，农民之间通过交往形成的关系网络对于他们的意义都是由不同的人伦道德约束的，这其中最主要的莫过于“孝悌、仁义、信用”等。这些道德规范的约束使得他们对关系网络的意义的理解显得那么的朴实，往往仅局限于情感的交流。农民工进城，生活半径不断扩大，他们的社会交往空间也随之拓展，超越血缘和地缘限制的各种新型关系被建立起来，这也意味着进城农民工的社会网络规模不断扩大，蕴涵在网络之中可加以利用的资源增多，社会资本也开始逐步增加。

通过调查发现，农民工进城后对于关系在工作生活中的意义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变化，67．6%的人认为进城经历使他们认识到关系更重要了，这说明他们体会到了关系网络对于个人工作和生活的重要性在加强，关系在此时成为一种社会资本，被理性地运用于谋生存、求发展的过程中。而这种认识反过来又会提高他们在经营各种社会关系上的积极性，表5-6反映出了进城农民工对于进城后个人的交往圈子扩大的认知情况，认为交往圈子扩大这一变化与自身情况基本符合和完全符合的分别占样本的48．8%、27．7%，即总共有占样本76．5%的人认为自己的社交圈子实际上是扩大了。

表5-5　农民工进城后对关系意义的认知

表5-6　进城带来的在交往圈子方面的变化

当然，交往圈子的扩大并不必然意味着社会资本的增加，只是意味着社会资本增加的可能性变大了，因为社会资本是被利用的网络关系资源。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呢？研究发现，进城农民工不仅交往圈子扩大了，社会资本也相应地增加了。一方面，在进城谋职阶段，农民往往利用强关系来实现流动和就业，这在前文己经证明；另一方面，在城市工作生活求发展时期，进城农民工不仅仍然利用已有的同质性强关系，而且也开始利用一些异质性的弱关系来求得自我的发展。如调查发现，在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时，进城农民工中从亲属、朋友、老乡哪里获得精神性支持的总共占到了样本的78．3%；而在遇到困难时，进城农民工依靠自己和亲戚朋友来实现困难解决的总共占65%，但依靠异质性弱关系（如非同乡的同事、打工所在地的本地人）的也占到了21．4%。有学者研究发现，农民工进入和融入城市生活存在两个基本阶段：生存阶段和发展阶段。

在生存阶段中，围绕着强关系结成的社会网络为跨情境流动中的行动个体提供了保护伞，成为农民工在城市立足的基本条件，农民工的社会行动及其意义脉络都是依照这种以初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组建的，具有实质理性的意涵。在发展阶段中，农民工除了利用现有的同质关系外，还必须充分利用具有异质成分和制度因素的弱关系，寻求在城市生活中发展的信息、机遇和资源。这与笔者的调查结论是完全一致的，也充分说明农民工进城后社会资本增加了。

2．组织化

农民工进城后社会资本的增加，还体现在农民通过加入组织或进行自组织本来实现个人目的的达成。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根源于“或多或少制度化的、相互熟识和认可的关系所构成的持续性的网络当中，换句话说就是组织的成员关系之中”；科尔曼强调了社会资本的集体性质，将信任、规范、特许、权威和封闭作为社会资本概念的组成部分或表现形式；普特南则指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这些学者的研究表明，通过参与制度化的组织，可以保持关系网络的持续性联系，强化网络中个体间的认可和承认，从而增加个体的社会资本，这些社会资本则被利用来实现进城农民工的各种目标。

农民工进城一般都是个体或家庭决策的结果，众多的农民工是分散的、无组织的。但近些年来，由于国家政策对进城农民工的保护与支持，社会对进城农民工观念的转变，进城农民工被认为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此也被准许加入工会组织，到2003年底，全国大约有3400多万农民工加入到了数以百计的打工地城镇的工会组织。尽管目前农民工工会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将进城农民工纳入工会组织，实际上是增强了进城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维护进城农民工权益的作用。通过加入工会组织，在同一工作单位的进城农民工之间互动更为持续、相互之间的认同感、信任感也可以得到加强，个体的社会资本得到了增加。当然，除了工会组织外，一些进城农民工还参与了一些由城市居民组织起来的社团，通过这种途径建立起与市民的某些联系，提高自身社会资本的存量。除了加入组织之外，进城农民工还自己组织创建起一些社团，将具有某些共同属性并具有一致性利益的成员凝聚起来。普特南认为，通过促进信息交流、建立互惠规范、培育相互信任，社会资本有助于推动自发合作，因此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社团则恰好能够产生出这种形式的社会资本，如在某些地区或单位的进城农民工自己组织了一些非正式的民间社团，如业余爱好团体、文娱体育团体等，这些所谓的“草根团体”能够为成员提供信息、激励、自我表达的机会、社会支持、归属感和相互帮助，对成员产生不同的“内部效应”。还有一些分散经营的个体进城经商的农民为了节约交易成本、减少相互之间的竞争、增进合作，有时也会通过自组织方式来实现这些目标，社会资本存量也得到增加。

个案5-5：一个白蚁防治自组织团体

M市Y镇一个白蚁防治群体的自组织现象，这里再加以深入剖析。

Y镇的白蚁防治群体在整个M市都是很有名气的，因为从事这一行业的人比较多，而且赚钱多的也不少。1998年以前，商家一般都是单干，有技术、有能力的人进城联系业务，接到单位签订防蚁合同后，再从农村找人出去帮忙。由于南方各个省中还有不少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加之本地的人也不少，因此行业内的竞争还是相当激烈的。甚至出现过恶性竞争的情况，即当甲跟某单位准备要签订合同时前，乙同该单位联系，使用贬低、诽谤甲或者压低价格等手段从中作梗，按照他们自己的话说，这叫做“戳单位”。因此，在Y镇的白蚁防治群体中不乏因为商业不良竞争而发生的冲突，打架的事都出现过好多次。不过，因为出于共同利益的考虑，某些个体之间的关系仍然十分紧密，因为他们发现与其互相“戳单位”，还不如一条心。如，甲如果接到单位，乙、丙等手头没事做，甲因为一个人无法完成防治任务，就叫乙、丙来帮忙，收入分配上接到单位的甲分配较大的份额，乙、丙相对分得较少一部分，但比纯粹干体力活的雇工群的平均工作日收入还是要多不少。下次，当甲手头没有单位而乙或丙有单位时，甲也可以参与到乙或丙的工作中，获得一部分收入。这样，每个人在一年之中就不会因为某个时段中没有接洽到单位而白白在外生活开销。因为，在外开销的成本是相当高的，住宿、吃饭、交通、通讯、人情等，平均每人每天要花费约50元。而且，由于都是单干，在外地想要获得需要防治白蚁的单位的信任也很难，因为个体没有权威。

1998年，Y镇几个收入较高的人建议最好将Y镇中从事白蚁防治的人组织起来，在这一年年底的时候，M市白蚁防治所成立，挂靠在M市科协的领导之下，对外宣传是科学研究型企业性质，但实际上只有一个空壳。根据从业资历、业务能力、收入水平等，初创者被赋予了不同的头衔，办理正式的工作证。这样一来，原先分散经营的个体现在归属于一个“企业”，可以在团体内部分享信息、资源，获得支持和帮助。而且，由于组织具有法人地位，权威性得到增强，个体也可以从中得到好处，在外接洽业务时更容易得到别人的信任。(www.xing528.com)

Y镇这一白蚁防治群体终于由个体化生存走向了组织化生存，尽管实际上他们在外出联系业务时仍然主要以个体为单位，但是无形之中的那根链条，将群体中的所有人持久地联系在一起，对于牟取共同的利益起到重要的作用。自此，很少再发现Y镇这个白蚁防治群体内部矛盾或冲突了，相反，群体成员之间的交往日见密切，在外互相帮忙的情况比较多，放假过节相互之间串门成为约定俗成的惯例。

三、观念行为变迁

所谓观念是指人们的思想意识，包含人们对客观存在的认识和觉悟。从哲学的角度讲，观念是主体在自身活动中对客体反映的结果，同时它也是自身感受与前人经验的结晶，是文化传统潜移默化的积淀。观念作为一种思维活动的结果，其本身具有能动性和独立性，并不一定随着客观社会条件的变化而立刻变化，其对人的行为控制具有惯性。观念不易改变，并非意味着观念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就群体和整个社会而言，观念总是在不断变化着的。人的观念与行为之间往往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内隐的观念指导着外显的行为。

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客观的社会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尽管在传统农村社会中所获得的观念仍然强烈地占据着进城农民工的头脑，但是城市生活对传统的解构以及农民在城市中的继续社会化，对进城农民工的观念更新以及行为变迁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调查发现，进城农民工在返回家乡后对农村的生活有不习惯的现象存在，这种不习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城市生活经历所塑造出来的观念与行为和农村生活的观念与行为之间产生了不一致。在346名进城农民工中，返回家乡后不习惯农村生活的有95人，占样本总数的27．5%。从表5-7中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出不同年龄段进城农民工返乡后的情况，数据明显地显示出年龄越大的农民回到家乡后习惯农村生活的比例越高，相反，越是年轻的农民回到家乡后习惯农村生活的比例越低，而不习惯的比例越高，两者之间呈现出高度的相关关系。通过计算年龄与返乡后不习惯农村生活之间的相关系数，得到Gamma等级相关系数为－0．150（a＜0．05），证实了年龄与习惯家乡之间的关系。不仅年龄和进城农民工返乡后是否适应农村生活之间存在着关系，进城农民工的文化程度也与他们返乡后是否习惯农村生活之间存在一定相关关系，根据表5-8计算得到文化程度与不习惯家乡程度的等级相关系数G＝0﹒184（a＜0．005），即文化程度越高，越不习惯返乡后的农村生活。

那么，农民工进城后到底在哪些方面发生了观念和行为上的变迁呢？笔者认为，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表5-7　不同年龄进城农民工返乡后是否习惯农村的生活

表5-8　不同文化程度进城农民工返乡后是否习惯农村的生活

1．经济生活方面

城市是一个商品经济的海洋，商品流通频繁而发达，进城农民工需要不断地参与商品生产和流通，在此过程中他们的商品经济意识得到了强化。同时，进城农民工在城市从事非农职业，劳动力的商品化无形之中会给他们某种潜在的暗示，促使他们对传统的个体意识产生怀疑，即个人不再仅仅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个体，而是一个可以通过参与生产和流通创造更大价值的个体，认识到商品经济社会给人们改变自身的命运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这一切不仅有利于进城农民工相信个人可以支配他周围的环境，体现出个体的效能感，而且还会实际上改变他们的某些与经济有关的观念，如投资意识、消费观念、契约精神、商品意识，进而改变他们在生产、消费和交换等方面的行为。

首先，是生产方面。农民工进城后，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离开了土地，他们对土地的依赖程度也逐步变小，其中那些直接从学校毕业就外出务工经商的青年农民更是对土地没有任何的留恋情感。同时，通过进城从事非农业劳动，能获得相对较高的收入，使得进城农民工更是不愿意再过“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业生活方式。体现在生产上，进城农民工一般都将土地转包给他人耕种或是干脆抛荒，农业生产性投资减少而生活性支出增加，农民不愿再把钱花在传统农业上，更多的是将日常消费剩余的资金用于盖房子、购置耐用消费品等方面。而且，相当大一部分进城农民工心目中理想的投资项目是做生意，至于具体干什么则大多没有明确的想法。表5-9反映出农民工进城后心目中理想的（如果有一笔钱，想怎么做？）投资意愿，可以看出想做生意进行生产性投资的有153人，占44．2%，而存银行、买保险等信贷性投资和保险性投资的共有11人，仅占3．1%。这些数据说明进城农民工投资意识比传统农民有了较大的改观，不过实际的情况又是如何呢？表5-10反映出了进城农民工赚钱后实际的用途，可以看出真正用于生产性投资的只有46人，占13．3%，而存银行暂未动用的有45人，占13．0%，其他的则基本上可以看作是生活消费。当然，这一状况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农村投资渠道单一、进城农民工资金有限、投资风险意识缺乏、文化素质不高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不愿在传统自给自足型农业生产上进行投资可能是农民工进城后在投资意识和行为方面最大的变化，调查过程中，“务农没有什么出息”是他们常常挂在嘴边的话，而这也是对他们投资意识和行为变化的最真实的心理刻画。

表5-9　进城农民工的投资意愿

表5-10　进城赚钱后的实际用途

其次，是消费方面。消费观念和行为的变化可以说是进城农民工在流动中观念与行为变迁最为明显的体现，这当然与他们的城市生活经历所得是直接相关的。城市生活中，处处是诱人的各色商品，处处散发出消费至上的气息，这些有形无形的东西刺激着进城农民工的神经、激发着他们内心深处的物质欲望。同时，通过进城务工经商，他们也获得了可以用来消费的金钱，这些金钱远远大于在农村进行农业生产的所获。有了消费的资本，加之又受到城市消费方式的影响，进城农民工的消费观念和行为也发生了变化。吃穿住用行，进城农民工不再像往常那样处处节俭、精打细算。一些研究认为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赚了钱后一般都是带回农村进行消费，这对于大多数进城农民工来说，无疑是一个主要的事实。但是，对于很多进城的未婚青年农民来说，情况似乎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他们的父母暂时还能养活自己、他们还没有体会生活的窘迫、他们也没有为未来而储蓄的想法，这些都导致了他们在消费观念上与城市人相比越来越近，在消费方式上与农村人相差越来越远，其中还不乏超前消费、举债消费的案例。

个案5-6：能挣会花才现代

个案5-4中的HL，是一个典型的“能挣会花”的进城经商的农民七从他的穿着打扮来看，绝对看不出他是农民。

问：“我看你穿戴打扮不简单，你是怎么看待过日子的？”

答：“你别看我现在这样子，其实我是从吃苦的日子走过来的。我十五六岁就在外面建筑队做小工，吃了不少的苦。以前没钱的日子过得很多，过得都怕了。现在经济条件比较好了，该享受的一定的要享受，人一生就这么长，钱反正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

问：“那是不是因为你在外面呆的时问比较长，才有这样的想法的？”

答：“应该是吧。在农村，以前你哪敢这样消费啊。一方面是因为没有钱，消费不起，再一个就算你有钱，你也不敢多消费，因为怕别人眼红，而且要为子女以后读书盖房子结婚存钱。”

问：“那现在呢？子女同样要读书盖房子结婚啊。”

答：“现在，我觉得不同了。我觉得城里人就很少把钱都留给子女的，我跟他们交谈时，大多数人觉得只要供子女读书就够了，以后怎么样靠他们自己。俗话说儿孙自有儿孙福，以后他们自己去争取。”

问：“所以，现在才大胆地消费？”

答：“也不是说大胆地消费，只不过比一般家庭要宽裕一些。而且，我在外面联系业务时，你不消费也不行，该买的要买，该用的就要用，我觉得有时消费也能带来好处。”

问：“怎么讲？”

答：“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我前面跟你说过我买手机的事，当时（1993年）一部摩托罗拉的手机要6000多元，我说要买一部，我老婆和家里人都说我做人不踏实，好享受。我没管那多，坚持凑钱买了一部。就是这部手机，帮我带来了几十万的利润。别人到处跑去联系单位，我有时坐在家里接到一些以前没有联系过单位打来的电话，叫我去跟他们签合同，原来都是以前认识的一些单位的老板或处长们帮我介绍的。因为在那个年代手机少见，别人觉得你有实力，相信你。我还打算今年或明年去买辆小轿车，主要是外面跑业务时用，过年回家就家里人用。”

第三，是交换方面。传统中国人的经济交换行动可以说是一种典型意义上的社会交换，他们交换的不仅仅是经济性商品，而且是一种社会性商品，或者说经济交换中蕴涵着社会交换的性质，交换依靠的是“熟人社会”中的相互信任与义务，具有明显的人格化特征，交换者之间并不需要订立什么契约。费孝通在分析传统中国的乡土本色时谈到，“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相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了法律。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进城农民工在城市中体会到了城市交换过程中规则与契约的意义，尽管很多时候他们是通过被动的“试错法”来了解这一点的。因此，在交换过程中，契约精神、商品意识逐步增强。例如，以前农忙时，农户之间互借劳动力，你家插秧、我家帮忙，一家碾谷、全村帮忙，这样的场景是农忙时最常见的景象；然而现在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请劳动力帮忙干农活要事先说好价钱，供饭、买烟、付工钱，样样都不能少。还有，以前农民之间借钱，不用付利息，数额不大时借条都很少写；现在则不同了，借钱要订条约，利息多少、什么时候还、到期未还如何处置等等，一并要写到条约里去。尽管这些变化并非一定是因为农民工进城所带来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农民工进城使得城市的交换方式逐步渗透到了乡村地区，并在潜移默化中改造着进城农民工的交换观念和行为。

2﹒职业意愿方面

农民工进城从事非农职业，感受城市生产生活方式，这种经历对他们个人关于进城务工的职业评价以及未来的职业意愿都有较大的影响。农民大规模进城务工经商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的，当时农民工进城还被某些人认为是不务正业，某些职业如拾荒、保姆、服务员等被看作是丢脸或下贱的。因此，也导致一些从事这类职业的进城农民工对自身的职业有种“遮遮掩掩”的感觉。加之，老一辈的“安土重迁”观念对人们的束缚比较严重，进城的人哪怕是在城市就业，但是一般农忙季节都会回家帮忙，而且过年是一定要回家的。然而，随着农民工进城的规模日渐庞大，进城带来的好处日渐彰显，进城农民工自身对“打工”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未来职业的期待，并改变着整个社会对农民工进城的观念和态度。从职业评价来看，调查中当要求被访者对自身的职业与城市居民的职业进行综合比较时，选择“不比城市人差”的有98人，占28．3%，选择“比城里人差”的220人，占63．6%，选择“不好说”的28人，占8．1%。而和居留农村的人口进行比较时，认为比农村务农好的有287人，占82．9%，认为比农村务农差的仅有20人，占5．8%。可以看出，尽管大多数进城农民工对自身的职业与城里人的差距认识比较清醒，但与农村相比他们还是相当自信的，这种自信也使得他们在返回农村时往往非常注重自身的形象，也很爱面子，因为他们毕竟是出门闯荡过的人。从职业意愿来看，当问到“以后还有没有进城务工打算”时，明确表示仍然进城打工的占45．1%，表示不会进城的占28．6%，其他26．3%人暂时还摇摆不定，见下表5-11。问到“如果以后不打工了回到农村，准备选择什么职业”时，只有55人选择了仍然从事农业生产，占15．9%，而其中选择当传统农民的仅仅有19人，占5．5%。相反，绝大多数进城农民工的职业意愿是从事非农职业，如学技术搞副业、搞个体户、办企业等，合计有237人，占样本总数的68．5%，见下表5-12。而从实际情况来看，近年来农民工回流创业的研究对进城农民工职业意愿的变化给予了有力的证明。

表5-11　以后进城打工的趋势

表5-12　进城农民工回乡后的工作意愿

3．婚恋生育方面

农村进城务工经商者中青年居多，其中未婚者的比例很高，已婚青年中尚未生育的比例也不低。调查发现，346名进城农民工中，130人未婚，占37．6%，未婚者中男性55人，女性75人，分别占42．3%和57．7%；22岁以上未婚者有41人，占未婚者的31．5%。在已婚者中，法定结婚年龄（男22岁、女20岁）以下结婚的只有1人，25岁及以下结婚的只有29人，占25岁及以下进城农民工143人的20．3%。而在194名己婚者中，有22人暂未生育，且全部为31岁以下者，约占全部已婚者的10．2%，占31岁及以下己婚人数97人的22．7%。在城市的工作生活经历、城市的婚恋生育文化等，都会对进城农民工的婚恋生育观念带来一定的影响，并导致他们在婚恋生育行为上的实际变化。

从恋爱婚姻方面看，体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

一是婚恋自主性增强，“父母之命、媒约之言”让位于“自定终身、自由恋爱”。青年农民进入城市后，由于离开父母的约束，离开传统的束缚，在恋爱结婚方面的自主性也不断增强。例如，过去农村中男女青年的结识主要是通过媒人或亲戚介绍，现在外出务工青年男女认识的机会增多，往往是通过相互交往加深感情，自由恋爱而走向婚姻殿堂；过去农村中青年男女择偶讲究的是门当户对，家庭地位、物质生活等摆在相当重要的地位上，而现在由于青年男女在城市中生活，他们关注的往往是结婚对象的个人条件，而不受家庭条件的束缚；过去农村中青年男女是否结婚、什么时候结婚往往由双方父母说了算，而现在很多在外务工经商的青年男女在确立恋爱关系后往往是自由决定什么时候结婚，有时哪怕在遇到父母干涉时仍能坚持己见。

二是通婚范围扩大，跨区域通婚比例上升，城乡通婚现象出现。农民工进城后，交往半径从乡村扩大到城市，未婚者择偶的范围也随之扩大。过去农村通婚的范围很小，半径一般在10公里之内，现在由于认识的途径扩展，通婚的范围大大扩展了，跨镇、县、地区，甚至跨省的婚姻都增多了。如在笔者调查的一个自然村中，外出打工的青年34人中，男青年19人中娶回外镇、外县、外地区或外省的有8人，而15名女青年中嫁给外镇、外县、外地区或外省则多达10人。当然，跨区域婚姻一般是农村人与农村人结婚，但也有少量农村青年与城市人结婚的现象，特别是进城女青年嫁给城里人的现象。这其中，还包括一种称为“准婚姻关系”即进城女青年被“包二奶”的失范现象，一度在国内引人关注。

三是择偶标准提高，特别是进城未婚女青年的标准提高，一定程度上导致她们初婚年龄推迟。从农村出来的进城男女青年，在外见了世面，对结婚对象的要求也开始升高。一般来说，男青年更为关注女性的相貌举止，在这些方面的标准较高，而不在乎结婚对象是来自农村还是城市。而进城女青年则比较关注男性的地位、人品、事业心，希望嫁给城里人。但是，对进城女青年来说，标准的提高结果却往往意味着大龄未婚，尽管她们不愿意再回到农村重复他们的母亲走过的路，不满足于“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然而她们又很难真正融入城市，很难改变“外来妹”的身份，很难走入城市男性青年择偶者的视野，这种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反差成为她们择偶和婚姻中的一大障碍，这也是导致打工妹中未婚比例高的重要原因。因此，大量进城女青年初婚年龄向后推迟，待人而嫁，据研究，婚前初次外出者的平均初婚年龄比农村未外出女性要大近0．65岁。

个案5-7：嫁人难，难嫁人

YLL，女，湖北麻城人，26岁，初中文化程度，从18岁开始到深圳打工一直到现在，现在已经在一家公司做上小白领了，但仍未结婚，为此很烦恼。

问：“在深圳，谈过男朋友吗？”

答：“谈过，还不止一个，最后都吹了。”

问：“为什么呢？”

答：“要不就是看不上，要不就是两个人合不来。”

问：“那你希望嫁给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你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应该是怎样的？”

答：“我希望有什么用呢？谈恋爱、结婚很多时候是靠缘分的。如果说希望，那我当然希望嫁给城里人，我肯定不愿意再回农村过日子了。”

问：“是看不起农村人吗？”

答：“也不是，我自己都是农村来的，怎么会看不起农村人呢？主要是不想走父母的老路。”

问：“那现在打算怎么办？”

答：“不好办，但我绝对不会嫁给农村人，宁愿不嫁。”

问：“不嫁是气话吧？总得想个办法。你觉得为什么没有找到合适的城里人呢？”

答：“城里有钱有地位有文化的看不上你，你跟他们不是一个圈子里的人。再说虽然我薪水还不错，但自己文化程度也不高。而没钱没地位的我自己又不太情愿。总之，说白了，我自己现在都觉得自己有点眼高手低的。”

四是夫妻感情亲密与疏远双重变奏，双宿双飞与劳燕分飞并存，婚姻关系中不稳定因素增多，一定程度上也导致离婚率升高。对于已婚的农民而言，进城的方式一般有三种：第一种是夫妻双方都进城，并且同在一个城市的；第二种是夫妻双方都进城，但在不同的城市；第三种是夫妻双方中只有一方进城，另一方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或其他职业，照顾老人孩子。这三种方式中，只有第一种属于双宿双飞型，夫妻团聚得到基本的保证，而后两种则属于劳燕分飞型，夫妻之间离多聚少。这种劳燕分飞的状况往往会造成夫妻关系的不稳定，因为夫妻之间长期缺乏交流，加之天各一方，生活的环境各不相同，各自的价值观念、心理状态受环境的影响而使得双方之间的差异变大，这些都会导致夫妻情感的逐渐疏远，婚外情也时常发生，这些问题严重到一定程度时就可能导致离婚。近年来，己婚农民工进城导致婚姻破裂的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很多基层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件中，因进城打工而离婚的比例很高，一般占到了60%、70%。

从生育方面看，主要体现出三个方面的变化：

一是随着进城男女青年初婚年龄推迟，导致生育孩子的年龄推迟，即晚婚晚育。很多新婚夫妇结婚前就己进城务工经商，婚后一般也延续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夫妻双方一起进城，他们往往想乘自己年轻、没有孩子、尚不需要在家照顾父母等有利条件，好好在外奋斗几年，为以后抚养子女、赡养老人、翻盖新房等留下一些积蓄，因而选择了暂时不生小孩。这与过去农村男女青年结婚后头年或第二年即生育孩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表明晚婚晚育己经渐渐成为进城农民工的基本意识。

二是生育意愿上，理想生育孩子的数目减少，而实际生育孩子的数目也减少了，即少生观念和行为逐渐稳定。由于进城农民工本身就是农村人口中文化素质较高的一部分，他们的理想子女数目一般来说要比文化素质较低的人少，对从农村迁到城市的迁移者来讲，当他们进入城市，经过一段时间城市生活潜移默化的影响之后，会在观念、生活习惯等方面逐渐与城市居民相适应，这样他们会逐渐改变和最终放弃原有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生育模式必将趋向于城市居民的生育模式。据调查，农村外出妇女理想子女数多为1个或2个，这与从未外出的妇女的意愿大体上一样，但是在比例上却存在较大的不同，表现为外出妇女想要的1个孩子的比例要高于从未外出的妇女。从实际情况来看，在笔者的调查中，已育者中一般生育1～5个孩子，平均生育1．61个，其中生育1个、2个、3个、4个、5个孩子的人数人别为107人、64人、15人、7人、1人，而35岁及以下者中，生育不超过3个孩子，其中生育1个、2个、3个的分别为91人、23人、1人。当然，考虑到目前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家庭还有生育的可能，加之计划生育政策的制约，预计大多数进城农民工一般生育2个孩子。

三是受城市价值观念的影响，生男偏好开始减弱，即生男生女都一样的观念不断涌现，但实际行为并未完全与观念体现出一致性。生男偏好一直是中国传统生育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也是导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重要原因。农民工进城，受到城市男女平等思想的熏陶，开始逐步地认同男女平等的观念，在生育意愿的性别选择上也开始慢慢接受生男生女都一样的观念。不过，不同性别的进城农民工在生育的性别取向上是不同的。从女性的角度看，有关调查显示，只想要一个孩子的妇女中，约有1/3的妇女存在着男孩偏好；在想要两个孩子的妇女中，有超过70%的妇女想要一男一女，大部分妇女期望得到性别平衡的完美结局。而从男性的角度看，一项对苏南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研究表明，在性别偏好方面，流动人口中男性倾向于生育男孩的比例达到22．8%，而女性倾向于生育男孩的比例仅为9．7%；反之，男性倾向于生育女孩的比例仅为6﹒5%，而女性倾向于生育女孩的比例则达到17．1%，反映出男性还是比女性倾向于生育男孩，女性比男性倾向于生育女孩。从实际情况来看，笔者的调查表明，在35岁以下已育有小孩的115人中，共生育小孩140个，平均生育1．22个，其中男孩为78个，女孩为62个。生育1个、2个、3个孩子的进城农民工拥有的孩子中男性与女性的分布情况见下表5-13，数据表明进城农民工实际生育的孩子中男孩的比例要高于女孩，当然这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不过从生育两个孩子的人来看，大部分头胎生的是女孩，然后按照计划生育的政策四年后怀二胎生男孩，这显然反映出了生男偏好在进城农民工的心目中仍然占据很重要的地位，根深蒂固的生男偏好并不是那么轻易地就范于城市现代观念的冲击。

表5-13　35岁以下进城农民工生育孩子的性别分析

4﹒知识教育方面

外出就业引起了外出者对科学文化知识的需求，特别是那些从事层次较高职业的人们明显感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性。进城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中，明显地感觉到了不同文化程度、不同技术水平的人在求职难易程度、工资待遇上的明显差别；在城市的安活中，他们同样深深地体会到了没有文化的尴尬、无奈和痛苦。因此，由于进城的体验，往往导致他们对知识和教育的观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或者说他们对知识和教育的理解更为直观和深刻。下表5-14，反映出进城农民工进城前后对于知识的态度变化，346人中，有297人认为进城后个人更加尊重知识了，占样本的85．8%，而认为基本没有什么变化的仅仅不足15%。

表5-14　进城带来的在尊重知识方面的变化与自己是否相符

进城农民工在知识教育方面的观念与行为变迁，体现在两个主要的方面：

一方面，一部分进城农民工个人开始注重自身的继续社会化。前文讨论了进城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增加问题，实际上，人力资本增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一部分进城农民工充分地意识到了知识技术的重要性，认识到知识就是力量、技术就是金钱，因而为了更好的适应城市，在城市中主动进行继续社会化，如成人教育、职业培训等。在笔者的访谈中，有参加公司职业技术培训，提高业务能力，并进而获得较高级别薪水的；有在餐馆当服务员，而后自费上厨师学校，后来回县城自己开餐馆当上小老板的；还有在公司当文秘，自感知识欠缺，通过自学考取大学成人教育学院的。在他们那里，听到最多的就是“出门在外，没文化是寸步难行”，还有很多人表示很后悔没有听父母的话而辍学、后悔上学时没有好好读书，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这些感受无疑折射出他们对知识和教育的观念正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不过，真正能在城市中有机会接受正规继续教育、职业教育的人还是少数，因为大多数进城农民工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和空余时间来支付教育机会，而且大多数用人单位也很少为进城农民工提供职业技能培训的机会。

另一方面，大部分进城农民工在教育上的“后代关注”现象十分明显。进城农民工自身的文化程度一般都不高，绝大部分处于初中文化水平以下，而且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觉得自身己经不可能再在文化水平上得到什么提高，认为自己的一辈子也就这样了，因此他们转而将未来的希望都寄托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好好学习，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希望他们能考上大学，跳出“农”门，不要再重蹈他们的覆辙，不要再走他们的老路。所以，他们舍得在子女的教育上投资，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子女提供最好的受教育机会，如送子女到乡镇中心学校甚至是县城私立学校读书，聘请家庭教师，送子女上寒暑假的培训班等等。而一旦子女学习成绩不好，用心良苦的他们往往感到痛心疾首而又无能为力，甚至感到十分的绝望。当然，家庭条件不同的进城农民工对子女教育的支持力度显然是不同的，能够象下面的个案5-8中为子女教育而进城的毕竟是少数。大部分进城农民工虽然想要给子女好的教育机会，但是迫于经济压力，也因为进城不在子女身边，因此事与愿违的情况较多，这也是目前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成为一个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的原因。

个案5-8：进县城就是为了子女读书

LXQ，男，湖北麻城人，1967年生，个案5-4、5-6中HL的师父，从事白蚁防治工作近20年，家庭经济条件非常好，在农村盖有两层小洋楼，1999年从农村搬进城里居住，开始是租别人二室一厅的房子住，后于2003年将全家户口迁入县城郊区，同样是农村户口，并盖了新房子。

问：当初为什么想到去城里，城里租房子条件应该没有你家里自己盖的房子好啊？

答：不光是你，当初好多人都想不通，我父母也反对，但是我坚持要去城里，主要的考虑就是细伢（麻城方言，指子女）读书的问题．我的两个伢当时一个读小学四年级，一个读一年级，农村小学的教育条件实在是太差了，而且有些老师也不负责，通宵达旦地打麻将。我的小儿子回来说，上课时老师还动不动打人。考虑到这些情况，我决心要到城里去。

问：“那成本还是蛮高的啊？”

答：是的，但也顾不上那么多了。你说，我们（指他和妻子）当时都已经30多了，好不容易有点积蓄，不用在细伢身上还要做什么呢？反正我们一辈子都定了，文化不高，靠拼命在外赚钱，不希望他们以后跟我们一样没文化。要细算成本的话，前前后后，费了不少力。刚进城时经济条件还不算特别好，只好租住房子，两个份是花钱走关系到县城的学校读书，要不然就是借读。房租一年要3000多元，然后我老婆在城里接送照顾两个孩子，加上城里什么都靠买，农村的田地也没有种，房子空着，里外里也有不少。幸好这些年我在外头还算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