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农民工的社会网络涉及到农民工进城就业的方式以及农民在城市生活中的人际沟通和社会关系问题。在进城就业方式上，农民主要是依靠熟人关系网络来操作完成；在与城市人的沟通交往上，由于农民工在语言、生活习惯、人际交往方式、文化程度等多方面的巨大差异，他们与城里人之间出现了严重的沟通障碍。特别是进城农民工在文化素质和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上的显著落后性，使得他们被视为城市的“另类”，得不到基本的尊重和人际关照。因而，城市农民工基本上被排斥在城市主流社会关系网络之外。
一、找工作过程中的关系网络
关于就业与关系网络运用的研究最早来自于美国著名的新经济社会学家格兰洛维特，他20世纪70年代初对社会网络在职业流动中的作用这一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他发现，当个人运用他们的社会网络来找工作时，他们更可能通过弱关系而非强关系找到合适的工作，其中缘由在于强关系提供的信息一般重复性较高，而弱关系可以充当工作信息的桥梁。他还发现：通过弱关系得到信息的人往往流动到一个地位较高、收人较好的职业，而通过强关系得到信息的人向上流动的机会则较少，他把这一现象称为“弱关系的强度”，并提出了著名的“弱关系假设”。“弱关系假设”提出以后，很多学者从网络结构观的视野对此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林南修正了“弱关系假设”，提出了社会资源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弱关系连结着在社会分层体系中处于不同阶层拥有不同资源的人们，而强关系则连结着相同阶层拥有大致相同的社会资源的人们，因此比较而言，弱关系比强关系在资源交换上更具有工具性意义。所以，动用弱关系谋求职业更为有效，找到的工作也更好。
最早从这一假设出发对中国大陆进行的研究却得出了与格氏相反的结论，边燕杰博士对天津就业问题的研究说明在华人社会中强关系比弱关系更为重要。他认为关系的本质是促进人们恩惠交换的一组个人之间的联系，华人社会中个人求职渠道是通过强关系而非弱关系建立的，由此他提出了“强关系假设”。之后，他又运用天津的调查资料并联系经济体制转轨进一步证明了在转型经济中强关系的作用仍然很大。近几年来，一些国内学者也开始重视社会网络研究，许多研究都试图证明，在进城民工的求职和下岗职工的再就业过程中，社会网络发挥着提供信息和信誉保证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刘林平还创新性地把关系区分为四种，即强关系、弱关系、弱强关系和强弱关系，并对格兰洛维特关于强关系提供信息的同质性较高的观点进行了补充，他论证强关系也是有信息交流的，也会带来新信息。
那么，进城农民工在找工作过程中究竟是依靠正式的就业渠道还是动用关系网络呢？按照社会学研究的观点，农民向城市流动的过程事实上也是一种新的社会地位获得的过程。一般认为，地位获得有三种机制：权力授予机制、市场交换机制和社会网络机制。然而在我国，一方面，由于体制性因素的制约，农民无法获得体制所提供的优惠从而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在信息不对称及市场发育不完善的情况下，农民也很难在市场交换关系中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面临此种情况，农民不得不依赖体制外的社会关系网络来争取流动机会进而获得新的社会地位。通过调查发现，在346位进城农民工中，共有65．6%的人进城打工的信息来源于打工的同乡或自己的亲戚朋友，22．8%的人是自己依靠个人能力找到工作，而依赖招工队招工、政府组织以及媒体广告等正式渠道进城打工的农民只有40人，仅占11．6%，见表4-31。这说明，大部分农民工进城就业都要动用个人的关系网络。而且，关系网络不仅提供了就业的信息，有时还能提供直接的帮助，如说服老板接收自己的老乡到工厂工作等，这些类似情况在调查中也经常发现。其他机构或学者在流动民工与社会网络方面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例如，劳动部1994—1995年在我国8个省进行的调查数据表明，农民出省就业的，54%是由亲朋好友介绍的，22%是靠自己，12%是由私人包工队带出的，而仅有不到5%的是依靠劳动部门和政府其他部门组织介绍的。另一项对济南市的流动民工的调查也反映，进入济南的流动民工，其迁入所依赖的信息，32．8%是来源于在本市打工的同乡或朋友，30．8%是来源于在本市居住的亲属或朋友，12．5%是来源于本村居住的亲属或朋友，9．7%是来源于招工队，而信息来源于报纸广播电视和招工广告仅占2．8%和2．1%。从这些调查资料可见，熟人关系在农民工进城获得就业岗位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究其原因，除了体制性障碍因素外，关键在于农民对流动成本的衡量。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农民工在社会位置的变动中对血缘、地缘关系的依赖，并非一种传统的“农民习惯”，而很可能是一定结构安排下的节约成本的理性选择。或者说，农民的社会资源是有限的，而亲缘和地缘关系是他们所能利用的少数资源中支付成本最低的一种。
表4-31 农民工进城打工的信息来源
个案4-11：找工作靠老乡
LCL，男，38岁，湖北麻城人，小学文化程度，30岁时丧妻，上有60余岁的父母，下有一儿一女。在家乡种田根本就无法赡养老人、抚育子女，只有出门打工。可是自己文化水平低，身体也不是特别好，出门最难的就是找工作。
问：“你每次出门打工时，是事先已经联系好了工作还是进城后再找？”
LCL：“一般都是先联系好了工作，进城后直接上班。像你说的那样进城后再找工作，那要是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在城里的吃住等开支不是白费了！”
问：“那每次是怎样联系工作的？”
LCL：“那肯定是靠亲戚朋友了，主要是本村的人。我们村在外打工的人比较多，每年大家回家过春节时，一般就要互相询问一下工作方面的情况，看看来年到哪里去好一些，有时没有门路，就在家种田。一旦外面有招工的，村里的人就会打电话回来，叫我们出去，这样就可以少冒一些风险。”
问：“你觉得同村人在哪些方面会对你找工作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呢？”
LCL：“那就很多了，一下子也说不清楚。比如说，有招工信息了，他们打电话叫我们出去，一般可以直接上班；有时，我打电话让他们在外面多留意他们上班的单位是否招工，一旦有的话再出门；还有的时候，亲戚朋友在外面打工，他们直接地向单位询问是否要人，推荐我们去上班；偶尔在城里没事做的时候，他们还帮着扶持生活，这样我们也可以放心地出去找工作了。”
二、城市生活中的关系网络
农民从农村流动到城市，不仅仅是一次空间上的位移，同时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也从乡村转移到了城市。城市与农村的社会关系差别明显。农村社会关系以血缘、友缘等个人纽带为基础，内部成员互相认识，人际互动频繁而强烈，由共同的价值观和传统习俗等维系。城市的社会关系是正式的、契约性的、非人格化的、专门化的。从深度看，城市居民在互动时，基本上是作为一个角色扮演者，保持表层的、短期的关系，道德卷入和社会卷入大大减弱；相反，农村居民在相互交往过程中情感涉入程度较高，往往维持深层的、长期的关系。如果将农民适应城市、融入城市作为价值判断上的理想状态，那么假设若进城农民工能够在城市生活中建构起围绕着自身工作、生活的空间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那么这种关系网络的建构将有利于他们实现与城市社会的融合。但是，从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和沟通上来看，进城农民工尚没有真正地融入城市生活，他们与市民之间有着相当大的社会距离，社会冲突也时有发生，他们没有建立起以业缘关系、社区生活为纽带的社会网络，而主要是在城市中复制或移植乡村社会的初级关系网络。
从调查数据来看，进城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时交往的主要对象如表4-32所示。可以看出，进城农民工交往最多的对象中，前三位分别是打工的同事、在城市中的老乡和在城市中的亲戚，而这三类人大多数都是农村人。相反，他们与作为“城里人”的邻居、当地管理人员、房东等的交往则相对较少。这反映了在客观上，进城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社会距离。那么从主观上看又如何呢？调查表明，主观上进城农民工与市民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社会距离。当问到“您在城市里最信任谁”的时候，具体的回答见表4-33。表中的数据清晰的表明，位居进城农民工最信任的人前三项的分别是在城市的老乡、打工的同事、在城市的亲戚，而邻居、当地管理人员和房东等城里人则较少得到进城农民工的信任。如果联系关系强弱的理论，可以发现，前三类人都是与进城农民工维持了一种强关系，而后三类人则是弱关系。对济南农民工的调查同样反映了与此相似的情况，55．7%的进城农民工认为进城后最亲密的朋友是一同来打工的老乡，21．8%的认为是进城后认识的农民朋友，只有21．5%的人认为是进城后认识的城里人。(www.xing528.com)
表4-32 进城农民工的客观交往对象
表4-33 进城农民工的主观信任对象
表4-34 进城农民工遇到不顺心时找谁说心里话
调查表明，进城农民工在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时，主要还是从同质性关系中寻求精神性支持，从亲属、朋友、老乡处获得安慰的合计占78．3%。而进城农民工在遇到困难时，找老乡或亲戚帮忙的占31．8%，找同事（主要也是农村人）的占19．1%，两项合计占样本的50．9%，也就是说，有一半的人主要是依靠由地缘关系或乡土特质维系的强关系来帮助自己解决困难。相应地，求助于正式的机构、找当地人帮忙的仅仅只有49人，占14．2%。
表4-35 进城农民工遇到困难时如何解决
个案4-12：跟城里人不好打交道
YZJ，男，29岁，湖北麻城人，初中文化程度，主要是在外地做建筑工人。
问：“你在城里打工时，平时交往得比较多的人主要有哪些？”
答：“主要是我们一起来做工的亲戚，还有同乡的人，我一般总是跟我的小舅子家的人一起出来到建筑工地上做事，小舅子的父亲是一个小包工头。”
问：“那你跟城里人打交道的机会多不多？”
答：“很少，尽量避免，城里人很不好打交道的。”
问：“为什么呢？”
答：“他们看不起我们乡下人！他们跟你说话总是带着一副趾高气扬的味道，我们则似乎总是低人一等似的，说话的声音好像也细一些一样．你想找他们办点事那简直太难了，比如找老板请两天假，他又是要扣工资、又是要你走人的，根本就不把我们当回事。”
问：“有没有遇到过比较好打交道的城里人？比如房东、邻居或管理人员。”
答：“应该也有，但不多，本来就跟城里人交往的少，搞不太清楚。我们建筑队的一般都是住在工地上，也不存在什么房东、邻居之类，不过城里的管理人员我倒是见识过他们的厉害。”
另外，只要我们再对在很多城市中出现的外来人口聚居地的“xx村”略加考察，也不难从另一个角度来发现进城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的一个特点，即高度的同质性，换句话说，进城农民的交往圈子大多集中在与自己有一定亲缘或地缘关系的同阶层的人内部。进城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中，强关系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并且网络的规模较大、紧密度也较高；相反弱关系则较少，网络的同质性高而异质性低。而即使在农民工己获得城市户口的情况下，那种已扎根在城市人心中的不平等意识，仍然是农民工真正进入城市社会交往圈的障碍。由此可以看出，农民工尽管在城市中生活，但他们的主要社会关系网络仍然是与他们的流出地紧密相连的，他们仍然处于城市生活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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