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进城农民工的物质生活上看，在吃、穿、住、用、行等多方面，农民工都处于非常窘迫的境地，无论是客观物质生活条件还是对物质生活的主观评价，都相当差，调查数据也反映出农民工在各项消费支出方面的水平相当低。
首先，在总体消费方面，346名进城农民工中近一半（49．1%）的人每月支出总额介于200到400元之间，绝大多数（73．7%）的月支出在400元以下，而月支出高于400元的仅占1/4。通过计算中位数得出Md＝303．5元，表明样本中进城农民工平均每月的支出处于303．5元左右，接近进城农民工平均月收入的一半。尽管如此，进城农民工的这一消费水平实际上是相当低的，如果与2003年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的消费性支出相比较的话，其间的差距十分明显。2003年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为6510．94元，平均到每月是542．6元，比调查中进城农民工的月支出高出239．1元，进城农民工的月支出额仅相当于城镇居民月消费额的56%，只比2003年城镇居民中低收入户的家庭人均月消费性支出（年均3549．28元，月均295．8元）略微高一点。
表4-16 进城农民工的月支出总额
显然，进城农民工的收入决定其支出，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当然在调查中，也有月支出总额超过月收入而不得不举债度日的进城农民工案例，这些人往往是未婚的青年进城农民工。另外，除了收入之外，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影响进城农民工月支出的因素中，进城农民工的性别、年龄以及配偶是否跟随进城也对消费支出的变化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表4-17显示了不同性别进城农民工的月支出总额。经卡方检验，表明不同性别进城农民工每月支出总额差别显著，具体体现为女性平均每月的支出要低于男性，经过计算中位数，也可以发现这一点，Md女＝279．7元，而Md男＝324﹒2元，男性每月比女性支出多44．5元。当然，这与女性平均月收入比男性低有关，并且中国的农村女性向来也以勤俭持家而著称，传统文化中对女性在消费方面的约束在进城女性农民工的身上也得到了一定的体现。表4-18对性别与月支出之间的相关性做了检验，经计算得到Cramer，sV相关系数为0．175（a＜0﹒05），说明两者之间的相关程度一般。
表4-17 不同性别进城农民工每月支出总额
进城农民工的年龄与月支出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系，从表4-19中可以看出，处于25岁以下和46岁以上年龄组的进城农民工中每月支出总额在400元以下的分别占该年龄组的79%和91．7%，这两个年龄组每月消费在401元以上的比例明显比26～35岁及36～45岁年龄组低一些。由于801元消费区间及46岁以上的人数较少，如果我们将数据稍加合并，即将每月开支在601元以上的合并为一组，并将年龄在36岁以上的合并为一组。这样可以通过卡方检验，得出X2＝12．932，大于显著性水平在0．005时的临界值12．592，表明不同年龄组别的进城农民工每月的消费总额有显著差异，即年龄与每月消费之间是有关系的。
表4-18 性别与每月支出总额的相关性
a．Notassumingthenullhypothess．
b．Usingtheasymptoticstandarderrorassumingthenullhypothesis．
表4-19 不同年龄进城农民工每月总支出
配偶是否一起进城也会对每月的开支产生一定的影响，因为如果夫妻双方一起进城，伙食、房租、水电、娱乐等方面的开支可能会稍微增加，因为夫妻可能要租房居住，并自己开火做饭，同时空闲时间夫妻一起参与娱乐活动也需要一定的支出。图4-2显示了配偶是否进城的情况下农民工每月的开支变化。配偶进城的情况下，每月开支处于401元以上各消费区间的比例都明显比配偶没有进城的情况下要高一些。在401～600元区间，80位配偶进城的人中，20人处于此消费区间，占25%，而相应地，136位配偶没有一起进城的人中，只有26人处于此消费区间，占19．1%；在601～800元区间中，配偶进城和没有进城的人数分别是12人、3人，百分比分别为15．0%、2．2%；而月消费801元以上区间的人都是与配偶一起进城的。也就是说，配偶如果一起进城的话，进城农民工的月支出将增加。
图4-2 配偶是否进城与进城农民工的每月消费支出
表4-20 武汉农民工每月主要支出项目
对武汉130名进城农民工的调查显示了他们每月的主要支出项目，从表4-20中可以看出，进城农民工每月开支的前四项分别是食物、房租水电、子女教育和电话费，农民工主要的支出仍然是用于在城市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消费上。可见，大多数进城农民工在消费上遵从的基本原则是“生活上越俭越好，能省就省，多存少花”，除了用于生活的必需消费如衣、食、住、行之外，几乎不花什么钱，每月用于娱乐等其他消费的费用极少，生活相当节俭。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了一个细微的变化，即进城农民工在电话费一项上的开支，相当一部分人每月在通讯上都有一定的开支，被调查的130名农民工中，家里有电话的占34．9%，自己有手机的占36．4%。这一方面是目前我国通讯事业不断大众化的结果，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进城农民工在沟通交往上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
个案4-2：建筑民工有了手机
与来自湖北红安的LWB谈话的时候，正值下午3点，武汉的高温炎热天气使得他所在的建筑工地改变了作息时间，正谈话间，手机的铃声在临时搭建的塑料布工棚中响了起来，显得极不协调。没想到LWB从口袋里掏出了一部样式比较老气的手机，他看了看，说是别人发来的短信。他说现在农村的很多家庭都有电话了，一些农民也用上了手机。他的手机是2003年出来打工时买的，款式比较老，只花了600多元，但是能打电话就行。以前出门打工时，由于家里没有电话，就只好写信，但由于家在山区，写信给家里人有时个把月家里也收不到；或者是给村里有电话的人家打，然后再请别人去喊家里人接，老麻烦别人，也不好意思，碰上家里恰好没有人在家时，就白花了电话费。有了手机后，家里有什么事可以打过来，也可以和一些朋友联系。一个月下来，平均电话费不多，也就20～30元左右。
其次，在伙食消费方面，进城农民工在这方面的情况比较复杂。如果是一日三餐自己花钱买吃的，情况倒是比较容易把握。但实际情况是，有的人所在的工作单位提供伙食，因此这时其伙食开支就是单位提供的伙食供应之外用于购买食品的开支；而有的进城农民工则是自己开火，甚至还从老家带菜带米；还有的是在亲戚家吃饭，不用花钱或以礼物的方式交换吃饭的权利。在这些特殊情况下，要计算进城农民工的伙食开支并不容易，他们自己有时也很难说清一个月到底花了多少钱吃饭。
表4-21大致反映了进城农民工每个月在伙食上的支出。可以看出，一半以上（61．3%）的进城农民每月的伙食开支为100～200元，200元以上的占24﹒3%，而还有14．5%的进城农民工每月伙食费不到100元。计算中位数Md＝158元，如果分解到每天，按30天记，每天的伙食开支仅为5．27元，这么低的支出，决定了进城农民工的伙食应该是非常差的。如果以前面计算的进城农民工每月总开支的中位数当作他们的消费总开支，以每月伙食消费的中位数作为食物开支，则恩格尔系数（Engelcoefficinet）＝158/303．5＝0．52。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0．59以上为贫困，0．50～0．59为温饱，0．40～0．50为小康，0．30～0．40为富裕，低于0．30为最富裕，那么进城农民工基本处于温饱水平。
表4-21 进城农民工的月伙食费额
劣质的食物、高强度的劳动，导致进城农民工营养上的匾乏、体力上的透支，特别是那些长期在建筑工地、工厂流水线上作业的民工经常处于身体崩溃的边缘，再加上工作居住环境的恶劣，疾病很容易光临进城农民工群体。但是，进城农民工最怕的恰恰就是生病。
个案4-3：一周才吃一次肉
采访对象是在小菜场买菜的中年妇女，由于经常在她那里买菜，所以见面时也常打个招呼。她来自湖北洪湖，和老公一起在武汉卖菜，家里有公公婆婆，带着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孩子都在老家念高中。为了以后供孩子上大学，所以夫妻俩没日没夜地干，但是也挣不了多少钱。由于他们所处的菜场针对的是有限的购买群体，所以买菜的人也不是特别多。丈夫一大早就要去上菜，再运菜到菜场，摆到摊位上，所以早饭就是她来做，农村人不习惯城里的早餐，还是习惯吃米饭，所以早饭就由她在租住房里做好，常常是早上就做好一整天够夫妻两个吃的饭菜，至于菜，自己就是卖菜的，每天卖剩下的，或者有些不新鲜的，就自己炒了吃。由于中午时还有些生意，所以到该吃午饭时就留一个人在摊位，一个人回家将早上做好的饭菜热一下，回家的在家里吃完后再带一份到摊子上来，给没有回家的吃。自己卖的都是蔬菜，吃的当然也就主要是素菜了，城里的肉卖的太贵了，不是很舍得吃，一般一个星期才吃一次，最多两次。其实也没什么，不觉得生活很差，只要以后儿女能有出息，现在再苦再累也值得。
再次，在穿着打扮方面，农民工的名片历来就是“破旧简朴的衣着、硕大沉重的行囊”，“城里人”只要一看到这样的人就可以断定其身份，立即就会抛去鄙夷的目光，间或从嘴里冒出“乡巴佬”或“草灰”之类的贬义词。
大多数农民工都不太讲究，因为日常的工作繁重，且很多人从事的劳动为城里人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只能穿着比较廉价的衣服，不过相比在农村时，在衣着的整洁、干净程度上还是要稍微好一些。当然，这里面也有职业、年龄和性别上的差异。一般来说，建筑工人、制造业工人、废品回收人员、零散工在服饰上不太讲究，也没有过多讲究的余地。从年龄和性别上看，一般年轻人对城市人衣着上的模仿程度比较强，男青年也开始学会了穿西装、穿牛仔裤，女青年则学会了化妆打扮、衣着光鲜时髦，很难把她们与城里人区分开来。尽管如此在问及“进城农民工在哪些方面不如城里人”时，仍然有17．3%（60人）的人反映在衣着打扮方面自己比不上城里人。这一则是因为进城农民工自身的经济条件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在衣着打扮上投入太多，二则是因为长期的农村传统朴素的价值观念制约着他们在服饰上的追求。即便是模仿城里人的衣着打扮，有时也显得不伦不类，甚至更容易让城里人产生“乡里乡气”的感觉。而且，外表上的模仿相对容易，但是价值观念、心理归属等内心世界的转变却比较困难，尽管有少数所谓的“高级打工仔（妹）”在举止、服饰上同城里人差不多，但他（她）们在衣着打扮上的审美观念、消费观念与城市居民仍然存在着差别，在心理上仍然没有完全将自己看作是城里人。显然，衣着的“城市化”不等于心理的城市化。
个案4-4：民工穿西装：时髦还是土气？
每年，春节刚过，就可以看到很多返城打工的农民工从各村各寨集聚到家乡的小车站，很多男人穿着过年时新买的西装，有的甚至还打着领带。西装的质地不是很好，大多是春节前一星期左右在镇上打年货时从各个小服装店里讨价还价买的，领带则是随衣服附送的，一般一套衣服也就100来元。穿西服的民工有的上衣口袋里装着香烟，把口袋撑的鼓鼓的；有的领带打在毛衣外面，像是告诉别人自己有打领带似的；有的脚上穿着运动鞋，因为穿皮鞋在山里实在太冷了……
再其次，在住、用方面，农民工主要的居住形式比较简单，生活用品相对缺乏。进城农民工最常见的居住地是用工单位宿舍、建筑工地工棚和租赁城乡结合部农民房屋等三种，而能够在城市购买住房的情况极少。这一方面是因为进城农民工自身的经济条件决定他们不可能购买城市住房或租赁城市高档住房，另一方面也在于大多数的进城农民工认为城市只是暂时的栖身地，在城市里住的怎么样并不是十分重要，关键是能不能在家乡盖起像样的房子。这样他们在城市打工期间，对住房的要求主要是满足其休息和基本的日常生活的需要，只求有个能挡风避雨、吃饭睡觉、存放少量个人物品的地方就可以了。表4-22反映了在武汉调查的进城农民工的基本住房条件。从表中可以看出，和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工的居住条件是相当简陋的。在城市居民看来是基本的住房条件，如有厨房、厕所、单独的客厅、阳台等，对农民工看来说都是奢侈。(www.xing528.com)
大多数进入工厂就业的进城农民工一般是居住在用工单位所提供的宿舍中，但其住宿条件也比较差。据《劳动时报》1993年11月4日的报道，杭州市内一临时用工单位，区区14平方米的房间住着20名外来民工，10张高低床之间没有一丝空间。而在广东的很多第一代民工，住宿条件之恶劣，让现在的很多人难以想象，在不大的屋子里，放着紧密排列的三层高低床，睡觉时一不小心，就会撞头磕脚，让人想起了意大利导演罗贝尔托·贝尼尼自导自演的电影《美丽人生》中集中营里的住宿条件。尽管，近年来政府的一些举措使得在工厂做工的民工宿舍条件有所改善，但是其主色调仍然是冷色的。
表4-22 武汉进城农民工的住房条件
在建筑业做工的进城农民工的“天然”居住地点似乎就是工棚，当然也有稍微好一点的简易房。但无论是哪一种，拥挤、脏乱、不安全是其典型特征。由于建设单位不愿意投入过高的成本，一些简易房以至于简易到了不安全的地步，在媒体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建筑民工宿舍坍塌造成人员伤亡的报道。而建筑工棚的条件就更差了，一般都是用几根木头搭架子，再用塑料布一围。住在里面，冬天不保温，冷得要命；夏天不透气，闷得要死。而且，这些住房一般没有任何私密性可言，特别是夏天，民工在棚子里的一举一动外人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而反过来却被城里人说他们不文明。
租赁房屋也是进城农民工比较常见的居住方式。由于进城农民工没有充裕的经济实力来租借城区中价格较高的房子，因此大多数租房居住的民工都是在城乡结合部租住农户的闲置房屋，“城中村”能够为进城农民工提供廉价的居住空间，同时由于房东也是“农民”，因此在心理上、感情上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城市暂住人员住房问题研究”课题组在深圳的调查显示，在深圳市暂住人员中，63%的人通过租赁方式获得住房，其中在“城中村”中租房的占48．7%，而这些城中村出租房违法建筑所占比例较大。
除了以上三种较常见的住宿方式外，其他的还包括居住在做工场所、雇主家里、亲戚朋友家里及旅店中。居住在做工场所的情况比较多见，如许多个体经营户的雇工，往往晚上店面关门后就在店内铺个简易床铺，白天开门做生意前再将床铺拆除，这种情况笔者在调查中多次发现。而在雇主家里、亲戚朋友家里或住旅店的则比较少见。
进城农民工的住宿条件差，而在他们的住处，家用物品也不多，如果不开火做饭的话，大多数进城农民工的住所中除了必要的床上睡觉的用品外，几乎找不到什么其他的家庭用品。在武汉的调查中由于相当一部分样本是个体户及餐饮业从业人员，因此，进城农民工住所中所拥有的居家用品要稍多一些，见表4-23。但是调查中的数据与现实情况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如在餐馆打工的民工在问卷中反映住处有空调，但是实际的情况是空调是店内供客人用的，由于下班后他们就在店内搭铺睡觉，因此问卷中就出现了选中“有空调”一项的情况，而实际上老板是从来不让他们开空调睡觉的，最多也就是打开电扇吹吹而已。同样的情况也会出现在其他一些选项上，因此并不能据此而认为进城农民工在家用物品上比较充裕。
表4-23 进城农民工拥有的家庭用品
最后，在行的方面，除了少数长期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自己购买了较便捷的交通工具外，农民工在城市中上班、外出一般靠步行或坐公共交通工具。对于那些住宿在单位集体宿舍、建筑工地、工作场所的民工来说，他们上班的地点距离住所之间很近或根本就是相同的地方，因此他们之中除了少数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之外，一般不会购买交通工具。租住房屋的民工一般离上班地点相对远一些，一些想节省交通费用的民工都买有二手自行车，少数长期在城里打工的人购买了摩托车。
大多数农民工在城里流动时，除了步行之外，更多的就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但是，在乘公交时，农民工却经常遭到城里人的歧视，笔者在调查中多次发现这样的案例，有学者在北京农民工中的早期调查也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
个案4-5：宁愿走路也不想坐公交车
在一所工棚里，当问及在公共场所中是否遭遇到城里人的歧视时，大家的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有几个人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在坐公交车时的遭遇，他们反映几乎都遇到过在公交车上遭城里人白眼或呵斥的经历，甚至有时宁愿走路也不想坐公交车。一位来自四川万县的民工说：“曾经有一次坐公汽，由于车上人比较多，相当拥挤，在汽车急刹车时，想伸手扶住旁边的座位，但由于视线被挡，不小心将手扶到该座位上的一位时髦的年轻女子，赶紧道歉，但对方不依不饶，硬说我骚扰她，还说把她的肩膀弄伤了，要到医院去拍片子。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你说我要是个城里人，她能这样吗？后来还是在旁人的帮腔下，我赶紧提前下车才算完事！”另一位来自湖北孝昌的民工也诉说了他的遭遇：“有一次从老家过年回城，除了一个大帆布包外，还用蛇皮袋带了一些家乡的土特产上公汽后，人也不多，售票员卖票时，说我的行李要打三个人的货票。说按公司的规定，多少多少斤、多少多少体积以上要买货票。可我这些东西哪里达到了她说的要买三个人的票的地步呢？明显是看我们乡下人好欺负。”
二、进城农民工的精神生活
“进城农民工的精神生活”，这一表达方式如果一提出来，或许有很多人就会嗤之以鼻，说：“别瞎掺和了，农民工进城打工不就是为了赚钱嘛，物质生活都还没有搞好，谈什么精神生活！”持这样看法的人，实际上在社会中并不在少数，乍看上去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关键的是，进城农民工也是“人”，作为现实社会生活中活生生的人，物质的权利与精神的权利都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
然而，进城农民工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与现实所赋予他们的机会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如果说城乡依然明显地存在着“鸿沟”的话，那么这里的鸿沟绝不仅仅是指经济方面，也包括精神生活。城市农民工的精神生活，正如他们整年漂泊于城市与乡村之间一样，同样也处在“非城非乡”的悬置状态。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中，他们都在城市生活，远离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习惯，远离了一家老小其乐融融的天伦之乐，而城市提供给他们的只是一座座被有形无形的力量所隔离的堡垒——工地和工厂、冷漠和歧视。他们的肉体置身于其中的那个眼花缭乱的美好世界并不属于他们，他们的灵魂永远游走在城市的边缘，经年累月里，他们无法回到曾经的过去，也无法前行融入城市的生活。
事实上，农民工由于来自于农村，具有中国农民吃苦耐劳的传统，因而在物质生活条件上的艰苦对他们而言倒不算什么，最为痛苦的是在精神上，特别是他们都深深地感受到了城市人对他们的歧视。城里人嫌农民工穷，农民工进饭店、宾馆、商场和各种娱乐场所通常都遭遇城里人的白眼；城里人又嫌他们不卫生，公共汽车刹车的时候农民工不慎碰人家一下，就极有可能被呵斥、责骂；城里人把他们当小偷来防范，公共汽车上有人丢了钱包，只要失主周围有农民工模样的人，他总是首先被怀疑的对象。而这一切，仅仅因为他们是农民。
表4-24反映了进城农民工关于是否在城市中受到歧视的自我感受，可以看出，认为受到过歧视的占29．3%，没有受到歧视的占47．5%，说不清楚的占23．2%。受歧视的比例似乎并不高，但这是进城农民工的主观感受，不排除他们自身的心理防护作用对答案的影响，即进城农民工并不愿意将自身置于被人歧视的地位，因此在回答调查员的提问时，心理上的自我防护就会造成问卷数据上的失真。处在一个受人歧视、被人忽视的环境中，进城农民工的精神压力就会自然而然的产生，他们也就更不愿意参与城市社会生活，而是尽量地减少与城市居民的接触，将自己封闭在狭小的生活空间中，复制着长久以来传统农村的生活前景。
表4-24 进城农民工是否受到歧视
而且，进一步研究发现，进城农民工受歧视的感受与他们自身的收入水平有一定关系，收入水平越高的话，感到受歧视的人数就越少，计算得到Gamma相关系数和Spearman相关系数分别为－0．160（a＜0．05）和－0．122（a＜0．05），都说明了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负相关关系。这是因为，收入相对高一些的进城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参与也要更深入一些，在行为举止的市民化上的程度也要高一些，他们在与城市居民的对比中并没有感受到自己的劣势地位，因而受歧视感相对要少一些，这部分人的月收入一般处于1001元以上。相反，那些收入水平较低的进城农民工，在穿着打扮、行为举止等方面更趋于维持农村人的形象，容易引起某些市民的歧视，自然而然，他们感到受歧视的经历也要多一些。
根据相关调查资料，农民工大多是作为农村社会中的精英分子来到城市的，因而一般都能够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显然，农民工并不甘心于这种受人歧视、被人看不起的状况，因此他们往往都试图在城市中学到一定的专长和技能，以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和工作能力。但是，想法归想法，关键的问题是：制度提供给他们学习培训的机会有多少？以他们的经济能力是否能负担起学习培训的费用？长期以来，城市用人单位为了节约成本，很少为农民工提供职业培训的机会，很多工伤事故的悲剧也因此发生。而农民工如果自愿参加培训班则都要交纳费用，但他们的经济能力不足以负担起这笔费用。这样，进城农民工在文化教育机会上比城市人口要少得多，他们只好把受教育的机会寄托在他们的子女身上，而进城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中接受教育的状况又如何呢？看看那些“棚棚”学校的状况，我们就可以窥豹一斑了。根据抽样调查，北京330多万外来人口中，6～14岁的少年儿童占3．6%，即达12万之多，据估计他们的入学率仅为12．5%。按照这一估计，只有1．5万幸运儿有机会进入学校学习，而10．5万的流动人口子女无法进入学校学习，这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民工的子女。
表4-25 月收入水平与受歧视之间的相关性
在精神生活方面，用“孤岛”来形容农民工一点都不为过，因为城市并没有真正接纳这些外来者，他们远离家乡和亲人、从事高强度劳动、遭受歧视、缺乏适龄性伴侣和社交生活，就像生活在孤岛上一样。城市社会生活空间对农民工完全呈封闭状态，城里人不欢迎乡下人进城打扰自己的生活，各种城市的文化娱乐设施及场所对农民工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农民工由于工作的繁重、经济的拮据，也由于生活习惯与市民不同，他们的业余生活也相当单调，没有多少娱乐活动，工作之余除了睡觉外，往往是几个人一起闲逛、看看电视、拉拉家常或打打牌，以度过工闲时间以及失业的日子。表4-26反映出了进城农民工闲暇生活的主要活动，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逛街、看电视、聊天、读书看报和打牌，而上娱乐场所、上网、体育锻炼这些城市里青年人的常见生活方式则只有较少的进城农民工实践过。进城农民工单调的闲暇生活也使得他们在空闲时间里极度空虚，这也是部分进城农民工患上各种精神疾病的原因之一。
表4-26 进城农民工的闲暇活动
个案4-6：打工后第一次看上了电影
WZB打工已经有4年的历史了，一直是在建筑工地上做事，一年之中大约有10个多月在外。以前很少能看上电影，因为城里的电影院看一场电影少的也要10元，看不起，因此大多数时候只好睡觉来打发时间。他现在在一所高校里的建筑工地上倒模板，因为大学校园每个周末在露天电影场为学生放映低价电影，看两场只要2元钱，因此每个周末几乎都要看一次，有时还放映一些免费的教育影片。不过，他说，这次是因为是在大学内做事，让我碰上了这等好事。在别处的建筑工可就没有这样的运气了。
正常的性生活是人的最基本需求，但调查数据反映，在216位已婚的进城农民工中，和配偶一起进城的只占37%（80人），大多数已婚的民工都是在城市中单身生活。由于远离妻子或丈夫，农民工的这一需求往往得不到应有的满足。一项对流入上海的200名农民工（男女各100人）的调查显示：“一星期过3次以上性生活”的男性农民工只有5%，而女性农民工则为0，还有19%的男性、18%的女性选择了“时间长了记不清”。在回答“据您所知，其他跟您一样在城市打工的已婚者很久没过性生活了，他们会选择干什么”这一问题时，一些男性农民工选择“找小姐”，18%选择“整夜睡不着”，18%选择“喝酒麻醉自己”，25%选择“看黄色录像”或“讲黄色笑话”；女性农民工有19%选择“拼命干活发泄”，5%选择“强忍着”。已婚夫妻因打工而分居两地，长期没有性生活时，24%的男性、33%的女性表示“整夜睡不着”，39%的男性、55%的女性农民工通过“给家里打电话”来度过漫漫长夜。长期没有性生活，使进城农民工不同程度地感到心理上压抑和不适，处于焦虑、烦躁、郁闷和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之中，不仅会使一些农民工患上精神类功能性疾病，有时甚至会导致一些农民工产生性方面的越轨行为。只要稍加搜索，就不难在媒体上发现关于进城农民工由于性压抑，聚众观看黄色录像、观看色情表演、嫖娼甚至对他人实施性侵犯的报道。
进城农民工闲暇生活单调乏味，固然与自身的工作辛苦程度和经济能力有关，但工作单位和生活的社区在这方面也没有更多的作为。表4-27和4-28分别反映了进城农民工的工作单位（有工作单位者）和所生活的社区在组织农民工参与文体娱乐活动方面的情况。从数据可以看出，单位和社区在这方面的作为都不大，组织和社区的缺位，是促成进城农民工精神生活权利缺失的重要原因。
表4-27 进城农民工参加所在单位组织文体活动情况
表4-28 所在社区是否组织进城农民工参加文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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