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对当代我国农民工进城的宏观原因的分析只能说明农民工进城的外部背景，但却并不能完全解释个体农民的进城决策。从微观的机理来看，笔者认为，农民工进城决策的作出并非完全是基于某种理性的选择，感性选择在其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农民工进城行动是一种介乎于理性与感性之间的选择。
一、农民工进城中的理性与感性
为了解释这一问题，首先有必要对什么是理性、什么是理性选择，以及什么是感性、什么是感性选择这些概念进行说明和梳理。
在哲学中，理性认识是指通过头脑的思考作用得到的关于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的认识，其基本形式包括概念、判断和推理，而“行动中的理性是阐述行为的理由并依此行动的能力及其运用”。在西方社会科学中，有关理性的概念与理论在经济学与社会学领域中得到广泛使用。
理性选择一般指合逻辑、合规律、有科学根据、经过思考的选择行为。在相对规范的讨论中，理性选择还要同利益追求最大化、利益偏好、计算和预测行为的结果、合理处理个人和组织的关系等方面联系起来。当然，经济学视野中的理性选择与社会学视野中的理性选择有所不同。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认为理性的“经济人”就是要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这种利益是指经济利益。而社会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则将行动所指向的目的或价值扩大化、泛化了，科尔曼认为：“对于行动者而言，不同的行动会产生不同的效益，而行动者的行动原则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效益。”这里的所谓“效益”就不仅仅指经济利益了，还包括社会、文化、情感、政治等多种方面的目的。在西方学术中，那些与理性选择不同的选择行为一般被称为非理性型选择。非理性选择是指那些没有利益最大化的追求目标、操作手段和操作过程不合逻辑、不合规则的行为方式或行为过程，其突出特征是违背科学原则、不符合客观规律、由本能冲动等非理智因素支配。感性主要是一个哲学认识论上的概念，在哲学中，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相对，是指人们在实践中凭借感官与事物直接接触所获得的对表面现象的认识。它是认识的初级阶段，感性认识的基本形式是感觉、知觉和表象。感性似乎很少与行动挂钩，几乎很少见到感性行动和感性选择这样的概念，但正是考虑到生活中人们大量的行动并不落在理性行动的范畴之内，才十分有必要研究那些经由人们的感觉、知觉和表象而作出的行动方式。感性选择的一般含义则是指那些在模糊的、被动的、尚未进入逻辑思维层面的感性意识活动支配下开展的选择行为。
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期中感性选择行为的本质特征如下：
（1）选择意识具像化。在感性选择行为中，人们不用抽象思维去把握事物的本质规定性，而是在对具体事物、具体问题的直接观察中，开展自己的选择意识活动。并且，即便有现成的理性选择方案，习惯于感性选择的人们不会把它同可见的事物联系起来，也不会按照这个方案开展选择行为。
（2）选择目标综合化。与选择意识活动的具像化相关，感性选择确定的目标一般是综合化的结果。
（3）选择路径伦理化。感性选择确定目标之后，不像理性选择那样通过专业途径和与目标直接联系的行为模式去展开，而是无论何种类别的目标，但凡不是个人独自能够操作的，往往都要求助于亲戚、熟人、同乡等伦理关系。
（4）选择根据经验化。感性选择凭依的根据不是对信息的审慎分析、对效益的精密测算、对经济规律和科学原则的严格遵守，而是选择者亲身经历或可以亲身感受的经验事实。
（5）选择秩序传统化。感性选择的秩序是经验层面的传统，是表现为风俗、习惯、礼仪、惯例等感性的行为模式，是对传统的延续、对经验的重复、对个别性的肯定，它是人们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秩序。
按照理性选择理论的解释，农民外出进城务工是一种基于理性计算以使效益最大化的行动。当然，如果考察前文所谈到的农民工进城的宏观原因，诸如农村收入低、城市收入高，农村无事可做、城市就业机会多，农村生活单调困苦、城市生活丰富多彩，农村没有发展前途、城市发展机会较多。那么，看起来农民工进城似乎确实是理性的。但这里要指出的是，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视角是个体主义而非整体主义的，以宏观的社会结构因素作为农民工进城是理性行动的原因在方法论上并不合适。因此，我们必须从微观的角度出发来考察农民工进城的实践。
从微观角度出发，个体化的农民在具体的进城决策中是一种怎样的景象呢？是否完全遵循了理性原则呢？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人类认识事物的方式本来就包含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两种方式。理性作为一种本体意义上的机能存在，能够引导人们以直觉、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等方式洞察事物的本质和创造新的事物。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并非只有理性的存在和作用，感性和知性在其中同样起着重要作用。笔者并不否认某些农民在进行决策时遵循了基本的理性选择原则或逻辑推理过程，如信息收集、收益预期、成本计算、机会评估等，但是，在理性原则并不发达的乡村地区，理性的力量还不足够强大到支配人们的一切行动。而且，笔者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信息不完备、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大多数农民进行决策时是无法完全按理性行事的。例如，理性选择理论强调行动者对最优状态的信念，一般来说，行动者要评估出最优状态并作出决策，就需要根据自身的目标，收集足够的信息来形成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如何进行行动选择以及行动的后果如何的信念，这样就不会漏掉那种可能是最优的方案。但“所谓最优的信念形态指的是什么，严格来说是件很复杂的事情”，原因正如英国学者彼得·阿贝尔指出的那样，“事实上，当代理性选择理论中，有大量分析针对的是不完备信息对于行动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在博弈论中尤其如此。”就我国当前的现实而言，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信息不完备、信息不对称是普遍而广泛地存在的，因此，收集足够的信息以利于决策对于农民来说似乎也是一件无法完成的事情。除了信息不完备之外，个人理性并不能独立于社会制度与文化环境而存在和发展，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农民长期生活于其中的乡土社会对他们的型塑并没有多大可能将他们导向理性的彼岸。在这种情形下，如何指望农民都能理性地思考和决策呢？很多时候，理性让位于感觉、习惯、礼仪、伦理、关系等感性因素，在农民工进城决策时占据着他们的头脑。
二、农民工进城中感性选择的具体表现
下面，笔者将通过一些案例来说明农民工进城决策中所体现出来的感性选择的几种典型性形式。
1．具像性示范
具像性示范，是指农民在决定是否进城务工时并非是根据具体关于进城就业的预期收益和成本、获取收益（就业）的可能性等作出决策，而是通过感觉、知觉、表象等方式，了解到某个农民通过进城务工而获得具体情形，感觉自己通过进城可以达到同样甚至更好的效果。
个案3-1：看别人打工“衣锦还乡”真是眼红
CQT，女，湖北麻城人，1979年出生，初中文化程度，1996年初中毕业后没考上高中，随即进城打工。
问：“当初为什么想到外出打工？”
答：“中考考的不好。而且，当时我们村里好多人都出去打工。我有一个小学同学，小学毕业后就跟大人一块到广东去打工，她每回来一次我就受一回刺激，觉得她穿的好、会打扮，感觉跟我们读书那会儿完全不是一个人。当时就觉得打工还是蛮好的，成天想象着在城市工作的情形，想象着我也像她那样风光。后来也没有多少心思放在读书上，心早就飞了。”
从上述案例中可以看出，CQT通过感知小学同学打工前后的具体变化，在脑海中形成一条关于打工与美好生活的连接纽带，甚至还幻想自己也跟别人一样。具体而形象的特例变成了意识中的关于进城的一般看法，显然并非是一种理性的思考方式。
2．盲目性从众
非目的性从众是指，农民在作出进城决策时，主要受到了生活居住地周边其他大部分人的影响，跟着别人一起外出，而没有考虑具体的目的和得失。
个案3-2：跟着大家出去，没错
YLY，男，湖北麻城人，1973年出生，初中文化程度，1992年就到武汉市建筑队里做泥瓦工。
问：“你外出打工的时间还比较早呢，当初怎么出去的？”
答：“我初中毕业后在家里种了两年田，干一天不干一天地打发时间。当时我们村里好多人都在武汉建筑队里做事，也就跟着他们一块出去了。”(www.xing528.com)
问：“当时外出想过要实现什么目标吗？”
答：“没有，没有什么想法，就跟着大家一起出去了。可能是太幼稚吧，其实后来才发现打工还是蛮辛苦的，干了半年就没在建筑队干了。”
LYY身上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典型的从众行为，自己没有联系个人的具体情况，没有对是否进城进行信息收集和得失权衡，甚至没有具体的目的，而是简单相信大家的选择就是最好的选择，既然大家都出去，那我跟着一起出去也不会错。
3．伦理化路径
伦理化路径，是指农民工进城打工很多时候往往是通过亲戚、熟人、同乡等伦理关系来实现的，通过亲缘关系、友缘关系、地缘关系等实现进城找工作的行为方式，带有明显的感性选择意味，其中浸润的是几千年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
个案3-3：兄长帮忙进武汉
HYM，女，湖北钟祥人，1964年生，小学文化程度，在武汉卖菜。
问：“你是钟祥人，通过什么途径到武汉来的？这里比钟祥好一些吗？”
答：“本来我在钟祥也是卖菜的，但在钟祥卖菜也不好挣钱。我哥哥在武汉一所大学上班，他们学校内有个菜市场，专门针对老师学生，听他说收入还可以。于是我托他帮我在那里租个卖菜摊子，最后在他的安排下来到武汉卖菜。比在钟祥是赚的要多点，而且在学校内顾客都比较文明，讨价还价的少，我哥对我也可以有个照应。”
类似于HYM身上的事例举不胜举，重亲情伦理关系的中国传统文化赋予找工作这样一种经济行动得以成功的基本结构性条件，个体的感性选择在社会的宏观背景中得到充分彰显。
4．经验化决策
经验化决策，是指农民不是完全依据充分的信息、客观的效益计算和科学的逻辑思维进行具体的进城决策，而往往是凭借感觉、经验来作出决策。
3-4：跟着感觉走
CXW，男，湖北麻城人，1967年生，初中文化程度，乡村木匠，在城里做过木工。
问：“你本来就在农村做木匠，那为什么想到城里做木工？”
答：“在农村做木匠也能赚钱，但每年的工钱总不好收，倒不是故意赖账，主要是农民太穷，有时确实没有钱，只好欠着。当时，我只是觉得城里人有钱，肯定是开现金，而且我估计城里的工钱比农村肯定要高一些，所以就出去了。谁知道城里人是有钱，可拖欠工钱比农村还厉害，农村人老实，欠你的钱没还清好话一遍一遍地说，而且终归是要还的，可是城里人欠你的钱你还要向他说好话，也不见得能要到欠款。”
在CXW身上，进城决策没有依赖当事人自身收集的可信赖信息，而是根据个人的感性认识或日常经验来作出判断，这种判断有时可能是符合客观情况的，但有时却会因为出现偏差而为自己带来利益损失。
5．重复性再现
重复性再现，是指农民工进城行为在长时段内不断发生，逐步构成了基本的生活惯例或秩序，以至于以后的进城行为未经过思考、不需要决策就能作出。
个案3-5：年复一年、年年如此
LMH，男，湖北麻城人，1959年生，上过三年小学。育有三女一男四个孩子，大女儿现在出嫁了，二女儿也在外打工，小女儿和最小的男孩子仍在读书，老婆在家照顾孩子，家庭负担比较重。1993年开始出门打工，主要是在武汉码头上做搬运工，之后年年如此，到现在已经10多年了。其实，每年赚的钱微不足道，一般一年也就三四千元，因此家庭负债不少。
问：“怎么没有想过换到别的地方？或者换别的事做？”
答：“武汉离家近，可以在农忙时回家帮忙，而且路费也少，换别的事那不太可能，一是因为我没有文化，只有靠力气吃饭，再一个是因为码头上一般都是临时工，想走就走，也不愁找工作。你要在单位里，那我一旦农忙回家后工作就丢了，到城里又得找工作。”
问：“那你对生活有什么样的期望呢？”
答：“能有什么期望呢？我一般都是每年正月十五之后出门，期间只在农忙时节回麻城老家。可以说这10多年来，基本上已形成了一种定式，过完年出门，中间主要是夏收、插秧、秋收时回几趟家，其余时间都在码头上，一直到过年再回来。反正我也不想多想，想也没有用。”
在这个案例中，种种结构性条件和自身的因素共同构织了LMH生活的基本路线，在他那里，生活仿佛是无法选择的、一成不变的惯例，本来可选择的生活变成了一种秩序，不断地再现。
当然，以上只是归纳了在农民工进城决策中几种典型的感性选择形式，除此之外，应该不乏其他的表现形式。其实，感性认识作为一种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认识形式，对农民工进城的各个方面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它绝对不是用理性原则可以解释得了的。从这种意义上说，理性选择理论对于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很多行动是缺乏解释力的。布迪厄在批判理性选择理论的时候，曾指出：“实践活动遵循着某种模糊的理性，但这种理性却不能局限于经济理性，因为实践涉及到广泛多样的职能和目的。要是把丰富多彩的行为形式归结为机械的反应或是仅出于目的明确的行动，又怎么能够说清楚所有那些虽不是出于有根有据的意图，甚至也没有特意盘算过，但却也是合情合理的实践呢？”在这里，他特别强调选择行为的模糊理性依赖，如果将之套用到分析我国农民工进城这一实践行动之中，似乎也是具有一定解释力的。当然，与其使用模糊理性这样让人捉摸不清的概念，还不如直接的写实性表达——当代我国农民工进城的微观机理实际上就是一种理性与感性的交织，这种交织也标明了转型社会中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农民的基本思维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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