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政策与体制研究：农民工进城原因解析

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它不仅受到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还受到社会文化、人类生态等因素的影响；它不仅受到宏观社会背景的影响，还受到个人在特定的情景下的决策模式的影响。也正是因为这些社会与个人等多方面原因，导致了人口从农村流入城市理论研究上的多元化取向，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给出了他们各自不同的解释。

一、拉文斯坦的人口迁移法则

关于人口迁移和流动，最早的理论来自于英国的人口统计学家拉文斯坦在1885年提出的“人口迁移法则”，认为人口迁移主要是短距离的，迁移的方向是朝向能吸纳劳动力的工业、商业聚集地集中，即主要是从农村向城市的移动。他还认为，受歧视、受压迫、沉重的负担、气候不佳、生活条件不合适都是促使人口转移的原因，而其中的经济因素是最主要的。拉文斯坦的理论被认为是后来著名的“推拉理论”的渊源。

二、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特点是二元的，即现代工业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并存。农业部门由于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负数。工业部门正处于扩张过程中，劳动边际生产率显著高于农业，按照工资最高水平等于劳动边际产品的原理，工业工资显著高于农业收入，这一差异的存在，使农业部门对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具有完全弹性。在刘易斯模型中，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决策被认为是唯一的取决于城乡收入差异。只要城市工业部门的一般工资水平高于乡村农业部门并达到一定比例，农民就愿意离开土地转移到城市谋求新职业。

三、博格的推拉理论

推拉理论是关于城乡流动人口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系统的人口转移“推拉理论”是由唐纳德·博格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明确提出的。博格认为，从运动学的观点看，人口转移是两种不同方向的力相互作用的结果，一种是促使人口转移的力量，即有利于人口转移的正面积极因素；另一种是阻碍人口转移的力量，即不利于人口转移的负面消极因素。在人口迁出地，存在着一种起主导作用的推力，把原居民推出其常居住地。产生推力的因素有自然资源枯竭、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村劳动力过剩导致的失业和就业不足、较低的经济收入水平等。必须指出，在迁出地存在推动人口转出的因素的同时，也存在拉动人口转入的若干因素，如家人团聚的快乐、熟悉的社区环境、在出生和成长地长期形成的社交网络等。只不过比较起来，迁出地的推力比拉力大，占有主导地位。同样，在转入地，存在着一种起主导作用的拉力把外地人口吸引过来。产生拉力的主要因素是较多的就业机会、较高的工资收入、较好的生活水平、较好的受教育的机会、较完善的文化设施和交通条件、较好的气候环境等。与此同时，转入地也存在一些不利于人口转入的推力因素，如转移可能带来的家庭分离、陌生的生产生活环境、激烈的竞争、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等。综合起来，转入地的拉力比推力更大，占有主导地位。从农村向城镇的转移可能是因城镇有利的经济发展而造成的，也可能因农村不利的经济发展而产生。

四、托达罗的城乡劳动力转移模型

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移民的决策，是根据“预期”收入最大化目标作出的。这一模型的出发点是发展中国家存在着普遍失业，而人口是在普遍失业这一条件下流动的。托达罗认为，促使人们作出流入城市决策的，是预期的城乡收入差异。所谓的预期的收入差异，是由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和获得城市就业机会的可能性二者组成。当前发展中国家城市移民人数猛增，这主要是城乡预期收入差异扩大的结果。由于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大量失业现象，新的迁移者在城市很难马上能找到他所预期的高收入职业，因而当农民在作出迁移决策时，除了考虑收入因素外，还必须在获得高收入职业的可能性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失业或就业不足之间进行权衡。由于托达罗引入了农村劳动力在城市能够找到就业岗位的概率这一变量，从而可以解释农民为什么在城市存在高失业率的情况下还会作出移民的选择，克服了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中的某些缺陷。(www.xing528.com)

五、斯塔克的相对贫困假说

这一假说建立在“相对收入”概念之上，所谓相对收入是指一个人根据一个内在化的期望生活标准对收入作出的评价，或者说是一种社会决定的生存水平。瑞典经济学家斯塔克等人用“相对贫困”这个概念来解释转移问题，以弥补托达罗“预期收入假说”解释力的不足。他们假设人们转移不仅受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动，还受到农村户与户之间收入相对差距的影响，那些按照当地基本要求来看收入水平太低并因此感受到经济地位下降的农户就会有转移动机。根据这种假说来解释城乡之间的转移现象，农村劳动力是否转移，不仅决定于他们与城市劳动力之间的预期收入之差，还决定于他们在家乡感受到的相对贫困，以及转移之后按照接受地的期望生活标准感受到的相对贫困。

六、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

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一种资本类型，它以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即劳动者的知识程度、技术水平、工作能力以及健康状况来表示，是这些方面价值的总和。在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中，投资是非常关键的。他认为，大概可以将人力资本投资渠道划分成几种，包括营养及医疗保健费用、学校教育费用、在职人员培训费用、个人和家庭为适应就业机会的变化而进行的迁移活动等。为什么迁移也算作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呢？这是因为，个体期望迁移会为其带来更大好处，只有在收益大于成本时才迁移，因此迁移本身变成了一种投资，迁移的收益在一段时间后可以得到体现。由于此种投资是以人为表征的，因此称为“人力资本投资”，这种投资可以提高人类资源的生产力，而这一有关人口迁移的理论被称作人力资本理论。

七、理性选择理论

国内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农民工进城并非是盲目的，而是出于理性的考虑。黄平提出“生存理性”的概念，他认为，农民为寻求生存甚至维持糊口而非在市场下追求利润最大化，这是中国农民在现实面前作出种种选择的首要策略和动力。而后，文军则从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出发，提出了“社会理性”的概念。他认为，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之所以大规模、长时间地发生，与社会经济发展和历史文化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它是长期以来中国农民生存压力和理性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从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来看，农民的外出就业不仅是一种目的性的社会行动，而且带有强烈的理性选择特征，它由生存理性选择、经济理性选择和社会理性选择三个不同层次构成。其中生存理性选择是最基础的层次，只有当生存理性选择得到充分实现后，经济理性选择和社会理性选择才会得以产生。在农民外出就业发生初期，更多表现的是生存理性选择，但随着外出寻求就业次数的增多和时间的拉长，社会理性选择和经济理性选择将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在制度性条件松动之下，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的动向由生存理性选择向经济理性选择和社会理性选择的跃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理性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反映了现代社会农民理性选择多样性的增加和自主性的增强。

当然，除了以上一些主要理论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关于农民工进城原因分析的理论，这里不再一一介绍。这些理论大多从某一个侧面解释了农民离开乡村社会、进入城市社会的动因或机制，对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农民大规模进城这一社会流动现象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