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观国与清中叶闽派诗风的诗学倾向

第五节　叶观国的诗学倾向与清中叶闽派诗风

蒋士铨《绿筠诗钞序》评叶观国诗：“历唐宋之精华，写天真之情性，足以抗迹前贤，津梁后学，而闽中操觚之士奉为圭臬。”徐世昌《晚晴簃诗汇》云：“毅庵……诗圆匀熨贴，几见功力。其七律专学东坡，盖亦闽中博雅之才，傅汝舟、谢在杭之流亚也。”⁽¹⁴⁾皇十一子永瑆则评：“匠心经营，千锤百炼，无一隙可抵，当今作手非先生而谁？”⁽¹⁵⁾陈衍《石遗室书录》：“毅庵先生与孟瓶庵先生，一时有两庵之称。诗亦相伯仲。”⁽¹⁶⁾《石遗室诗话》则云：“福建诗人，名不甚著，集不甚显者……叶观国《绿筠书屋诗钞》有《榕城杂咏百首》，孟超然《瓶庵居士诗钞》有《福州竹枝辞十八首》，述福州风土颇详。”⁽¹⁷⁾ 陈衍指出叶观国“名不甚著”，这是基于全国范围。叶观国当时与孟超然并称，虽称不上全国一流诗人，但作为闽省代表诗人是绰绰有余的。陈庆元《福建文学发展史》把叶观国作为康熙乾隆间闽籍诗人创作风土杂咏诗的突出人物⁽¹⁸⁾。除此之外，叶观国的诗学倾向也典型体现了清中叶闽诗的发展方向。

明代闽诗以闽中诗派为代表，取法盛唐。而清代闽诗却以宋诗为宗，至近代产生了重要的流派同光体闽派。这一过程与整个清代诗坛由唐而宋的诗风转向一致，不乏受到全国大环境的影响，但在闽地这一特定区域范围内却自有其暗转、衍生、发展的进程。清初，黎士弘、李世熊、许珌、许友、张远等诗人逐渐脱离明代闽中诗派学唐的藩篱，开启宗宋之风。他们虽受宋诗范型的影响，却并没有鲜明的宗宋意识，也未形成特有的时代风范⁽¹⁹⁾。那么叶观国的诗学倾向是沿袭清初闽诗人，还是有所突破呢？

叶观国诗学观的集中体现是《秋斋集诗十二首》（卷一）中的若干诗，以及卷十二《瀛洲后集》中的《秋斋暇日抄辑汉魏以来诗作绝句二十首》（以下非特别说明，均出此组诗）。后者作于60岁，组诗以绝句的形式专论汉魏以来各代诗歌、代表诗人，兼及闽诗。第一首可视为序，“作诗尤易作诗难”，表明自己并非随意成论。第十九首和二十首可视为总结。其余十七首以时代先后为序，基本梳理了汉魏以来诗歌发展的脉络。总结其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强调诗歌源流相继，反对“诗必盛唐”说，主张广泛学习。

崇尚规仿盛唐的诗歌理论产生于闽地，宋代严羽《沧浪诗话》论唐诗有初唐、盛唐、大历、元和、晚唐诸称，在福建及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明初以林鸿为代表的闽中诗派，号“闽中十子”，其中的高棅编纂《唐诗品汇》分唐诗为“初、盛、中、晚”，此后为馆阁之士所宗，奠定有明一代尊唐的基础，至前后七子出，倡言“诗必盛唐”，把宋诗视为仇雠，极力贬抑宋诗，尊唐之风可谓愈演愈烈。

叶观国反对这种偏执一端的说法，首先把唐诗的源头直接溯至汉魏齐梁，第二首云：

汉魏先河世共知，齐梁蝉噪语堪疑。君看徐庾阴何作，尽是王杨李杜师。

诗的发展汉魏开其先河，而初唐王勃、杨炯，盛唐李、杜乃师承齐梁徐陵、庾信、阴铿、何逊诸人而来。

其次，反对唐诗四分说，第九首云：

龙纪景龙同一姓，四唐甄别漫纷拏。纵饶沈宋称先觉，也合韩韦是作家。

龙纪为晚唐昭宗年号，景龙为中唐中宗年号。初唐沈宋对律诗定型有重要贡献，但并不能因此抹去晚唐韩偓、韦庄等作家的成就。不应将唐诗各阶段强分高下。

再次反对唐后无诗说，第十一首云：

唐后无诗语太偏，常新日月古今悬。苏黄自有英韶曲，何必咸池叶雅弦。

这就打破了“诗必盛唐”的藩篱，正是在此基础上，他把宋、元、明诗置于与唐诗平等的地位。第十五首论元诗：

直接唐人恐未然，丽贞庞蔚自堪传。清容松雪俱宗匠，何独虞杨四子贤。原注：徐兴公云：“元诗直接唐响。”欧阳原功云：“中统之文庞以蔚，至大、延祐之文丽而贞。”

中统，元世祖忽必烈年号，至大、延祐，分别是元代中期武宗、仁宗年号。元诗自有特色，不必附于唐诗。除了“四大家”虞集、杨载、范、揭傒斯外，袁桷、赵孟頫也可称大家。这种对元诗的高度评价可谓少有。难得的是，叶观国反对七子的理论，但并不因此否定他们的诗歌创作成就，第十七首云：“弘嘉骚雅见班班，二李称雄七子间。早有雌黄分两袒，讥弹宁独在虞山。”《题郭明府六宰诗集二首》（《诗钞》卷七）亦云：“七子声华首李何，淮儒大复尚嵯峨。瓣香不远能私淑，又见新编俊语多。”诗中郭明府为叶观国典河南乡试时所取士子。叶观国称赏郭之诗，并认为其瓣香七子。第十九首云：

椎轮大辂渐华精.......，楚曲吴...歈.等性情...。若向周京吹苇籥，也应南雅是新声。

《秋斋集诗十二首》之六云：

诗家建旗鼓，惑众为大言。中晚不足学，何况宋与元。虎贲虽貌似，不返中郎魂。岂知九派江，同出岷山源。燕环各有态.....，岱.华均言尊....。多师是汝师.....，杜陵诗句存.....。但当择珉玉，勿事区篱藩。

可见叶观国最反对是各立门户，只执一端的现象，注重的是诗歌本身的发展进程，宋诗、元诗与唐诗乃同出一源，如肥环燕瘦各有姿态，均是整个诗史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各有特色却不必强分高下。因而他赞同杜甫“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的学习态度，在选择历代诗歌精华的基础上广泛学习。

二、学古主张弃貌得神，反对得形遗神的因袭模拟。试看以下诸诗：其三论陶渊明：

太羹风味出尘寰，一卷斜川句绝攀。适俗韵多真想少，如何陶令满人间。

其四论杜甫：

诗圣真堪百世师，摩天巨刃苦难追。黄河不害容沙石，未要笺家曲笔为。

其五论李白：

瞥汉神鹰振羽翰，粲花生颊骨珊珊。金丹不落平人手，吮笔空摹蜀道难。

其六论王维、孟浩然：

疏越遗音正始亲，枯弦索寞品非真。莫将优孟当王孟，却是便宜不学人。(www.xing528.com)

其八论韩愈：

杜陵埋骨替人难，弃貌传神独有韩。试诵五言今体作，不同余子具衣冠。

除了第一首批评盲目学陶诗者，其余均是在论述唐代诗人的同时讽刺因袭模拟者要么是“吮笔空摹”，要么是优孟衣冠，缺乏“真想”，其针对尊唐、袭唐之风的意味十分明显。

三、虽没有明确的宗宋之说，但偏向宋型诗。

叶观国论述唐代李白、王维、孟浩然时强调其不可学，而论及韩愈却言“杜陵埋骨替人难，弃貌传神独有韩”。韩愈承杜，主要是散文手法和以议论入诗。再如论白居易：“香山广大语非阿，俗句些些隽句多。漫苦沙中拣金屑，可从机上看龙梭。”不反对诗趋俗，而从日常生活琐事取材和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正是宋诗的典型风貌。他对宋代诗人评价颇高。《次韵寄酬黄叶庵职方》（卷十一）评苏轼、黄庭坚云：“苏黄声望本齐肩，清绝诗篇叶雅弦。回雪流风神自远，施朱著粉质非妍。”《绝句二十首》第十二专评苏轼：“才思泉涌万斛同，精深华妙老逾工。”第十三论曾几与陆游：“茶山门下有宗工，萧范犹难与角雄。却怪遗山疏凿手，论诗不及渭南翁。”

叶观国的宋诗倾向主要体现在其创作实践中，如多赠答之作，以诗代书，充分发挥诗的实用功能，有论诗诗与论书法诗，多以议论表达观点。题材上，有专写目昏、疟疾、耳鸣等身体不适的，咏物如火盆、套杯、酒筹，昆虫如黄蜂、蟋蟀、蚊蝇等等，不仅将生活所见均入诗题，且热衷于反复探究。如《目昏》一诗从“我生今年四十五，渥丹变尽颜如土”开始后，先追溯眼睛敏锐的历史人物，然后叹自己老眼昏花，而后思考疾病原因，“吾闻眼者身之镜，视烦镜昏眼则病。得非尔来日阅三千牍，坐使五轮失清净。又闻目与肾相连，号称银海字英元”。再感叹一番后，最后归结为“会当服硠砀起衰顽，不然还恐白日熟视眯泰山”。句法多散文化，如《游勾漏洞》：“北流茂宰语通元，约我往游循东阡。”

最集中体现其宋诗风格是“以学为诗”的鲜明特点。青年时期的作品《赠柳卓》（卷一），柳卓精篆刻，诗从“六书缪篆作印章”，到“后来兼用大小篆”，再到历史上著名篆刻者，以及如何篆刻为优等，简直可视为一篇精简的篆刻发展史。再如作于晚年的《长生无极瓦砚歌（邱编修芷房庭漋所赠）》（卷十八）：

瓦当文字录者谁，百十二种形模奇。《秦汉瓦当文字》一卷，近人程君敦辑。长生无极乃其一，云是阿房旧宫之所遗。自从铜雀香姜收作砚，鼍矶龙尾名空驰。埏埴况在汉魏上，笔法颇疑丞相斯。编修校士向关陇，轺车来往骊山陲。蕲年兰池访陈迹，但余瓦砾萦荆茨。偶然拾自清渭湄，制为墨沼苍璆姿。匣装毡裹远饷我，重之奚翅十朋龟。我闻羽阳之瓦出荒垄，流传艺苑如韩碑。甘泉一枚夸创获，当年群雅留歌诗。岂意神物兴有时，珠联璧合何累累。纷纶延寿益寿字，郑重亿年万岁辞。瓦有“延年益寿”、“延寿万岁”、“亿年无疆”、“千秋万岁”诸种。秘文吉语为国瑞，何异器车银瓮祥姚姬。我为墨磨双鬓丝，无多来日徒嗟噫。晴窗拂几看砚背，死籍可落应轩眉。冷金细拓侑石鼓，《御制重排石鼓文》有敬摹为缩本，榻表成轴者，其径圆式，度正类所获瓦头。井华新汲研隃糜。老来懒事虫鱼注，持写《黄庭内景》师杨义。

徐世昌编《晚晴簃诗汇》、陈世镕辑《福州西湖宛在堂诗龛征录》均收此诗。诗中既有对瓦当来源的叙述和猜想，又有对其形状的描摹，再论及文人对瓦当制砚，加上诗中的注解，几可资为清代瓦当文化研究之史料。其他如《视太学石鼓》（卷二）、《自题所藏墨》（卷五）、《翁学士覃溪（方纲）以所刻汉石经残字见贻赋谢》、《次韵题坡公天际鸟云真迹为翁覃溪学士作九首》（卷十二）、《越王石歌》（卷十八），写石鼓、绘画、书法、石经等均长篇铺排，或追根溯源，或反复议论，极富知识性。

这种“以学为诗”与叶观国渊博的学识及学术观密不可分。他嗜书好读，又曾负责搜集遗书，积累颇深。在学术上倡导追源溯流、穷经本义的方法和严谨求实的态度，《秋斋集诗》（其二）云：

祖龙燔帝竹，六籍飏为灰。汉氏求遗书，宝重逾琼瑰。矻矻西京儒，传注大义该。论功准开国，栉沐披草莱。五星聚东井，宋贤起后来。微言阐性命，窔奥弥宏恢。奈何末俗偏，本末少取裁。烝尝享祖祢，高曾斥不陪。郑笺及贾疏，高阁生尘埃。

此诗论儒学的源流问题，认为汉儒在秦始皇焚书、六籍遗失的基础上重新传注各书，十分完备，其功劳之大可比开国。宋代理学是在汉学的基础上向深微和宏大两方面发展。汉学为本，宋学为末，因而不满于“末俗”学宋而遗汉，本末倒置，将郑玄之笺、贾谊之疏束之高阁，犹如只祭祀先祖和祖父，而将高祖和曾祖及远祖排斥遗忘。《呈张惕庵编修五首》其五亦云：“沟浍涸复盈，微流仰雨汁。江河苟一决，千里焦原湿。为学贵讨源，自叩惭所得。”不难看出，叶观国的诗学观与学术观的相似性。或者说，其诗学观正是受了学术观的深刻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叶观国虽以学为诗，但并不像翁方纲那样直接把学术考据问题作为表现内容写入诗而引以为傲。不管是他好用典、喜议论、多组诗，还是记游历、叙风土注重挖掘风俗的来源和意蕴，抑或是人物题画诗远处落笔和背景烘托的模式，更多是一种追根溯源，穷经本义的学者思维在诗中的渗透和不自觉的迁移。

四、反对神韵说的空寂、性灵说的反议论、格调派的固执拘泥，希望重振风雅精神。

《秋斋集诗十二首》之七云：

国风微而婉，二雅矞以皇。体裁固自殊，难可尺寸量。圣人均手录，圭臬存篇章。奈何谈诗家，所见拘隅方。上乘贵妙悟，科律严且详。使事犯指戒，太尽来谤伤。偶然涉议论，嫌与性情妨。嘤咿敲细响，窅默搜枯肠。于风或有取，雅材嗟已亡。

《绝句二十首》末首总结云：

格调区区胶柱弦，读书万卷是为贤。平生不信沧浪语，六义惟参妙悟禅。

在叶观国看来，神韵说讲妙悟太空泛；格调派又把诗歌当作传达儒家思想的工具；倡性灵为讲性情一味反对议论，均是不足取的。神韵派、格调派、性灵派和肌理派一向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四大诗学派别⁽²⁰⁾。那么叶观国是否是肌理派呢？钱仲联《万首论诗绝句前言》云：“俞爻心、叶观国、翁方纲都是反对妙悟和神韵的。”⁽²¹⁾这话也易让人误解。《秋斋集诗十二首》为中进士前作品，是时叶观国与翁方纲还未结识。如果说反对“诗必盛唐”是反对切割文学自身的历史，那么反对三种诗说则是期望更为圆融更为通达的诗歌创作。翁方纲以“肌理”倡诗，但叶观国的指向却是“诗经”代表的风雅精神。《赠张编修惕庵（甄陶）二首时编修为贵山书院山长》（卷八）亦云：“风雅吾师是，酸咸我嗜偏。”他以“风雅”为师，并与张相约归老后编辑《国朝闽中诗》。卷十一《孟瓶庵郎中与林孝廉（乔阴、开琼、昆琼）昆季唱和为诗次东坡岐亭韵诗亦如其数仆从郎中斋头读之勃然有感辄次韵奉和寄呈郎中并简三孝廉兼呈张惕庵编修五首》亦云：“俗学期速化，岂念风骚缺。谁为嗣坫壇，那复图主客？诸君扶雅轮，题襟裒成集。”他是以诗骚为诗之圭臬，期望众人重振风雅。

叶观国的诗学观是在闽诗的土壤中生成的。虽然他入仕后与蒋士铨、翁方纲、纪昀、蒋良骥及皇十一子永瑆等多有往来，相互影响是可能的。比如翁方纲好为东坡寿并集诸人宴诗，《诗钞》中与翁方纲唱和的几首诗“学问味”确实比较浓厚。但《秋斋集诗十二诗》传达的诗学观在年轻时就已形成，此其一。其二，涉及论诗观点的诗作多是在与闽诗人的唱和往来之作体现，如福州的黄任、张甄陶、孟超然、厦门黄日纪等。其三，《诗钞》中多有对闽诗的论述。如《绝句二十首》第十首论唐代闽诗：

雄诗滋赋重当时，籍甚翁承赞黄滔海国奇。不及探龙徐正字，金书合写苦吟辞。原注：詹雄、林滋、郑诚同登会昌三年进士第，时称“雄诗、滋赋、诚文”，为闽中三绝。徐夤，莆田人，著有《探龙钓矶诗集》，勃海国人皆以金书写其《斩蛇剑》、《御沟水》、《人生几何赋》于屏障。

诗提及唐代闽诗人徐夤诗流传之广泛。再如第十八首论清代闽诗：

正声未坠数闽风，圆熟偏贻口实同。才力何尝非伯仲，訾敖正坐学唐工。

诗中对闽诗是极为自信的。再如评黄任：“海内诗家山谷在，汉廷循吏颍川贤。诛茅种秫高情遂，启秀披华好句传。”（《诗老黄丈莘田（任）昨岁壬午年登八十重与鹿鸣之宴为梓里盛事寄赠长句兼简心庵（惠）同年四首》）以黄庭坚比黄任，给予了高度评价。

总的来说，叶观国继承了清初张远等人的宗宋之风，并彻底地脱离了学唐的藩篱，然而他在理论上多批驳，立论不足，并没有明确高扬宗宋的旗帜，如果说其中包含着对宋诗的辩护，也是从与唐诗同源中立论，他更多反对专事盛唐或拘于门户对其他诗歌风格排斥的态度。他强调诗歌的源流相续，反对当时各立门户的现象，追求重振风雅的更为圆融更为通达的创作氛围，却并未提出可行的方法。在创作实践上，由于学术观的影响和学者思维的渗透，使他的诗作带上了浓厚的“以学为诗”的特点，这一点恰与当时闽诗的发展方向相一致。乾隆末年侯官人郑杰辑录的《国朝全闽诗录初集》是第一部搜采表彰全闽清诗的总集，其中录诗最多者为康熙间闻名全国之诗人黄任（99首），其次为林澎蕃（86首）、叶观国（83首），丁炜（68首）。其中论观国时云：

昔刘知幾有云，史有三长：才、学、识是也。窃谓诗品宜然，而识尤不可少。苟无卓识，虽裒成巨帙，不过嘲风弄月之词，譬之过眼烟云，旋来旋生，亦旋生旋灭，非不朽之盛事也。毅庵先生学力深邃，本其生平所得，发为诗歌，故持论迥超流俗。夫自前明悬房书为标准，而天下不知有文章；颁大全于学官，而天下不知有经济。至于言诗，非惑于严沧浪“诗有别才非关学”一语，即泥于高廷礼“初、盛、中、晚”之分，溺于所闻，毁所不见，数百年于兹矣，可胜叹哉！先生《秋斋杂诗》有云：“奈何末俗偏……”又有云：“上乘贵妙悟……”又有云：“诗家建旗鼓……”云云，皆非俗学所能窥见。吁！以此提倡后进学术，其庶有豸乎？岂特风雅不坠云尔哉！⁽²²⁾

郑杰反对专学盛唐，主张以学问为诗，甚至以史家之才、学、识为诗人之必要，他推崇叶观国，正是针对“以学为诗”而言。乾嘉时期，福建出现一批学者兼诗人，如龚景瀚、萨玉衡、谢震、陈寿祺等，他们的诗被称为“学人之诗”，开启近代闽派之先河⁽²³⁾。在这一风气的转变中，叶观国也是重要的代表。后来的叶大庄、叶在琦为闽派同光体代表人物，其中的家学渊源不可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