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山叶氏家族文学研究及成果

第三节　叶观国与叶氏家族传统

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一个家族兴起繁盛不仅需要外部的社会原因，更需要家族内部的独特传统，才能保证家族的稳步发展。家族中往往有一个核心人物来凝定家族文化，构成家族的核心精神。叶氏家族的核心人物为叶观国。

一、叶观国生平

叶观国，字家光，号毅庵，晚年又号存吾，生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卒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观国生平可划分为五个时期：一为青少年求学游历时期（32岁前）；二为中进士入翰林院，出任云南、广西学政时期（32岁—53岁）；三为家居及主讲清源书院时期（53岁—60岁）；四是再度入京为官，任安徽学政时期（60岁—69岁）；五是假归及致仕居家时期（70岁—73岁）。

据叶申棻等所撰写的行状，观国“幼颖异。五六岁，薿园公授以经书，皆成诵，九岁能属文。”⁽²⁵⁾观国回忆年幼求学情形，《归途即事咏怀一百韵》曾云：“束身趋学校，结发事丹铅。砥节师黄宪，治经慕服虔。灯黟还凿壁，衣冷未装绵。共笑坚如瓠，谁怜菹似弦。”⁽²⁶⁾入乡学刻苦向学，与何逢僖为好友。《哭何少宰念修同年七十韵》云：“总角同乡校，传家并宿儒。定交投缟，校艺指瑕瑜。崔杜鞭齐下，曹刘轨共扶。书林抉根柢，文苑辟荒芜。入腕惊风雨，探怀满贝珠。”⁽²⁷⁾少年求学经历虽清苦，但与友朋相与论学，以文字指点江山中充满着意气风发之气概。20岁已有文名，当时宗室德王督闽浙，下车观风，观国应试列第一，受到嘉许。不久学使于北墅岁试福州，考试以“美成在久”命题，通场少有解者，而观国详知源委，投卷时受于公大加赞赏，拔冠一军，补弟子员。此后每试均取第一，于公器重，曾言：“此生他日翰林也。”乾隆六年（1741）22岁拔贡生。次年随于北墅北上廷试，在京口（今江苏镇江）停留月余，与同行诸生极游览之乐。25岁时与何逢僖同参加乡试，何中举而观国未中，后两人相携游京洛吴越一带。十二年（1747）28岁观国中举人，次年与何逢僖同赴京应会试，均未中。两人分道，观国游江右，曾至浙江杭州、江苏苏州，渡扬子江，经扬州至高邮，再到安徽当涂、江苏无锡，江西南昌、庐陵、南康、湖口、九江等地。乾隆十五年（1750）再与同乡陈琛、林从直、钟兆相、陈荣榕相偕赴京应考，次年中进士，名次为二甲第二十四名，授翰林院庶吉士，开始为宦生涯。年少时期，观国已表现出吟咏山水风土的偏好。《绿筠书屋诗钞》卷一《台江集》为28岁至中进士前诗作，其中大半为游历时所作，喜用组诗形式，重视山水风土之中的人文意蕴。诗学观较为明确，反对明代七子和明代闽中诗派“诗必盛唐”的理论，主张转益多师，诗风上呈现出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宋诗风调。

庶吉士是清代翰林院“庶常馆”选新中进士优于文学书法者入馆学习。观国入庶常馆，每日屏谢酬应，如诸生时潜心向学，受教习陈星斋称赏。乾隆十七年（1752），33岁的观国散馆后授编修，参与修国史工作。次年出典河南乡试，是榜皆寒俊宿学，一时声誉大起。试竣回京复命，乾隆问询家世，称赏之，对左右言：“此人风度甚佳，盖有学问人也。”后便屡典乡试、会试。此年又任武英殿纂修官，两年后升武英殿提调官。二十一年（1756）出典湖北乡试，事竣回京途中即奉命督学云南，三年任满后还京。次年即25年（1760）出典湖南乡试，二十六年升赞善，二十七年（1762）与蒋士铨同任顺天乡试同考官，试竣，奉命督学广西。三年任满后，三十年（1765）父亲叶茂盛逝，自广西归里福州，后三年丁父忧家居。约是时，观国身体素质下降，患疟疾，视物模糊，因感年老，开始流露出暮年心态。服阕后于三十三年（1768）入都，时49岁，补官后充教习庶吉士。三十四年冬，何逢僖卒，两人少小相识，为一生挚友，故悲痛至深，《哭何少宰念修同年七十韵》不仅悼好友之逝，兼怀平生，又有《客怀六首》充满着惆怅孤独的感伤。三十六年（1771）出典云南乡试，次年以侍读任会试同考官，同年念及母亲年事已高，请急回籍奉母。

自三十八年（1773）至四十四年（1779）为观国家居时期。时乾隆下诏开四库修书，家居的观国应福建巡抚余文仪的聘请入局编订，任福建省局总校，搜集福州旧闻风物作《榕城杂咏一百首》，又集闽史闽事为《闽中杂记》。三十九年母亲林氏卒。四十一年（1776）起主讲泉州清源书院，前后凡四年。其间多次返榕，曾参与当时福州著名文社“读书社”活动，与孟超然、张甄陶、林乔荫等多唱和。四十四年秋，将生平诗作手自编定，名为《绿筠书屋诗钞》，共十一卷付印，蒋士铨为序。

观国服除后再入都，补官后奉命以原衔充日讲起居注官，是年60岁。此后与翁方纲、蒋士铨等多往来。四十六年（1781）受命入值尚书房侍阿哥讲读，赴直禁廷，“卯入酉出，虽酷暑严寒未尝一日间断”，行走多勤，得乾隆赏赐，并结识皇十一子永瑆。是年又任钦点武会试总裁。次年乾隆召入重华宫，赐宴和诗联句，又赏如意、端砚，此后便赏赐有加。四十八年（1783）六月出典四川乡试，在闱中即奉督学安徽之命。三年任满，五十一年（1786）返京后依原职为官。五十三年（1788）秋，乾隆秋狝木兰，观国随驾前往，是年70岁，欲回里省视先茔。时有内阁学士缺，将从闽省官员出，通籍在朝者无三品以上大员，观国资俸班次皆居首例。同朝诸公皆劝且缓乞假，观国仍坚持，请旨准给假一年，命下，朝士皆愕然，挽留不及。刚出都，同乡云门郑公即超升阁学。亲知都感到惋惜，观国却自恬然。一年假满后，因患足疾，遂在籍告请病假，不复作出山之想。次年乾隆八十寿，中丞徐君以观国精神尚健，亲为劝驾，观国也因感念皇恩，扶病束装赴京，随班祝贺寿辰，礼成仍复南还。同年五月，同郡叶大观编修以庶常引见，乾隆询及观国。许多人都说，“圣心方眷注，将有大用”，劝之勿引退，然观国以年老衰疾且初志已定，不欲改移，激流勇退，一时朝士皆服。晚年归里后，在乌石山东麓天皇岭下第一山鳞次台购建别墅，因该地有两棵大榕树，修葺后名为“双榕书屋”（今福州乌山下冠亚广场后邓拓故居处）。其生平藏书达六万余卷，因“拥书自乐”，晚年多整理旧时之作。五十七年（1792）九月初七日逝，享年73岁。

二、家族传统的建立与传承

家族文化是一种集体文化，除了核心人物，也需要家族成员的弘扬与传承，才能在家族内部形成一种文化场。叶氏家族的文化传统由观国奠定，经后代发扬，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文化传统。其体现有三：

（一）鲜明的家族意识和修谱的传统

叶氏修谱并不始于观国。据《三山叶氏族谱》载，第四世叶寿，生于明洪武年间，有《旧谱家范》十则、《谱例》十则、《家庙记》、《世系总记》，但到观国时早已散佚。叶氏迁居东高山后，曾出现“甲科仕宦，显者相继”的繁荣，但之后又寂然无闻，迁至海头的一支更贫弱不振。叶观国因而感叹：“顾自吾少时，知海头为吾高曾之所自出，而不知东高山实上世所自出，则以谱牒无征故也。”观国在年轻时已不知曾祖来自东高山，此时叶氏虽也聚族而居，但因家族中缺乏核心人物，加上经济及社会地位不高，各支各房呈自然流散，后代子孙家族意识淡薄。顺治初叶学祯迁居闽县至观国一百多年间，与福清海头各房隔居，已不相往来，又有析徙他处，后代更难以详考。叶观国《三山叶氏族谱原序》论及修谱的缘由及期望云：

先辈汪钝翁有言：“谱牒废于贫且贱者十之三，废于富且贵者十之七。”然吾以为因富贵而或攀附他宗，或虑其族之觊觎，远之惟恐不速，苟能自好者，皆不屑为则甚矣。因贫贱而谱废者多也，今吾小子幸赖先世积累遗泽，叨列仕版，仰受国恩，稍稍有以自立，倘不及今图之，其何以上对吾祖宗耶？惟是吾族以屡经播迁，中更兵燹，旧物咸荡然。所传谱稿率皆缺略简陋，而族之人耆年有知识者又皆去世，无从咨访。今但就旧所传者，重为叙录，益以吾所逮事之王父母、父母事迹登诸副墨者。韩慕庐先生序王氏谱曰：“远之世系不可知，则以始迁为别祖而上世缺焉，至慎也。始迁之祖无识其名讳而事不可得详，详之自其父始，慎也。”今吾之谱亦若是焉。尔所望吾后之人，由是而晓然于水源木本所自来，于以兴起其尊祖敬宗收族之念，勿至如明允苏氏所讥“相视如涂之人”者，则吾区区之意也夫！

观国有感于叶氏“因贫贱而谱废”，家族散佚，而今自己有所成就，便把修谱当作使命，作为重振家族的首要方式。他所期望的便是后代子孙不再“相视如涂之人”，知家族源流，期望通过修谱达到“尊祖敬宗收族”的作用。这是一种鲜明的家族意识。

观国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70岁时归里，晚年多整理旧作，同时收集资料，于五十六年（1791）秋倡修族谱，“但就吾所知者，载入谱中，至十六世而止”。其修谱态度是谨慎的，列泉州迁居福清的叶窦为本支始祖，为三山叶氏第一世，沿此至迁居闽县的叶学祯为第十三世，至观国为第十六世。“自十七世以后，但须载叙省城一派，不能更及海头各派也”。同时又排定自十七世起子孙以“申、昌、滋、大、在、于、树、德”八字为命名之序，以“惟、勤、与、恭、乃、可、保、宗”八字为表字之序，“逾此八世我后人当再为排次增入也”。三山叶氏由此从福清叶氏脱离出来，修谱的传统也从此定下。观国修谱时，由于资料难详，对先祖的叙述较为简略，其中难免有传闻成分，如记叶窦梦道士，叶神因父托梦而罢归。记三世祖叶神登进士第与其父登第相距95年，时间之差过长，可能误记或遗漏一代。同时，观国在世时，叶氏虽显，但子孙并不多，家族意识的凝固、修谱的工作还有赖于后人进一步传承。

迁居省城的叶氏中，观国一支逐渐突显，叶大焯《续修支谱序》云：“顾自吾高祖而上以会城为本支，而东高山海头之分出皆别派也。自吾高祖而下以高祖为本支，而会城之分出又别派也。吾高祖而下逮吾曾祖之世为族七，又逮吾祖之世为族二十有五，综二十有五而倍蓰之。自高祖距今甫七传子姓之阜，俨然成聚。其会城分出之派族率微弱。以视吾本支丁口孳息，十不逮三四。盖先世积累之泽，既发越为吾高祖之身，而吾高祖之深仁厚泽，又益扩而笃之，故瓞绵椒衍流视其源而远也。”迁居省城的其他叶氏微弱不振，而观国一支由于观国的发迹却颇兴盛，观国儿子申字辈有七房，孙子昌字辈衍出二十五房，二十五房下子孙繁多。观国孙、申蔼四子叶仪昌曾欲重修族谱，未竟。光绪十四年（1888），后人出资修建了叶氏祠堂，叶在玑《续修族谱序》云：“叶滋棠、叶大湜董其事，左祠分支，右支节孝。”名为“三山叶氏支祠”，同时修祠录定下祠堂规仪，并由叶大焯负责重修族谱。名“支祠”者，已不兼及省城其他叶氏。据《叶姓史牒文萃》，三山叶氏祠堂原位于于山白塔旁，祠堂中对联为观国与大焯所撰的叶氏辈序歌⁽²⁸⁾。

从光绪十六年版的《三山叶氏祠录》中，可以看到叶氏已形成以叶观国为中心的严密的家族体系。祠录分为四卷，一为《恩纶录》，“恭录诰敕及题请、崇祠、旌奖各折奏以纪恩荣”。二曰《行谊录》，备录儒林、良吏、文苑各传并行状墓志。三曰《谱系录》，详载世系图，世次录以别支派。次四《祀事录》，详辑条例祠堂章程款目。继观国为子孙八代排名序之后，叶大焯又续增十六代名序，以“诵芬述祖，先志继从，贤以致用，宽自有容”十六字为名，以“长诒孙子，居业若农，永世作则，善积祥钟”十六字为表字，并规定“以后各依行辈取用，毋得参差。间有易名者，亦将原名登载”。在名字中隐含着叶氏对后代子孙发扬先业的殷切期望和为人处世的教诲。

祠堂的管理也较为完善。当支祠告成，“宫詹公（即叶观国）手置有安泰铺店业一座、东门外民田24亩、鼓山边洲田四亩，原为宫詹公派下七房轮流收掌，为年间祭扫公业”。此时则由“七房公议，交出充作支祠祭业”，递年值轮由正副董事各一人负责，一负责收发款目，一办理事件。轮值者由“族中酌举勤慎者十余人派定轮值，未经举派者不能一概备轮”。在入祠条件上，昌字辈25人都立主，后代子孙众多，考虑到若“一概置立龛位，既虑难容，盛典亦邻于亵”，因而参照福州大姓“侯官林氏、螺江陈氏”，加以区别规定：“凡族人之得设主入祀者，均以膺官爵、登科甲为断，所以昭限制、示鼓励也。其德行之选，必受朝廷旌奖，如孝、友、忠、义、节、烈显有实绩者，则不论官爵科第，皆祀，所以重品谊、防冒滥也。至于议年、议功，亦或并行并举。历考成矩，莫不皆然。”祭祀活动除了每月朔望值轮者要行香、元宵团拜外，每年有两次重大祭祀称为“春秋丁祭”，即在每年的二月和八月的丁日举行。

宗祠建成后，叶氏有多人倡修族谱，于是由叶大焯负责增辑。“先经后纬，挈吾高祖（指观国）之世次为之纲领，从吾重也，而高祖而上会城分出之派，其后可得详者别录之，亲吾高祖之所亲，不敢略也。而会城而上东高山海头分出之派仍旧谱所已录，其后不可得详者阙之，势难及也，遵吾高祖之谱例也。……凡生卒年月之讹舛者，悉审订之。凡族属名字之复叠者，悉改易之，而诰敕行状墓志铭之属又搜讨纪载，都为一书，昭家乘，垂无穷。自是而谱大备”。是谱主要叙观国一支，而他支为附录。叶大焯担忧后族分散，他再次以宋代苏辙“相视如涂之人”的话告诫后人：“苏氏之意岂谓谱立而遂不相视如涂之人耶？夫谱，其权舆也，必贯之以不涂人之心，而辅之以不涂人之典，而吾谱乃不虚传，是固区区之愿所未能一日释然者尔。”叶大焯认为修谱只是方式，其中更重要的是凝聚家族人心。祠录编成后，规定：“自是而后，谱约十年一修，凡族间有生者应告于庙，殁者应讣于庙，正副董将其年月日存记，以备续修增补。”

叶大焯修谱后40余年，“族姓浩繁，生名卒葬年月有不可考者。”民国二十二年（1933），旅外的叶大澂、叶沂、叶在均、叶在畴倡议续修族谱，得到居闽叶氏诸人的支持，于是推选叶在玑负责，经三月搜集编成，次年付印，即今存世的《三山叶氏族谱》。此谱分四个部分，一收录《国史儒林传》中的叶观国传、《福建通志·良吏传》中的叶申蔼传、《福建通志·文苑传》中的叶修昌传。第二部分为世系图，在远宗世系总图、本支世系总图后，以观国七子为始分为七房世系图。第三部分为世次录，注出身、官阶、妻妾、子嗣、生卒、坟墓。第四部分为分支省城世系图与世次录。谱以观国七子为中心，共有“申昌滋大、在于树德”八世，最后入谱者为第24世叶德正，生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

《三山叶氏族谱》的遗憾在于未详叶氏分布流播情况。据《福州姓氏志》，迁居省城的叶氏散居在北大、仙塔、道山、法海、乌山、小柳等地。29世叶在福、在旸、30世叶珍鑫等迁台湾，31世叶树铧侨居美国⁽²⁹⁾。随着子孙繁衍众多，加之近代社会的风云动荡，叶氏后代流散各地，或衰落，或迁移，分布广泛，联系减弱，修谱的难度逐渐增大，“约十年一修”的期望很难实现。现今在世的叶氏多为于字辈、树字辈、德字辈。笔者有幸于2009年8月得遇叶氏第22世于敏、于曦、于晖、于春四姐弟，分别来自上海、北京、南京，奉其父叶在开（1913—1998）遗愿来闽寻根，为五房叶申苞之孙叶滋熊后代。1986年在上海的叶氏以叶滋熊为本支之始，以其子叶大铨、叶大镠为分支，以手稿形式增补了世系图，本支各房至今仍联系未辍，图中之人多在世，除一家在美国，其余现分布于中国各地。此图虽只是三山叶氏后代中的一小部分，却是距今最近的世系图，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叶氏借修谱以“敬宗收族”的传统。

（二）勤勉谨慎的人生态度

观国从32岁中进士入翰林后，历官40年，除中间家居10余年，20余年中“八掌试事，三任学政”。他以寒士起家，仕途通达，其中虽不失机遇，然而与努力及性格密切相关。

在翰林院庶常馆中，观国潜心向学，教习陈星斋每阅其馆课诸作时，“无不击节叹赏”，曾对座师董文恪言：“近来学者登馆选后，便都荒弃学业，专事交游，叶君以青年登第，刻苦力学，卓然知所树立，其文深有根柢，未可量也。”《国史儒林传》载观国典试言：“所至操守清严，鉴别精审。时儒臣文衡称职，上结主知者，观国一人而已。”观国虽“身被顾遇之隆”，然不矜傲，反而更加奋勉，“未尝一毫苟且”，本性不求立异，曾对人说：“凡职内事，皆分所当为。吾司文衡之职，则登明选公，振兴风化，皆分内事耳。何必斤斤然求自表著于人以博名誉？”陈康祺《郎潜纪闻四笔》卷八“叶观国视学廉勤尽职”条载：“闽中叶毅庵宫詹，乾隆间屡司文柄，廉勤尽职，至老不衰。”⁽³⁰⁾任云南学政期间，相国刘统勋视察至云南，见到观国高兴地说：“吾见馆阁诸君，一出学差，无不面丰体胖，今君如此清癯，半为校士辛勤，半为官厨冷淡，不愧为吾门下士矣！”乾隆三十年（1765）在广西学政任上，恰逢科考选拔之期，悉心考校，禁贿赂，杜情面。当时有一考生为权贵人婿，挟带一权要人的亲笔信，谆谆相托，观国得信，立即焚毁，不置一词。发榜时，该考生未中，全郡悦服。按试各郡，均轻骑减从，行李简陋，又约束家人胥役，不许沿途骚扰，经过各州县，无额外糜费。任满离开后，下任学政因地方供应之事釀成大案，一抚臣劾奏曰：“学政某按临之处，较前任学臣叶某，每处多派人夫七百余名。”在翰林院坐衙门，一般人都视为内朝官中最清苦的穷翰林，所藉以调剂生活的，便是派上学差，到各省城去典试，做选拔举子的工作。典试的学差是临时性出差，而提督学政是实职，是朝廷派往各省负责按期至所属府、州考试生员，管理全省学务的官员，与督、抚平行。一些人藉此中饱私囊，陈康祺曰：“余宰江阴，为学臣驻节地。时学使瑞安某，家丁胥役，狐假虎威，每出棚行李不过需夫一二百名，及回棚，多至十倍，虽庖丁、剃发匠，莫不满载而归，其关防可想。观宫詹旧事，不禁感慨。”观国之廉洁也难得！视学安徽时已年近七旬，比以前更加勤谨，珍惜晚年名节。试日漏三下，即披衣起，考生唱名毕，天犹未曙，每次得士子前后只用一天时间。昼则端坐堂上，终日无倦容；夜则烧烛披阅，直至深夜。名次弃取均亲自裁取，从不假幕宾之手。有次暑夜阅卷，留一僮麾扇，凡拟录之卷置放在桌几之右，拟摈弃卷居左，忽扇风灭烛，观国急以手压右卷，而手面有一卷飞来，及烛视之，则所摈卷者，其明察类如此。时有同人干以私者，观国谢绝：“若尚未知吾数十年素性硁硁乎？不然是欲令白头嫠妇以晚节败之耶？”其人惭愧谢退。此后观国更加谨慎，关防严密，弊窦肃清，远近无有闲言⁽³¹⁾。

古语有云：“勤以立志，俭可养德。”宋代苏颂曾言：“人生在勤，勤则不匮。户枢不蠹，流水不腐，此其理也。”勤勉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优秀传统，观国由白衣而起家，对此感受尤深，也因为没有强大的家庭背景，为人处世都较为谨慎。叶申棻等《毅庵府君行述》回忆观国云：

同朝巨公闻府君名，莫不交相推重。性刚正不苟言笑，然与人交殊蔼然可亲，无矜己傲物之色。故与其交者皆惮其严毅，而尤乐亲其和霁也。操行廉介，不妄取与，虽身居丰腴，自奉恒澹如也。尤习勤劬，遇事不辞劳瘁，每书“俭以养廉，勤以补拙”二语于座右以自箴事。

观国的勤勉谨慎不仅反映在时人及儿子的评价中，也反映在其诗歌创作中。《绿筠书屋诗钞》在内容上很少针砭时弊，间或愤慨无奈也十分隐晦含蓄。观国为官清廉，从本质上说也是一种谨慎的反映。如果说观国以勤勉而起家，那么谨慎则是他为官40年皆坦途的性格之因。自散馆授编修（正七品），再任詹事府左右春坊赞善（从六品）。宫坊之官仅备翰林编修、检讨之升转，并无实职。十年后才擢侍读（从五品），十年升学士（从四品），又七年始晋詹事府少詹事（正四品），加上其间任武英殿纂修官、提调官、日讲起居注官、内廷供奉、上书房行走、教习庶吉士等，可谓白首翰林史馆。升迁不快，官阶亦不算高，然“处之晏如，无一毫躁进意”。他曾对儿子言：(www.xing528.com)

自吾祖宗以忠厚传家，读书守法，未尝行一非分，作一害人事，故吾得仰承家荫，忝沐国恩。今汝辈幸席余业，尤当以惜福谦和为主，慎勿习为汰侈刻薄，自掊根基也。（《行述》）

他以“申昌滋大，在于树德”和“惟勤与恭，乃可保宗”为子孙命名排序，同样是通过强调“树德”与“勤勉恭俭”来教育子孙。

可以说，叶氏子孙不负观国所望。树德方面，叶申蔼可谓福州近代慈善事业的带头人。申蔼晚年归里，广于布施，不仅慷慨解囊资助同族贫者，同时倡义局，积极参与资助寡妇的恤嫠会组织和敬节堂，又与申万捐义冢，助修圣庙。有人劝其退居不必劳累，申蔼言：“吾居官则期有益于地方，居乡即期有济于乡邻，不亦宜乎？”道光十二年（1832）夏，福州大旱，米价上涨，申蔼组织集资买米，广助民众，赈恤灾民，又作长远计，率先筹钱千贯，广集重资，发帑招商。申蔼卒时，闾巷之人及小贩言之泪下。申蔼性格谦冲乐易，教子以“恭俭”为持身之本，并言：“人必立品为先，其次通经致用，若科名迟速可不计也。”⁽³²⁾。28年后，即同治元年（1862），廖鸿荃、杨庆琛、林春溥、郭柏荫、林士傅、沈葆桢联名题请将申蔼入祀乡贤祠。梁章钜《叶次幔邑侯墓志铭》赞曰：“君之嘉言善行始终不怠，诚无愧平日所自言者，是可为士大夫式矣。”

申蔼之子仪昌深受其父影响，任三明大田县学教谕期间，捐俸补刊前明旧臣遗稿。当地丧俗多停棺浅葬，于是敬昌又“捐置义冢，收埋露柩，择诸生之醇谨者主之”。叶滋棠《先考府君季韶行状》云：“盖府君自甲午先大父捐馆，即遵遗训，于西关外后贤乡买山地十余亩，顷为义冢。”至是十余年所收瘗者凡三四百棺，而大田经仪昌提倡，遵行不怠。刺吏郭古樵致信仪昌：“闻阁下履任以来，自捐赏格招士子课文，以故来学者不少，如此教官，天下能有几人？我辈食禄敬事，只求称职，官无大小，此心同之。阁下为此，较之贤父母司牧民，岂有异耶？窃恐坐食厚俸，不顾民瘼之长官，登鳣堂而色赧也。”省会敬节堂前经申蔼捐赀倡建，仪昌归里后承父志，于给恤、册查等事皆留心襄办。治家勤俭，要求子弟妇女燕居不得衣罗绮，冬布夏葛而已。

观国六子申万于嘉庆十年（1805）登进士入翰林，改庶常，亦潜心励学，馆课皆高等，一如观国当年入馆。一生为官勤勉，颇有政绩。教子以“勤慎”居官，叶敬昌《显考芷汀府君行状》回忆云：

府君教子严，而于不孝责望尤殷，髫龄时即携往邵武。及馆庶常，自庆远邮书示之曰：“三代翰林，君恩祖德不可忘也。其勉之。”不孝不克负先业，散馆改部曹，府君犹谆谆以勤慎居官为诫。不孝在吏部十余年，幸无陨越者，皆府君教也。

叶滋森为申蔼孙、伟昌长子，任江苏靖江县令期间，重修钟楼，兴修水利，铺路修桥，同时改变拐卖妇女的恶习，离任时百姓建叶公亭以缅怀。敬昌之孙、云滋之子叶大焯，归里后亦忙于乡里事业。叶在琦等撰《叶大焯行状》云：“省城敬节、育婴、劝葬诸善堂经费出入，悉受其成。地方有所兴复，当事必挽府君出，又勤接诸生解惑辨难，常终日无暇晷。”“论学主居敬，独居戒慎，终日俨然。”谢章铤《叶恂予墓志铭》云：“生平善气迎人，议论不合，未尝疾言遽色，即甚异趣，亦难窥其喜怒。温厚和平，其天性也。”⁽³³⁾叶在琦于光绪十七年（1891）官贵州，父亲叶大焯诫言：“汝少年倖科第，今莅官，益当兢兢待士子，必以诚，有所为。勿苛妎。”又手录观国公传，寄在琦，并言：“汝熟复此传于心，当常惺惺耳。”可以说，观国的一生即是叶氏子孙的模范。

虽然，一个家族成员众多，具体到个人，必然性格不一。行状与墓志铭的记叙也可能虚美隐恶，往往多褒扬而少言不足。但纵是溢美之辞，从叶氏后代对前人的肯定性评价中仍可看出，“德、勤、恭、俭”是他们共同推崇的品格。中国传统家族尤重“孝悌”，叶氏亦然。观国“以孝称，迎养官署时，校士之暇，饮食必亲自调和以进，甚得父母欢心”。申蔼侍母，“虽忧戚常若有至乐，饮食必自调和以进，酒酣辄作儿童嬉戏，以博欢笑”。申蔼兄弟间感情至深，晚年与六弟申万、七弟申芗同归里，“晨夕晤乐，皆以为暮年之幸”。但“孝悌”几乎是家族的共性。从“个性”上说，学习工作当勤勉，为人居官则谨慎，构成了叶氏家族的主要性格。

（三）嗜书好读的家风与著述的传统

观国《题傅翁在山遗像其孙秀才修孟从余游》赞傅氏云：“故知家学有渊源，世业青箱自绍缵。”⁽³⁴⁾此言也适用于叶氏家族。

观国“生平无他嗜好，惟喜翻阅书史，儤直之暇，一灯荧然，夜分犹未辍。每有所得，以矮纸疏之，岁久盈筐箧。尤工为诗，上自铺扬盛典，容颂神功，鸾辂赓歌，虎帏属咏，以及星轺官道，云物家园，抒情言情，不下数千首”。青年时期的观国便喜藏书，以读书为乐。《绿筠书屋诗钞》卷一《秋斋集诗十二首》云：“我生属庥明，所业在文字。藏书虽不多，颇复盈箱笥。”又云：“万卷拟百城，亦足娱其身。”近花甲之年主讲泉州清源书院，以《炳烛集》命名诗集。汉代刘向《说苑·建本》载：“晋平公问于师旷曰：‘吾年七十，欲学恐已暮矣。’师旷曰：‘何不炳烛乎？……臣闻之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长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炳烛之明，孰与昧行乎？’”观国以此命集，勉励自我老而好学之意。至晚年归里，筑“双榕书屋”，藏书三万余卷，拥书自乐。部署后事时，“无一语及他，惟谕子孙等以诗集中第某卷第某字未妥，令改易之”。可见著述态度之严谨。

观国一再勉励子孙要勤奋向学。《新居示儿子》云：“挟持竟何具，享此书一束。肯构要儿孙，传家惟诵读。”《孟瓶庵郎中与林孝廉（乔阴、开琼、昆琼）昆季唱和为诗次东坡岐亭韵诗亦如其数仆从郎中斋头读之勃然有感辄次韵奉和寄呈郎中并简三孝廉兼呈张惕庵编修五首》其四云：

种松期作柱，种漆期取汁。当其封殖初，必审干与湿。把锄芸人田，于我未为得。家有六男子.....，训课事最急.....。敢希龙与凤，莫作猪及鸭。学堂利幽静，帘幕命遮冪。我家寡凭藉.....，所恃寸心赤.....。仕宦二十年.....，未敢蓄黄白.....。有子不读书，愧此头上帻。

《寄示儿辈二首》再云：

退士投闲课子宜，舌耕仍遣别山茨。家无金穴惟资读.......，业在..青箱要及时.....。狗鹜低昂思马训，龙猪得失味韩诗。汝翁老觉童年误，不厌丁宁教汝知。

疏竹寒梅野性邻，桂香橘烈总欣然。移从昨岁愁根浅，别到经时想蠹穿。晓起连筒宜灌溉，闲来稚子莫攀牵。休轻眼底闲花木，头白封树几拳。

观国认为，叶家并无凭籍，所赖的便是诵读传家，他勉励子孙要趁年轻勤奋读书，不受外物干扰，重视积累，才能有所成就。为此他亲自督促儿子学习，“退士投闲课子宜”，“家有六男子，训课事最急”。观国的家庭教育取得了显著成效。如申蔼“性亮识闳，束发受书便能贯彻诸家得其旨要”（廖鸿铨等《叶申蔼崇祠乡贤祠录》）⁽³⁵⁾。申万“喜读书，公余一编自对，每至夜分。工隶书，好吟咏”（叶敬昌《行状》）。申芗“生平勤于学问，工为俪体，尤耽于有韵之文”（梁章钜《墓志铭》）。观国曾欲归里后与张甄陶编《国朝闽中诗》，终未成。申芗辑《闽词钞》可谓承先辈未竟之业。观国七子均登科甲，由此确立了叶氏科举之家的地位，这与观国重读书、勤教育密切相关。

当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成为习惯，渗透至家族成员的生活，形成家风，便会对后人产生积极的影响。观国之孙仪昌一生科考曲折，自26岁中举后五应会试均未中，但仍不辍家庭教育：“教子孙以义方，尝撰《教子弟说》、《爱身说》、《儆俗四则》、《劝葬文》，至理名言皆可针砭时俗。”叶家时已设家塾，仪昌“集子侄甥婿，月课文艺常督至宵分时寝”（叶滋棠《先考府君季韶行状》），其重视若此。林鸿年评仪昌兄弟云：“昆季弟六人杯酒论文，有大被之风，于同祖兄弟，遇吉凶大事，每身先之。盖君考为次幔乡贤，家庭听受，渐渍日深，其修诸身、施诸家者有由来也。”（《季韶叶君墓志铭》）谢章铤与申芗孙叶滋沅善，尤以论词相交，评滋沅词时亦云：“辰溪之于词，家学也。”（《叶辰溪〈我闻室词〉叙》）⁽³⁶⁾观国、申蔼、申万、敬昌、仪昌、滋森、大庄等均嗜书，经历代藏书，累积达十数万卷，成为藏书世家，亦是家风之所浸染。

观国一生嗜书好读，笔耕未辍，有《绿筠书屋诗钞》十八卷、《老学斋随笔》四卷、《闽中杂记》等。中国知识分子不仅把著述当作个人知识积累的记录，也将其视为一种不朽的人生追求。对于家族而言，读书著述更不仅仅是业余嗜好，也是提升家族文化知名度、展示家族文化素质的重要方式。今就所知，录叶氏第二代至第六代的著述：

第二代申字辈：叶申蔼《三礼集证》十卷，《春秋解》十二卷，《荫余轩诗文集》五卷，《退食吟钞》二十卷⁽³⁷⁾，今佚。叶申万有《餐英轩集》八卷，已佚。叶申芗《小庚词存》四卷，《天籁轩词谱》五卷，《天籁轩词韵》一卷，《本事词》二卷，《天籁轩词选》六卷，《闽词钞》四卷，《小庚诗存》一卷。

第三代昌字辈：叶仪昌《永阳游草》一卷。

第四代滋字辈：叶云滋《弟子职书證》、《池上草堂笔记》、《蓴香楼书画》、《识蝠严仙馆诗稿》，今佚。叶赞彤《明史言行录》七卷，《杞菊山房随笔》一卷。叶滋森修《（光绪）靖江县志》。叶滋钧笺注，清代曹维藩撰《历朝鉴略》一卷。叶滋澜修《（光绪）上犹县志》。叶滋沅《我闻室词》，已佚。

第五代大字辈：叶大焯《补拙斋藏书书目》一册，《补拙斋文钞》一卷，《补拙斋杂录》一卷，《正谊书院课艺》十六卷。叶大庄《礼记审议》二卷，《大戴礼记审议》二卷，《丧服经传补疏》二卷，《礼记遗说考》四卷，《闽中金石记》六卷，《闽碑存目》一卷，《退学录》二卷，《写经斋文》二卷，《写经斋诗》四卷，《诗续》二卷，《小玲珑阁词》一卷，另有《仓颉篇三种》。叶大遒与曾宗彦等编《榕荫堂律集》。

第六代在字辈：叶在衍《唐风集》一卷。叶在畲《罗山咏事诗》一卷。叶在琦《穉愔诗钞》一卷。叶在扬有《度量衡新议》⁽³⁸⁾。叶在均有《刑法》⁽³⁹⁾、《刑事特别法》⁽⁴⁰⁾、《刑事诉讼法要义》⁽⁴¹⁾、《民事疑判》⁽⁴²⁾。

叶氏家族的著述特点是：第一，从事著述活动在家族成员中具有普遍性。以上所录仅就今知，其余散佚不计，叶氏历代均有著书。第二，著述的丰富量与科举功名成正比。叶氏家族科举功名的高峰分别在申字辈和大字辈，著述高峰及个人成就也集中在这两代。第三，著述内容及形式丰富，突破文学范畴。叶大庄除诗词文外，经学、语言学著述颇丰，可谓身兼多学，其他或涉史学、笺注，或编修县志，至近代还兼及法律、经济等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