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产物,这种不同阶段的社会批判决定了它们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但同作为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的理论,两者又具有其共同性,而这也正是能够对两者进行比较研究的前提。对两者的社会批判理论方法论进行比较研究,既有助于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发展,又有助于我们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实现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时代创新。
后现代社会批判理论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当代发展的产物。后现代主义产生的时期,正是社会由关注生产向重视消费转变的时期,这种转变使社会由控制生产而转向控制消费,特别是控制消费者的思想和行为。这就客观上要求转变思维方式和批判方法,关注人的具体存在,在语言交流和意义沟通中寻求人类的真正自由与彻底解放。后现代主义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后现代主义批判现代社会以及与现代社会相关的许多方面,包括现代社会的工业化、高技术、科层制、自由民主以及理性化等方面,推崇从情感、感觉、个人经验以及神秘体验等现象层面解释现实社会;他们拒斥现代社会的世界观、宏大叙事和整体性等方法论特征,而主张后现代性的解构、异质与多元,他们所能提供的是不确定性而非决定论、是多样性而非一致性、是差异性而非综合性、是复杂性而非简单性。他们反对现代社会的制度分析、经济批判,而认为语言批判是后现代社会批判的中心。语言只是社会存在的一个层面、一种现象,并不代表社会的全部;而且语言也并不能直接推动社会的发展,构成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因而以语言批判的方式解决现代问题,是不触动现实的浪漫主义批判。
与后现代主义不同,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是对现代性负面效应的深度批判,是现实主义的批判。尽管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仍是资本主义上升的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问题仍是社会的核心问题,而消费问题并没有成为主要问题,但是生产始终是社会的基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出现的消费问题在本质上是生产世界化的结果,而并没有脱离生产体系之外。生产问题仍是现代社会的基本问题,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矛盾仍然没有解决。因此,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仍然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矛盾的揭示。如果说后现代主义的致思取向是从平面到平面、从语言到语言,那么马克思则是从社会的表象走向社会的深处,从资本主义异化现象的表面深入到异化的本质,探察到社会异化的经济根源。后现代主义揭示了现代文明的病症,却为人类的前途开错了药方,走向反意义、反价值,以“游戏”、“调侃”的理论风格面对世界。马克思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而是对每个时代的实际生活和活动过程进行考察与批判,因而坚信人类前景的“意义”、“价值”并主张实际地加入到推进人类历史前进的行列中去。这种对社会的批判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现实批判,是对社会发展前途的科学批判。(www.xing528.com)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的统一整体。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经济、政治、文化各种因素所起的不同的作用,以及它们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关系,对社会发展进程具有不同的作用。因此,社会的进步不能只用单一的尺度来衡量,而必须从社会整体出发对社会进行全面的评价。既然社会是一个整体,那么以其中的一个方面或一个碎片来批判整体,势必会造成以偏概全的局面,造成对社会整体的曲解和误解。当然我们不排除部分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整体,但是部分毕竟不能代替整体,正像个人不能代表社会一样。对社会的批判必须从社会综合的角度进行考察,以经济、政治、文化的综合指标来测度社会发展的状况,评判社会进步的水平。在这个意义上说,无论后现代从何种角度对社会进行何种深刻的批判,无论他们如何批判马克思的“基础主义”、“宏大叙事”,他们都不能超越马克思的符码体系,不能超越马克思的总体批判方法。可以说,马克思的总体批判仍是进行社会批判所必须要遵守的原则,而任何社会批判也逃脱不掉总体的框架,这也正是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方法论的当代意义所在。
总之,后现代社会批判家在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和新的看法,对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新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与审视,他们提出的一些方法论也值得学习和借鉴。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他们在一些环节上有着某些合理的闪光,而忽视了他们在重大方法论问题上仍然处在黑暗中摸索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说,后现代对社会的批判仍然不能跃出马克思的视野,它的某些话语仍然逃脱不了马克思的话语体系。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在当代仍然具有强大的说服力,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当今最具生命力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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