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社会批判方法论特征：现代辨识的马克思社会批判研究

二、后现代主义社会批判方法论特征

后现代社会是否存在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关于后现代主义的争论已经毫无争议地展开了。后现代主义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后现代主义代表着一个“为那一特别的过去而存在的一个特别貌似真实的未来”。在这种情况下，后现代理论家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就具有不同于现代社会的理论特点和方法论特征。正是这些方法论上的共同特点把派别不同、观点各异的后现代社会批判理论集中起来，归结在后现代社会批判理论这一名称之下。

1．多元批判

后现代主义怀疑总体性、大叙事，把社会看做是多样、易变和不确定的，主张一种无深度、无中心、无根据的文化风格，以折衷主义和多元主义反映时代变化的某些方面。他们运用“视角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方法分析社会，以多元的视角批判现实，这种多元批判的方法构成了后现代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方法论特征。

后现代主义者反对现代社会条件下所主张的总体叙事，认为总体在某种角度上说等于形而上学，它的内核是本质主义。它压抑和迫害一切异质性的东西，阻碍一切有活力的东西的外溢，确保理性的权威、秩序的严谨和真理的贯彻实施。在对总体性产生了先入为主的偏见之后，许多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不存在方法，不存在他们务必遵守的程序规则，存在的只是他们后现代主义的反规则和“怀疑一切”的严格作风。他们认为，只有寻求“先验真理”的逻各斯中心体系才会全神贯注于方法，就方法而言，“怎样都行”。不存在某种确定无疑的同一性和纯洁性，万物的起源各个有别，它们成千上万，互不关联。在所谓的本质处，站立着的是偶然、机遇、运气和莫名其妙的怪诞。严密的系统组织被后现代所主张的差异系统所取代，绝对的差异成为后现代主义者行事的绝对律令。后现代的研究视角决定了他们在探讨问题时主张多元化和差异性。在这种多元思想影响下，他们对社会的批判也采取了多元的做法，从不同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入的批判。

与这种多元主义方法相适应，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大多数拒斥马克思的总体性观点，主张对社会进行多角度、多视角的微观研究。例如福柯就要求从多种视角来观察现代话语和现代制度，并由此来分析现代社会。福柯反对那种试图在某一种哲学体系内或从某一种处于优势地位的核心观点出发系统地掌握所有现实的哲学虚妄，他认为话语是一种如此复杂的现实，以至于我们不仅能够，而且应当从不同层面用不同的方法来接近它，没有哪一种单一的理论或解释方法可以凭其本身抓住构成现代社会的多元话语、制度及权力模式，对社会的分析也没有可以遵循的统一模式，因而必须从多元的视角加以判断。他曾赞扬说，无论是在理论意义上，还是在实践意义上，比起“整体性的、极权主义理论的压制性后果”，“非连续性的、具体的、局部的批判具有惊人的效力”。尽管他承认诸如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这种整体性理论为“局部研究提供了有用的工具”，但他相信，它们在实践意义上是还原主义的和压迫性的，需要用多元的知识形式和微观分析来替代。利奥塔也曾指出：在后现代社会中“小型叙事依旧是富有想像力的发明者所采用的最典型的形式”，可见，多元性、差异性的方法是后现代社会批判理论的通用法则，对社会进行多层面、多角度的剖析是他们的基本主张。

后现代主义的这种多元批判方法使他们在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多角度的丰富批判，但这种多元性的分析方法使他们过多地注重社会的部分而忽视社会结构中那些较为系统的方面和关系，它在反对工具理性“框架”一切的道路上走向拆解一切的极端。事实上，对认识事物的本质来说，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同样重要。因为认识世界、发掘社会表象背后的深层本质必须以整体性、系统性原则为方法论前提，更重要的是，劳动的解放、人的解放不是局部的、单个的、孤立的个人事件，而是人类“整体”的命运。对人类社会整体的剖析必然要借助于整体的方法。社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单从某一角度、某一方面对社会进行解析和批判，势必不能抓住整体、把握全局而失去对社会的总体把握。从总体出发并不意味就是从僵化的形而上学体系出发，后现代主义者把总体等同于形而上学，这本身就构成了对总体的误解。马克思的总体观念不是僵化的总体，而是处于辩证运动中的发展总体。马克思是从实践入手，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整体进行了涵盖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的全面批判，从而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把握。从这个角度来说，后现代的多元视角并不能代替马克思的总体批判，马克思的总体思想仍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生命力。

2．意识形态批判(www.xing528.com)

后现代社会批判理论的出发点与马克思一样也是建立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状态进行批判的基础之上的。不能否认，后现代理论家在现代社会批判方面，提供了多样化的批判方法和多条批判路径，但是他们的批判最终都殊途同归，即都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批判现代社会。这种意识形态批判不能深入到社会的深层，不能从本质的角度揭露社会异化的根源和未来社会建立的途径，从而也不能对社会进行彻底的批判，而只能游离在社会的浅层对社会进行伦理和价值上的批判。

与马克思相比，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概念框架只是保留和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某种直觉和散漫的形式，更多的则是压抑其经济和历史的分析部分而代之以多元化的意识形态批判。其中福柯和德里达主张研究社会生活中潜在的权力结构并揭示这种权力关系。福柯坦言：“我关注的是知识、学术、理论同真实历史的奇特的关系。”可见，他对知识与权力、监狱与权力等关系的探讨，都旨在揭示资本主义的压迫机制。德里达指出：“解构不是，也不应该仅仅是对话语、哲学陈述或概念以及语义学的分析；它必须向制度、向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向最顽固的传统挑战。”德里达以“踪迹”和“延异”为核心概念解构一切，不仅解构传统的语义学，而且要解构现存的社会。解构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马克思的批判，向一切传统的制度和社会结构展开批判。但是解构主义是从知识、权利、话语的角度对社会进行解构的，他们进行解构的目的是为了向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宣战，他们批判的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方法与马克思的批判理论虽有相似之处，但不可同日而语。女权主义的代表欧内斯特·拉克劳和尚塔尔·墨菲认为，现代社会问题的解决要归结为对政治的分析和批判，后现代的激进政治是解决现代社会所面临问题的途径。他们从后现代的政治立场出发，主张激进的多元民主，反对男性至上主义、种族主义和性歧视。她们认为，社会是由多种权力、臣服以及对抗形式构成的一个复杂的场域，它不能被还原为单一的场所或某种根本性的矛盾，而必须给予政治以优先权，从政治的角度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总之，后现代社会批判理论家在今天全球资本主义和全球信息社会逐步成为一种现实之际，无不在西方激发出更有活力的社会批判理论，但他们的批判无一又都普遍缺少一种宏观的社会结构分析和经济分析，陷入意识形态的诸层面而在本质上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批判。

后现代理论家之所以注重意识形态层面的分析，一方面是因为后现代主义最初是从文化、艺术等领域发展而来的，因而有重视文化而忽视社会结构的一面；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们一概抛弃大理论和宏观分析方法，主张小型叙事和精致化研究，因而他们对现代社会的批判不可能从经济或社会等宏观尺度来把握，而是从意识形态各领域寻找社会批判的基点。这表明，后现代社会批判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并不是指向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是停留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对资本主义异化状态的调整，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尤其是文化状况和知识状况的一种理论性的考察。更重要的是，后现代理论家所关注的主要还是当代西方社会的思想文化方面，它们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的总体机制虽时有涉及，但显然不是重点。因而总的来说，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对现代社会的批判，虽然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新认识，提出很多新的观点、新的看法，但实际上却仍是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翻版。

3．语言批判

后现代社会批判理论作为对现代性负面效应的一种修正和纠偏，试图为现代性的发展清除障碍，剥离束缚现代性发展的外壳。但是，后现代理论以一种“流浪者的思维”来审视现实，以“解构主义”的态度来拆解理论，以语言作为批判的工具，这种批判的结局只能陷入主观主义批判和浪漫主义的诗意批判，而非马克思的现实主义批判。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转化的产物，它是一种对现时代的人类实践和人类自身进行反思的思想运动。在对现代社会进行反思的过程中，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倾向是向语言层面的转变，把语言作为社会批判的工具和手段。用罗蒂的话说，就是“语言上升为中心问题，成为当代哲学的中心”（转引自王汾河，1998年）。按照罗蒂的观点，人类是具有语言能力的高级动物，而语言是揭露世界的工具。拉康则认为：“真理来自语言，而不是来自现实。”（转引自王汾河，1998年）在他看来，事实既不是真实的，也不是虚假的，而是语言上的。语言不仅反映自身以外的某种事物，而且是它本身的表述。知识不在语言之外，就在语言之中，语言是通向真理的道路。从这种语言观出发，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进攻，往往局限于语言层面上的“解构”，缺乏经济、政治、社会伦理层面上的批判。解构主义坚信，语言“背后”不存在任何东西，而所谓“解构”，只是对语言的逻辑规则加以“拆解”，以走向所谓“前逻辑”。在后现代主义那里，语言成了一个独立的王国。他们对现代社会的声讨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作为文化代码的语言层面上的话语解构和建构活动，一种话语的“解码”和“再编码”活动，并声称语言就是一切。后现代理论家的思想争论说到底就是一种此消彼长的“话语”的较量。他们过分注重于对语言结构的分析，对隐喻、象征等的使用，使他们对社会的分析只能漂浮于问题的表面而不能深入到问题的实质。

由于后现代主义者注重语言层面的分析，而忽略了对社会与经济内容的分析，因而越来越远离了现实的社会分析与社会批判。由于缺乏对经济、国家以及这些领域同社会、文化、日常生活之间互动关系的理论分析，从而使得后现代理论失去了批判的效力，并且导致了对社会理论本身的不当摈弃。对此，伊格尔顿指出：“后现代主义是处于问题的最后部分而不是解决办法的最后部分。”后现代主义提出了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更没有探讨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后现代理论家哈维指出：“后现代主义的花言巧语是危险的，因为他避免了去面对政治经济的现实和全球权力的环境。”后现代理论家精于批判社会，但是对于“社会应是什么样”却缺乏任何见解。正是由于后现代社会理论缺乏这种眼界，因而对各种可行的政治纲领和目标都具有破坏性。尽管后现代社会理论家们在自以为重要的那些社会问题上争吵不休，但他们却常常以对这个时代中具有关键性意义的那些问题的忽视而告终。后现代主义者忽视生产、重视消费的思维方式使他们只能对社会的异化与弊端进行激烈的批判，而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则缺乏有效的见解与创意，因为无论是话语还是文本都不能解决人们现实的实际问题，因此后现代理论家们的批判只能是浪漫主义的批判而非现实主义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