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思维的现代辨识：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研究

一、后现代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谱系

后现代理论家针对现代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批判，认为现代性给人们带来难以计数的苦难和不幸，它生产了一整套规戒性制度、实践和话语，从而使它的统治和控制合法化，使人们陷于它所设置的牢笼。现代性的局限和它所产生的破坏性后果促使后现代理论家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力图构建与现代社会话语体系完全不同的新的理论形态与理论方法，以解除现代性对人的奴役与压抑，建立后现代多元开放的发展模式。

在后现代社会批判理论当中，福柯的观点是具有代表性的。他以后现代主义观点向现代社会发起了激烈挑战，对现代社会所具有的理性观念、话语方式和行为方式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福柯认为现代理性是一种压迫性力量，它通过社会制度、话语和实践等方式对个人进行统治。但理性的统治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造成了现代社会的混乱和无序。而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理性就通过建构系统的知识体系和话语对各种经验形式进行分类和整理，从而使各种人类经验在现代知识的话语中变得易于管理和控制。在福柯看来，现代权力与知识形式的相互联结已经产生了一种新的统治形式，而要破解这种新的统治形式，就必须以后现代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来拒斥现代性的统一化、总体化的模式，后现代所肯定的不可通约性、差异性和片断性是压迫性的现代理论形式与现代理性的解毒剂。在他的一系列历史—哲学研究中，福柯从精神病学、医学、惩罚与犯罪学、人文科学的缘起等各种角度对现代性进行批判，以此来质疑现代的知识形式、理性、社会制度以及主体性，对现代社会进行了多角度、多方面的批判。

德里达是后现代社会批判理论的又一重要代表。他以结构主义为突破口，对建立在二元对立逻辑之上的固定的等级结构进行颠覆，对“在场形而上学”实施彻底解构。从解构主义立场出发，德里达以差异为根本特征，以压抑、否定同一为前提，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他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总体性社会，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奴隶。要拯救现代社会，就必须祛除现代社会的“中心化”。正如他想把戏剧从作者的专制下解放出来一样，他试图让社会从所有那些作者、创造支配性话语的知识权威们的观念束缚中挣脱出来，远离传统的中心。德里达认为，一个没有中心的戏剧或世界是无限开放、持续与自我反思的戏剧和世界。但关于未来去中心化的社会，德里达则认为未来去中心化的戏剧和世界既不会被等待，也不会被重新发现。我们不用借过去来发现未来，也不应该顺从地等待自己命运的展现。实际上，在我们正在进行的事情中未来已经被发现、被创造出来。我们现在即处于写作未来的过程中，但我们不知道、也无法知道未来会是怎样。德里达在批判现代社会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及其知识权威之后，并没有留下关于重构社会的新解答，留下的只有人们行动的过程、游戏和差异。在他那里，“书写”成为行动的中心，因为它既是去中心化的，又是对游戏和差异的确认，社会在“书写”的过程中得以体现和延伸。

博德里拉是后现代激进理论的代表，他发展出了迄今为止最引人注目也最极端的后现代理论。他主张以符号社会来取代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认为使用符号交换就可以免受政治经济逻辑的主宰，而且能够颠覆这个系统的逻辑。他把符号交换与文化革命联系起来，呼吁进行一场全盘革命，否定和批判现代社会的生产逻辑。博德里拉声称，我们目前正处于一个新的类象时代，后现代的类象时代是一个由模型、符码和控制论所支配的信息与符号时代。在这个时代，符号正在以迅猛的速度剧增，并已经主宰了社会生活。社会不再以商品和交换为基础，符号和图像取代了“真实”的东西；人则变为一种与外界毫无关联的语言、文本、符码和图像构成的“能指人”，而能指的任意性使人们仿佛“置身于一种模仿逻辑中，它与事实逻辑和理性秩序毫不相干”（转引自郑乐平，2003年）。他指出相互矛盾的图像和信息的激增“内爆”了符号和指涉物、真实和虚拟之间的界限，消解了真理和意义概念。整个社会都已内爆，世界似乎没有任何界限，一切事物都处在永不停息的流动之中，甚至资本主义社会本身都内爆为一种毫无差别的幻象流。我们将进入一个新的“价值碎形阶段”，在这个阶段，唯一能做的就是去拼装文化的碎片，并将之推向极致。博德里拉试图通过破除那种作为一个同质化的统一体强加给全世界的现代性，倡导完全的异质性，寻求断裂意义上的真正革命。这种对现代社会的批判虽然是以矫枉过正的方式，但却具有积极的意义。(www.xing528.com)

利奥塔是一位杰出的后现代理论家，他攻击现代性总体化和普遍化的理论与方法，捍卫差异性与多元性的后现代立场，认为以普遍性为根据的现代叙事方式已经从合法走向了非法。针对这种情况，利奥塔指出：“在当代社会和当代文化中，即在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文化中，知识合法化的问题是以不同的术语提出来的。大叙事失去了可信性，不论它采用什么统一方式：思辨的叙事或解放的叙事。”现代性的思辨叙事或解放叙事因其无法解释后现代异质性的社会现实而面临危机，代之而起的是后现代多样化的语言模式。在利奥塔看来，后现代社会是知识内容不断分化、原则不断多样化的过程，各种知识都不过是现实生活中的一种语言游戏，每种语言游戏都有自己的规则或自己的法，试图用一种原则来解释知识的合法性是不可能的。虽然利奥塔以后现代的多元性反对现代社会的宏大叙事，但他并没有抛弃现代性，而是要重写现代性。他认为后现代主义不是一个新的历史纪元，而是现代的一部分。“一部作品只有首先是后现代的，它才可能成为现代的。照此理解，后现代主义不是走到尽头的现代主义，而是一种处于初生状态的现代主义，并且这种状态是周期性出现的。”后现代产生于现代社会的内部，是现代社会某些思想的发展，但它在本质上是对整体划一的总体性的超越，是对未来异质多样性的追求。重写现代性就是否定现代性的统一性或总体性，直面或直接体验后现代以个性存在的多样性，在回忆和体验中重构后现代崭新思维方式的过程。这样，利奥塔就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分析问题的方法实现了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并建构起独特的后现代社会批判理论。

作为一个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杰姆逊采取了文化批判的形式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他将后现代社会相对化为资本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试图通过对后现代的研究来重新思考当前时代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杰姆逊认为，资本主义和商品货币关系日益加强对文化本身的侵扰，而过去被看做是经济或商业的东西现在变成了文化。而对资本主义这种异化状况的批判必须付诸于文化层面的批判。詹姆逊在文化批判中发现：文化批判本身不仅直接面对实际的“支配性的”社会生活，而且，在结构与主体构成的历史之中，它不断实现主体对历史的重构，从而实现历史的意义。因此，他强调在当代条件下，“继续对比内部和外部、生存和历史，继续对现在生活的抽象质量做出判断，使一种具体未来的观念充满活力，便落在文学批评的肩头”。他甚至直接将文化研究或“文化唯物主义”视为一项“政治事业”，“而且实际上是一种马克思主义事业”。因此，他操起了反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大旗，成为批判后工业文明的代表。从文化批判的角度，杰姆逊发表了对资本主义以及后现代社会的见解，这也是他探讨社会的另一种视角。

后现代社会批判理论是针对后工业社会来临引起的复杂变化而作出的理论回应。后现代理论家根据社会中心任务的转移和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化而转变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批判现代社会的总体性和普遍性，倡导后现代多元异质的方法论特征，主张以后现代的多元批判向现代社会的总体性开战。这种研究方法的转变使他们在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的过程中，既触及到了现代社会的一些弊端，又对现代社会进行了瓦解与曲解。后现代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方法论，对于我们正确地认识现代社会，分析后现代社会具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