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方法论特征简介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方法论特征

法兰克福学派作为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分析的理论派别，具有与马克思不同的社会背景和理论背景，具有与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不同的方法论特征。他们针对当今工业社会所出现的危机和现代人所面对的异化生存困境，从否定批判、价值批判和文化批判层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显示出法兰克福学派所独有的批判视角和批判风格。

1．否定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强调辩证法的否定性和批判性，主张对现存社会进行激烈的否定和批判，试图通过对现存社会的否定批判达到矫正社会发展轨迹的目的。这种对现代社会异化和物化状况的否定批判态度，在阿多尔诺的否定辩证法中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成为单纯的否定和单纯的批判。对社会的否定批判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方法论特征。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推崇马克思的辩证法，认为辩证法是马克思的根本方法，并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分析中继承发展了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但他们在发展过程中，把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解为主体辩证法，并在对社会进行批判过程中把这种主体辩证法发展为否定辩证法。霍克海默指出，批判是辩证法的根本方面，是哲学的真正的社会功能。在这种观点指导下，他认为社会批判不是对现存社会的描述与解释，更不是替现状辩护，“尽管它本身产生于社会结构，但它的目的却不是帮助这个结构的任一要素更好地运行；不管从它的主观意图还是从其客观意义来说，都是如此。相反，当较好的、有用的、恰当的、生产性的和有价值的范畴被人们在现存社会秩序中加以理解时，它怀疑它们，并拒绝承认它们是我们对之无能为力的非科学的先决条件”。这也就是说，批判的目的不是把现存秩序当成合理的东西加以肯定，而是对之采取否定的态度，从而寻找社会变革与更新的契机，这种契机存在于对社会的否定性批判之中。马尔库塞更直截了当地把辩证法等同于否定，他指出“不妥协的矛盾精神”是辩证法的本质，认为否定性是马克思辩证法的本质和核心原则。他在《理性与革命》中指出：“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历史特征包含着普遍的否定性，也包含着自身的否定。特定的关系状态就意味着否定，否定之否定伴随着事物新秩序的建立。否定性和其自身的否定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两个不同领域，这两个不同的领域被人类的历史活动所连接起来。”否定构成了辩证法的核心，“辩证的方法是一个总体，在这一总体中，在每一个概念中都包含着现存的东西的否定和毁灭”。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把现实的革命运动理解为一种否定性的活动，认为无产阶级的批判和革命运动表明异化劳动已达到了自我毁灭的程度，而对异化的扬弃就是对劳动本身的废除。基于这种分析，马尔库塞得出结论说：“对于马克思来说，如同对待黑格尔一样，辩证法注重于这一事实：内在的否定实际上就是‘运动和创造的原则’，辩证法就是‘否定的辩证法’。”阿多尔诺同样也赞成否定辩证法，并在“否定”方面作了更为突出的强调和发展。他认为：“辩证法就是对非同一性的一贯认识。”他在谈到矛盾问题时，更强调矛盾就是“非同一性”。从非同一性这一核心概念出发，阿多尔诺把否定辩证法的本质精神界定为“否定”，并指出否定的辩证法所理解的否定不是导致肯定的否定，不是否定之否定，而是绝对的否定。据此他在《否定辩证法》的序言中指出：“否定的辩证法是一个蔑视传统的词组。早在柏拉图之时，辩证法就意味着通过否定来达到某种肯定的东西；‘否定之否定’的思想形象后来成了一个简明的术语。本书使辩证法摆脱这些肯定的特性，同时又不减弱它的确定性。”阿多尔诺同时也指出：“被否定的东西直到消失之时都是否定的。”可见，这种超越了肯定和否定之否定的否定只能是彻底的否定。把这种彻底的否定应用于对现实的批判，就是对现存事物的绝对否定，对给定事物的破坏与瓦解，阿多尔诺把这种批判现实的方法称之为“崩溃的逻辑”。尽管阿多尔诺的批判方法达到了否定的极端，但是对现实批判的否定态度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基本倾向。在这种方法指导下，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就是对资本主义一切社会现象的大批判、大拒绝，辩证法的辩证本性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也从单纯的否定而演变成形而上学。

2．价值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出发，分析现代社会发展的矛盾，关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生存状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和现代工业社会所带来的种种后果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们的批判可以说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根本问题，但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从人的发展的角度出发，把批判社会对人性的压抑、摧残作为重点。从这个角度出发，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就不是从社会经济基础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彻底批判，而是从人的异化生存状态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批判。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技术理性观念的推动下，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改变了人类生存的面貌。然而以功利为目的的技术理性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逐渐走向异化，开始成为制约人的统治力量。针对这种情况，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断言：“今天，技术上的合理性，就是统治上的合理性本身。它具有自身异化的社会的强制性质。”这种技术理性的统治造成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全面异化，使人生活在异化和物化的世界中。他们认为启蒙理性的初衷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着巨大的不幸”。与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一样，马尔库塞也针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技术异化的现状，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失去了否定和批判原则的单面社会，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技术的进步创造了财富，创造了一种生活方式，它可以调和反对这种制度的力量，可以同化那些发出不同声音的人。结果，解除物质上的匮乏在以前是其他各种自由的前提，现在却成为生产性奴役力量。当人们的需要得到满足，他们持异议和抗议的理由就被消除，他们丧失了批判思维的能力，变成了统治制度的消极工具。单面的社会造就了单面的人，并且这种单面发展的技术合理性已经扩展到工业社会的各个领域，以致于使“潜在自由和现实压抑之间的脱节日趋严重”。在马尔库塞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理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加速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进程，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为人的实现创造条件的同时，又压抑人的意欲，损害人的存在，剥夺了人的自由，使人处于异化生存的状态。哈贝马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书中指出，科学与技术在今天不仅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而且它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之所以产生异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在现代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以科学技术为背景的劳动的合理化导致了交往行动的不合理化。因此，要消除科学技术的异化，就必须实现交往行动的合理化，从而以交往取代劳动在人类社会历史中的核心地位。这样，哈贝马斯就把人们瞩目的焦点由劳动转移到交往，把交往的合理化看做是扬弃科学异化的途径。这样就把批判的矛头由社会转向人，把人作为研究的重点。(www.xing528.com)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认为，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的异化问题还不仅表现在技术理性对人的统治，更严重的是异化的机制已经逐步深入和内化到人的生存结构中，导致了人的性格结构和心理机制的异化。马尔库塞认为，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消费世界的发达，现代社会的异化机制主要地不是表现为外在异己力量对人的直接压抑和统治，而更多地表现为人的自我异化，表现为人的心理机制和生存方式的内在压抑。他认为，在现代技术世界中，除了为数不多的真正的艺术活动外，绝大多数劳动都是异化的。这种异化劳动割断了同爱欲的联系，不能满足个体的需要和倾向，是强加于人的。这种强加于人的异化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现象，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的普遍和统治力量的非人格化，使现代人的心理机制产生压抑的特征。这种压抑性心理机制在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表现为劳动异化为苦役，爱欲降低为单纯的性欲。这两个领域的异化表明文明对人的压抑已经达到人的生存的深层次。与马尔库塞一样，弗洛姆也致力于对人的心理机制和性格结构的分析。他认为，现代人在获得自由的同时也失去了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和孤独的处境使他们倾向于逃避自由。自由与孤独之间张力的加大与增长的结果是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现代人的生存方式。弗洛姆认为，受虐狂和虐待狂共生的极权主义、攻击性和破坏性、顺世和随俗是三种典型的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在对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进行分析之后，弗洛姆还对“非生产性的”性格结构和“重占有的”生产方式进行分析。可以说，弗洛姆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理论宗旨是始终保持如一的。他坚持对现代人的深层异化，即性格结构和心理机制的异化的批判，致力于健全的人格和健全的社会的建立。

由此看来，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还是性格机构和心理机制的批判，他们批判的焦点都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人的异化生存状况的批判。他们的批判是建立在抽象的人道主义立场上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声讨，而没有接触到资本主义社会异化问题的中心和实质。因而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只能是一种道义的价值批判而非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现实批判。

3．文化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技术、艺术等领域进行了全面的批判。由于他们所涉及的批判领域是与人的活动直接相关的领域，他们的批判是围绕人的活动而进行的总体批判，因而在本质上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一种对现实人的生存境遇的文化批判。

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指出，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渐渐地不再从理论上正视重大的经济或政治问题了。对于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秩序，以及对于推翻这种统治的手段，也典型地为同样的一片缄默所笼罩。结果，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当它从方法问题进而涉及实质问题时，就几乎倾全力于研究上层建筑了。而且，最常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密切关注的，是远离经济基础、位于等级制度最顶端的那些特定的上层建筑层次。换句话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典型的研究对象，并不是国家或法律，它注意的焦点是文化。在文化本身的领域内，耗费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智力和才华的，首先是艺术。同样，他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中也指出：“艺术和意识形态是这个传统的相当大的特权领地”，“它在生动的社会主义政治学衰退了的地方，过度承载了所有受压制或否定的价值观：对未来的乌托邦想象和当前的道德准则，为过度的艺术沉思所取代。”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率先研究文学的发展过程，并深入到上层建筑的更高领域，“仿佛要以灿烂的文采来补偿他们对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结构和基础的忽视”。西方马克思主义这种学术重心的变化反映了他们在解决现实社会问题时的一种失望和无奈的情绪。由此，他们把对社会实体的讨论转向对认识论问题的探讨，把研究的主题从社会政治经济转换为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焦点集中于大众文化的批判。大众文化是一种狭义上的文化，它是专门以艺术或审美形式的文化作为批判的对象，以突出人的自由与超越性为宗旨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在批判大众文化时，使用较多的两个范畴是“肯定的文化”和“文化工业”。所谓肯定的文化是资产阶级时代的特殊文化，它通过为人们提供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的幻想的精神世界而平息社会的内在否定性和反叛欲望，通过使人在幻想中得到满足而美化和证明现存秩序，从而为现存社会辩护。肯定的文化作为一种蒙蔽人的意识形态，是对人的一种精神控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文化的异化。文化工业是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概念。他们指出，文化工业是指凭借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大规模地复制、传播商品化了的、非创造性的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即通过娱乐来欺骗大众，奴役和统治人。由此可见，资本主义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控制人的异化文化，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人对现存反抗无效的现象，充分说明了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人的异化的严重性。原本具有创造性的文化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走向了异化，它不仅泯灭了人的创造性，也同时成为操纵人的力量。文化是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的体现，因而文化的异化就是人本身的异化。要想恢复人所固有的创造性本质，改变人的异化生存状态，就必须对社会进行文化上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文化上的欺瞒性具有比其他一切强力的统治更为有效得多和实际得多的结果，因此他们把批判的重点转向对文化的批判，并试图通过这一批判实现对现代社会的总批判。法兰克福学派倒转了马克思本身的思想发展轨道，把注意的焦点由经济基础转移到哲学和文化等上层建筑。他们理论的致命弱点在于理论脱离了资本主义的实践，致使理论局限于文化层面上的意识形态批判，导致其社会批判误入歧途，陷于偏颇。他们批判一切，但批判的矛头实际上只是观念、思想和概念，因而他们的批判仅仅是一种不触动现实的浪漫主义批判，最多也只是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种解释，进而现实社会历史的可批判性完全在他们的视野之外。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失误就在于它割裂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用文化批判取代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践批判。这种理论上的批判由于它背离了社会发展的现实而演变成一种道义上的批判。马克思曾指出：“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作证据，而只能看作象征。”因而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只能是一种虚幻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