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实践的横向剖析：马克思社会批判方法论研究

四、社会实践的横向剖析：制度批判

制度批判法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独特方法。与西方经济学家把制度看成是成员共同遵守、按一定程序办事的规程和政治上的规模法度不同，马克思所指的制度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体系，是对社会诸结构进行的合理建构与整合。

西方经济学在研究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对于制度的处理有三大流派。第一种方法是通过抽象将制度省略或剔除掉；第二种方法是视制度的变迁为给定的；第三种方法是由新制度经济学家提出的，即把制度作为经济领域里的一个变量，而且这些变量是对经济增长的反应。

斯密和李嘉图属于第一种流派，他们的理论是适应于当时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转折时期的理论，他们理论的目的是为了歌颂资本主义，为新兴的资本主义辩护。马克思认为：“古典派如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他们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残污、扩大生产力、使工商业具有新的规模的资产阶级。……他们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和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和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便于进行财富的生产。”鉴于古典学派正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代表着进步的势力，因此论证资本主义的合理性，阐述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就成为古典经济学派的重要历史任务，相反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的问题则不在他们的视域之内。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制度的理论淹没在他们对具体经济运行的论述中，他们关注的焦点是社会的生产，制度在他们的抽象中被省略掉了，因为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制度是永恒不变的，也可以说，制度如何是毋庸置疑的事情。马克思指出：“如果说李嘉图的观点整个说来符合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只是因为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符合生产的利益，或者说，符合人类劳动生产率发展的利益，并且以此为限。”斯密和李嘉图的理论仅限于正在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这一时期他们所提出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他们的理论也只能是在这个限度内具有科学性。因为斯密和李嘉图忽略了制度分析，因此他们在对社会的发展前景方面缺乏长远的眼光，他们理论的科学性也只能到此为止。

随着近代经济思想的发展，到了19世纪中期，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的尖锐化，导致由亚当·斯密创立、由大卫·李嘉图最终完成的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出现解体，经济学沿着两条道路发展：一是马克思批判继承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发展了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二是一些学者不再研究劳动价值论，转而研究市场流通以及价格、收入，形成了马克思所讲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19世纪70年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发生了由门格尔、杰文斯、瓦尔拉斯三人提出的边际效用价值论而导致的“边际革命”。在此基础上，马歇尔于1890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对以前各种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兼收并蓄，形成了微观经济学体系，被称为“新古典学派”。这一理论体系到21世纪30年代一直在西方经济学界居于主导地位。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是一些有关理性和信息的苛刻假设，它隐含的假设制度是既定的。新古典经济学在制度为既定的前提下形成了一个完整封闭的市场理论，这种排斥制度的理论框架对在经济生活中出现的由信息不对称、环境不确定性以及外部性等客观因素导致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进行阐释时缺乏强有力的解释。

几乎与新古典经济学同时，在美国，以凡伯伦和康蒙斯为代表的制度学派以全新的视角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形成了早期的制度经济学。早期的制度经济学着重从社会制度发展的角度论述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强调制度因素对经济生活的重要作用。然而由于凯恩斯主义的出现，使得早期制度经济学衰退下去。而在当代，新制度经济学的繁荣发展又形成了对旧制度经济学的复归。新制度经济学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中存在的致命弱点而出现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正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无力解释现实经济运行而转向制度考察的结果。新制度经济学考察制度的构成，分析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期获得对现实经济的新的解释力。但是，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并非直接以资本主义的制度研究为对象，以建构完整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理论为目的。它是在运用现有的市场经济理论去解释现实经济运行矛盾的过程中，不得不关涉到诸如产权等制度问题时，才对制度进行研究。这就使得新制度经济学始终是从经济运行的角度去研究制度，研究的是经济运行中的制度问题，因此其使用的基本概念、方法和研究角度，都与市场经济运行过程直接相关联。正因为新制度经济学不以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经济学为直接目的，而使其理论难以达到马克思制度经济学所具有的完整性、体系性和逻辑严密性；也正因为新制度经济学是在肯定资本主义产权私有合理性的前提下进行的，其理论目的是为现存的经济运行过程提供制度说明，因此其经济制度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辩护式的，而非批判式的。(www.xing528.com)

西方经济学家在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时具有独到的见解，形成了对资本主义进行系统分析的理论。但是在制度分析上，无论是经济学派还是制度学派，无疑都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他们所论述的制度不是社会制度的更替，而是如何实现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微观调整。因此制度在他们那里只是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社会进步的标尺。与西方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的制度理论是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批判，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马克思对制度问题的科学分析源于他的理论出发点的科学性。马克思认为，制度发展的秘密就存在于物质生产这一人类首要的实践活动之中。马克思认为，制度“是个人之间迄今为止的交往的产物”。既然是交往的产物，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首先是经济上的往来，那么生产活动就成为人们最基本的交往活动。生产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交往使生产得以扩大，把交往融入生产之中，就使生产活动带有了社会性的特点。从生产交往的角度理解社会再生产，把法权、科技、意识形态等要素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分析框架之中，进而把人的存在和价值纳入到经济与社会相互作用的历史发展之中，这种分析社会历史的过程，就构成了马克思制度分析的理论方法。从“制度是个人交往的产物”出发，马克思把唯物史观引入到制度分析的框架之中，把制度纳入到社会、历史以及人的存在与发展的方式中加以考察，通过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相互作用，阐释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这样，马克思就把制度理解为个人交往的历史的产物，把制度变迁理解为经济制度、社会制度以及人的存在和发展制度的互动变迁。对于社会制度这个巨大而复杂的系统结构及其内部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这就是说，经济制度是社会存在的根本，政治、法律及其社会文化方面的制度都立于其上，属于上层建筑中的各种制度。这种制度体系一方面说明了整个社会制度发展变化的规律，即由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另一方面也指明了只有在多种结构因素的合理配置并处于较为和谐的方式下，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或优化功能才能比较充分地释放出来。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状况，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制度批判。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制度的核心，决定社会制度的性质。因为在他看来，“只有一个人一开始就以所有者的身分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作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成为财富的源泉……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另一些已经成了劳动的物质条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生存”。这说明生产资料归谁所有既是人们从事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前提条件，也是整个社会经济活动围绕旋转的轴心。既然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制度的核心，那么制度批判的本质就是对社会所有制的批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正是对其所有制的批判。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形成有其发展的前提，这些前提具体表现为制度所有权的“三个分离，一个对立”：即劳动者与土地（生产资料）所有权分离，劳动者与生产工具所有权的分离，劳动者与生产所有权的分离，劳动者与资本的对立。劳动者与土地所有权的分离使劳动者沦为丧失一切生产资料的自由人，形成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前提；劳动者与劳动工具的分离使劳动者丧失其独立的生存能力，而被迫接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劳动者与劳动所有权的分离是由于“对资本来说，工人不是生产的条件，而只有劳动才是生产的条件。……资本占有的不是工人，而是他的劳动，不是直接地占有，而是通过交换来占有”。这三个分离的客观结果是劳动者与资本的对立。劳动者与资本对立的结果产生了资本家和雇佣劳动制度。雇佣劳动的实质是“资产阶级垄断了一切生活资料（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无产者所需要的一切都只能从这个资产阶级（它的垄断是受到国家政权保护的）那里得到。所以，无产者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奴隶，资产阶级掌握着他们的生死大权”。资产阶级占有全部生产资料，且任意驱使一无所有的劳动者为其生产剩余价值服务。劳动者丧失了人身自由和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也就丧失了他们的主人地位而不得不沦为资本家的附庸。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行为，一开始就受到其私有制度的限制。它不仅制造了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对立；而且由私有制度而来的剩余价值的生产在创造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又极大地摧残自然生产力，造成工人体力和智力的退化，一部分人的富有和发展以另一部分人的贫困和愚昧为代价，形成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制度异化现象。资本主义的制度异化限制了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而要实现社会制度的合理就必须超越资本主义的矛盾现实，以新的社会制度取而代之。超越资本主义社会不合理的制度现实，就必须重建以现代生产条件为基础的、社会化产权制度下的劳动者与资本的统一。“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的过程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从而为个人的生产力全面地、普遍地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这样，马克思就从社会交往关系发展的角度，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异化的现实，同时也指出了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向共产主义社会制度转变的途径，从而在总体上实现了对社会深刻的制度批判。

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对制度问题的剖析，也正是制度在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才使西方学者看到了制度在社会发展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而马克思很早就对制度问题进行研究，这种科学的远见卓识不得不为西方学者所折服。熊比特就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指出，马克思把历史事变、阶级斗争和制度纳入经济分析领域，这种综合使经济理论幽灵一样的概念开始呼吸，无生息的定理成为活动、奔驰和呐喊，它却未必失去它的逻辑性，但不再仅仅是关于一个抽象体系的逻辑性质的命题，它是描述社会生活的激烈动乱的画笔。美国经济学家诺斯也曾指出：“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含了新古典分析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这是一个根本的贡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制度分析，填补了古典经济学家经济理论的制度缺位，也为后来的制度学派以及新制度学派提供了理论框架。马克思的制度批判方法是马克思分析社会的科学方法，这种方法区别于其他学派的制度法则而具有批判社会的独特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