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批判与建构的统一
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并不只是马克思,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者都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批判。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基于对当代工业革命开始的现代化运动的一种批判与反省,是对当今人类生存状况的一种思考与反思。他们批判的主要内容是对启蒙精神进行重新反思;对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病症进行探讨;对人与社会的异化现象进行深刻的批判。他们试图从技术理性、文化批判、心理机制等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批判与解析,寻找造成资本主义社会重重矛盾的原因和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他们认为,造成这些矛盾和危机的原因不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而在它的精神层面,在于人们的心理危机、文化危机。因此他们认为拯救当代资本主义的根本方法是展开文化的批判,认为恰当的意识形态批判可以重振资本主义精神。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但他们采取的方法却是诉诸于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的批判,这种批判只能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批判,而根本触及不到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本质。他们虽然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但并不主张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因而他们的批判仅仅是一种用“应有”来批判“现有”的理想主义批判。这种文化层面上的批判也不可能触及资本主义弊端产生的根本原因,从而也不可能提出解决这些弊端、摆脱压迫的解放之路。在本质上说,他们的批判与建构是彼此分离的。相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后现代主义者更是以一种激进的姿态对现代社会进行全面的批判。后现代主义者批判现代主义者的总体性和宏大叙事,主张对现代社会进行全面的批判与解构。他们认为没有绝对的真理与谬误,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世界尽在话语和语意的相互拆解之中。现代的理论家所强调的总体性和宏大叙事并不能穷尽社会的一切,相反却造成了对社会的曲解和误解。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以后现代的多元化、多视角的观点来分析社会现实,从多方面把握现实,赋予社会以丰富多彩的规定。后现代主义者的社会批判理论以多元的视角解构了现代社会,但是对于什么样的社会是理想的社会,现代社会的出路何在的问题,似乎后现代理论家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他们的浪漫主义批判的风格决定了他们对这些问题无法解决也无从建构。批判与建构相统一的方法在他们这里也是无法实现的幻想。由此可见,批判与建构在西方理论家那里是截然分离的。这也说明尽管西方社会批判理论家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批判,但他们的批判并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因此他们的批判无法改变社会的现状而只能是无实证的批判。
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是在对现实社会所存在的矛盾关系以及限制人自由发展的社会关系进行的否定性批判,在否定性批判的基础上,揭示社会发展的暂时性,探索社会发展规律,探求人的自由实现的社会条件,从而达到建构合理社会的目的。马克思对社会的这一探索过程不是理论的思辨演绎,而是建立在实践这一现实基础之上的,是运用实践批判方法对现实社会进行的科学批判与合理建构。马克思认为,人在实践活动中创造了新的生产力,并推动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社会的发展水平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是一致的。资本主义社会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社会,它以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为动力,实现了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它消除了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使“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时代特征;它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把社会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时代。资本主义发展了大机器,促进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同时资本世界性的扩张又带动其他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走向繁荣,在客观上起到了社会发展的加速器的作用。因此,总的看来,“资本主义生产神奇地发展了社会的生产力”。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打破了手工工具时代的封闭性,使生产力得到了释放,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在这一方面来说,资本主义大工业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是,大工业的这种进步性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因为随着大工业分工的发展,工人被越来越固定在一个职位上,不断地重复同一种动作,失去了选择的权利。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也使人全面异化。对于这种状况,马克思指出:“这个绝对的矛盾怎样破坏着工人生活的一切安宁、稳定和保障,使工人面临这样的威胁:在劳动资料被夺走的同时,生活资料也不断被夺走,在他的局部职能变成过剩的同时,他本身也变成过剩的东西;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矛盾怎样通过工人阶级的不断牺牲、劳动力的无限度的浪费以及社会无政府状态的洗劫而放纵地表现出来。”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以人的全面异化为代价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陷入绝对的矛盾之中,而这种状况绝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理想社会,由此资本主义社会又成为马克思批判的对象。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异化,人被物的力量所奴役和支配。资本以一种强权和欺骗成了这个世界真正的主人,而人们则对它顶礼膜拜。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表现出了它同自己所产生的社会生产力本身是不相容的。它的历史今后只是对抗、危机、冲突和灾难的历史。结果,资本主义生产向一切人(除了因自身利益而瞎了眼的人)表明了它的纯粹的暂时性”。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既不是纯粹的肯定,也不是纯粹的否定,而是肯定中的否定。既肯定其存在的历史进步性,又批判其现实的矛盾存在,并在批判现实的基础上实现更合理的社会形态的建构。(www.xing528.com)
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更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这一历史过程的论述并不是纯理论的演绎,而是从劳动这一社会发展最基本动力出发对社会历史发展进程进行的现实分析。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它以前的社会发展状况都是以人的全面发展的丧失为代价的,是社会的非法性存在。而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劳动形式的非法性存在。马克思指出:“在奴隶劳动、徭役劳动、雇佣劳动这样一些劳动的历史形式下,劳动始终是令人厌恶的事情,始终表现为外在的强制劳动,而与此相反,不劳动却是‘自由和幸福’。这里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谈:一方面是这种对立的劳动;另一方面与此有关,是这样的劳动,这种劳动还没有为自己创造出(或者同牧人等等的状况相比,是丧失了)一些主观的和客观的条件,从而使劳动会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正是因为劳动的非法性存在,使劳动不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而成为压迫人、奴役人的工具。这种劳动无论如何不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而只能是发展的桎梏。劳动成为吸引人的活动这种情况只有随着大工业的继续发展才有可能实现。马克思预见到:“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的力量,而这种作用物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而是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只有在工业规模不断扩大、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的条件下,现实财富的创造才不单纯地以人的劳动时间和耗费的劳动量来度量价值,而是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而在马克思看来,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一般财富发展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发展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个性也就可以得到自由的发展。劳动只有在大工业高度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得到自由自在的形式。只有在这时,人们才不再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这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使个人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正是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劳动获得了自由自觉的形式,劳动者的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分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这里已经不再是工人把改变了形态的自然物作为中间环节放在自己和对象之间;而是工人把由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中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劳动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条件,人的能力也在劳动中得到确证。这既是社会的发展,也实现了人的发展,是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
马克思的批判与建构绝不是无根据的乌托邦式的幻想,而是在物质生产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科学论断,是经得起考验的真理。马克思对社会的批判不是直观地对社会现实的再现,而是对社会现实进行深刻的和彻底的批判与反思,揭示其中的不合理性,透析其深层原因,并指出克服的途径,从而在新的基点上不断更新、不断重建。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就是这样不断地否定和扬弃不合理的过时的东西,在实践的基础上对社会现实进行理解、提炼和升华,进而达到对真正合理社会的建构。因此,马克思对社会不是简单的抛弃和形而上学否定,而是在克服中又有保留,从中拯救出合理的内容并加以革命性的改造。他对社会的批判,不单是否定性的批判,也具有建设性的维度,是否定中的肯定,批判中的建构,是否定与肯定的统一,批判与建构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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