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政治批判与黑格尔国家学说分析

三、政治批判的深化

马克思对宗教批判的结果是发现了异化的根源在于现实世界，在于人本身。而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与社会。因此对国家与社会的剖析成为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进一步发展的任务，马克思的社会批判也由宗教批判转向政治批判。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在《德法年鉴》工作时期，马克思从政治的角度对社会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对当时的德国现状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当时德国的发展现状是“在法国和英国行将完结的事物，在德国才刚刚开始。这些国家在理论上反对的、而且依旧当作锁链来忍受的陈旧的腐朽的制度，在德国却被当作美好未来的初升朝霞而受到欢迎”；当时的德意志人不是“历史的同时代人”，但却是“哲学的同时代人”。因此，马克思指出：“当我们不去批判我们现实历史的未完成的著作，而来批判我们观念历史的遗著——哲学的时候，我们的批判恰恰接触到了本世纪所谓的那些问题的中心。”而当时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完整的阐述，因此马克思指出：“对这种哲学的批判不但是对现代国家和对同它联系着的现实的批判性分析，而且也是对到目前为止的德国政治意识和法意识的整个形式的最彻底的否定。”因此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在本质上就是对当时的社会进行批判。

黑格尔哲学作为当时的官方哲学，是当时社会政治的体现。因此马克思对社会进行政治上的批判首先就是对黑格尔国家学说的批判。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指出，国家是理念发展的结果，是伦理观念的现实，“是作为显示出来的、自知的实体性意志的伦理精神”，“是自在自为的伦理性的整体”。而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所主张的政治国家则“到处意味着理性已经实现，但同时它又到处陷入理想的使命和各种现实的前提的矛盾中”。因此政治国家本身存在着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在马克思看来，是因为完备的政治国家在本质上是和人的物质生活相反的一种类生活，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即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就国家和个人的关系来说，国家的使命不是保证和保护所有权和个人自由，而是个人“只有成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因此，黑格尔不是在国家中寻找人的活动，而是在国家中寻找逻辑概念的历史再现，“不是从现实的人引申出国家，反倒是必须从国家引申出现实的人”。针对这种颠倒的逻辑，马克思指出国家的职能和活动是和个人有联系的，国家只有通过个人才能发生作用，但不是和肉体的个人发生联系，而是和国家的个人发生联系。黑格尔的错误在于他抽象地、单独地来考察国家的职能和活动，而把特殊的个体性看做他们的对立物，“他忘记了特殊的个体性是人的个体性，国家的职能和活动是人的职能；他忘记了‘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而国家的职能等等只不过是人的社会特质的存在和活动的方式”。既然个人是国家职能和权力的承担者，那就应该按照他们的社会特质，而不应该按照他们的私人特质来考察他们。在马克思看来，个人与国家的实体联系就是国家的职能和活动同“国家的个人”的联系，而不是同“肉体的个人”的联系。而国家的职能和活动，归根到底是“人格的本质的天然活动”，是人的社会特质的“活动方式”。而政治国家之所以造成人的本质的二重化，在于政治国家本身的异化，在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裂。

在对黑格尔的国家学说进行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批判了他关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理论，指出黑格尔不是把政治国家建立在市民社会的基础之上，而是从政治国家推论出市民社会，颠倒了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真实关系。这种失误是导致黑格尔理论走向唯心与思辨的关键。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把国家看做自在自为的现实的理念，他在概念的运动中把自己“分为家庭和市民社会，即分为自己的有限性的两个领域，目的是要超出这两个领域的理想性而成为自为的无限的现实精神”。马克思反对这种看法，指出在这里“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象的内部活动。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他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马克思认为：“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必要条件。”由此，他得出了与黑格尔完全相反的结论：不是国家决定家庭和市民社会，而是家庭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基本原理的发现，促使马克思认识到市民社会中蕴藏着理解社会发展过程的钥匙。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出发，得出这样一种见解：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锁钥，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市民社会与国家的颠倒同时也使马克思发现了黑格尔哲学方法论上的失误，也就是他把事物本身的逻辑看成是逻辑本身的事物。这种方法论上的批判体现了马克思意识到黑格尔哲学的真正缺陷所在，同时也使他明白要真正理解当代社会的矛盾，揭示国家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制度的内在规律，就必须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思辨方法的基础上，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市民社会”上。正是在市民社会及其中的私有财产和各种关系中，体现着社会的矛盾和解决矛盾的动力。市民社会是人生活的真实社会，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而政治国家只是人们真实生活的彼岸，是作为“彼岸之物而发展起来的”，因而相对于市民社会来说是虚幻的存在、想象中的存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在客观上又造成了人的本质的二重化，统一的人被分裂为二：既是国家的公民又是市民社会的成员；作为国家的公民享有抽象的平等权利，而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他的私人活动则被看成是与人的本质毫无关系的活动。事实上，真正决定人的本质的正是市民社会领域的活动，真正使人成为人的正是市民社会。对市民社会的关注使马克思认识到政治国家的虚伪性，认识到要想使人真正成为人，必须深入到市民社会中，对市民社会进行研究。(www.xing528.com)

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造成了人的本质的二重化，那么，如何解决人的本质的分离，实现人的真正解放，这就必须探寻人的解放的途径。马克思指出，基于政治国家基础上的政治解放不能实现人的真正解放，因为政治解放是资产阶级的解放，不是全体人民的解放，因而不是彻底的解放。而要实现人的真正解放，必须从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及时地转向无产阶级的“人类解放”。真正的人类解放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而“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由此，马克思认为社会由政治解放转向人类解放这一过程并不是思辨演绎的过程，而是必须付诸于现实的实际行动，因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而“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把人类解放的根本归结为人本身，这对于德国现实社会来说，实现人类解放的可能性就在于“形成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即形成一个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即形成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一无所有，它本身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而无产阶级要真正解放自身，就必须把革命的理论转化为革命的实践，这就要求“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而“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人”。至此，马克思从政治批判的角度实现了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揭示了政治解放的虚妄，指出了人类解放的现实途径。

批判现实的社会制度，实现人的解放，是进行政治批判的根本。而对社会进行政治批判必须付诸于实际的政治斗争。在《德法年鉴》工作时期的通信中，马克思表达了对社会展开实际政治斗争的愿望，认为“正如宗教是人类理论斗争的目录一样，政治国家是人类实际斗争的目录”。而在揭露了宗教的本质之后，马克思认为“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因此对政治国家的批判就是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是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批判。按马克思当时的说法是：“什么也阻碍不了我们把我们的批判和政治的批判结合起来，和这些人的明确的政治立场结合起来，因而也就是把我们的批判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做同一件事情。”在政治批判的旗帜下，马克思揭露了普鲁士专制政府的反动本质，指出“应该向德国制度开火！这种制度虽然低于历史水平，低于任何批判，但依然是批判的对象”。并且指出：“在同这种制度进行斗争当中，批判并不是理性的激情，而是激情的理性。它不是解剖刀，而是武器。它的对象就是它的敌人，它不是要驳倒这个敌人，而是要消灭这个敌人，因为这种制度的精神已经被驳倒。……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它的主要情感是愤怒，主要工作是揭露。”因此，现实社会制度的腐朽已经毋庸置疑，问题就在于让人们意识到进行政治批判的重要性。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促使人们觉醒，自觉起来反对不合理的现实。在马克思看来，人们的任务就是要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而建立新世界的过程并不是局限于空想的教条，而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因此，现在应该做的就是“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通过批判，不仅要揭露社会的异化本质，而且是为了说明行动的意义，在现实的行动中批判普鲁士的专制制度。

但是，由于政治批判只能限于考察国家范围内的问题，而无法涉及到这些问题赖以产生的社会根源，因此，纯粹以国家为考察对象的政治批判依然存在着它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马克思后来在总结他这一时期思想认识的深化过程时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于是，马克思理论发展的逻辑决定了他从政治批判走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并由此开始了对“市民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系统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