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社会批判的开端及其方法论

一、哲学批判的开端

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求使马克思把封建专制制度作为批判的对象。但马克思最初批判的思想起点是自我意识哲学。在自我意识哲学指导下，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的切入点是哲学批判，试图从哲学领域来寻找批判社会的武器。这一批判主要体现在其中学的习作和博士论文中。

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对人的生存境遇的关心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最初起因。马克思从中学时期就开始表现出对社会的关注，表现出对人类福祉与共同利益的关心。正是这种崇高的精神与博大的胸怀造就了他后来成为社会批判理论家的革命本色与知识基奠，也成为他后来社会批判理论发展的良好开端。马克思在一篇讨论宗教问题的作文中指出，人神结合的根源在于人的本质，因为人正是力图通过不断提高道德的办法把自身上升到神的地位的。在另一篇关于《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的文章中，马克思认识到社会关系对人的职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认为“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有能力对它们起决定性影响以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确立了”，社会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职业选择。尽管社会关系限定了职业的选择，但我们仍然能够在可能的范围内自由选择那些最能为人类谋福利的高尚的职业，“选择一种能给我们提供广阔场所来为人类进行活动、接近共同目标（对于这个目标来说，一切职业只不过是手段）即完美境地的职业”。马克思认为在选择职业时应该遵循的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而“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的思想指向是全人类的利益，辐射整个社会，这种思想底蕴决定了他以后社会批判理论的基调，即探寻人类的自由和社会的发展前景与趋势。

在大学阶段，马克思一开始关注的是康德和费希特的理论。康德反专制主义的共和主义倾向以及费希特更加激进的否定精神和行动主义对马克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康德和费希特思想中对自由的重视和推崇也对马克思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因而早年马克思的思想倾向于康德、费希特的自我意识原则。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马克思试图用理性建构现实的方法来建立自己的法哲学体系，使某种法哲学体系贯穿整个法的领域。在研究法哲学的过程中，马克思感觉到出现的严重的障碍是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对立，他所建立的法的形而上学是脱离了实际的法和法的实际形式的原则。这里所反映出来的是马克思受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影响而使人疏远现实，如临虚空，而只有从现实的生活世界出发，才能使现有与应有统一起来。马克思通过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认识到康德和费希特哲学的空虚，看到法哲学研究中传统方法的缺陷。他在1837年11月10日写给父亲的长信里，对这个体系作了批判性介绍。“开头我搞的是我慨然称为法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也就是脱离了任何实际的法和法的任何实际形式的原则、思维、定义，这一切都是按费希特的那一套，只不过我的东西比他的更现代化，内容更空洞而已。”在这封信中，他认识到自己的这个体系的错误在于“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对立”，“认为实体和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各不相干地发展，结果我所得到的不是实在的形式，而是像带抽屉的书桌一类的东西，而抽屉后来又被我装上了沙子”。认识到了康德、费希特哲学的缺陷之后，马克思把研究的视野转向现实的事物，从赞扬康德和费希特喜欢“在太空飞翔，对未知世界在黑暗中探索”开始注意黑格尔所推崇的“在地面上遇到的日常事物”；从对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想主义的赞赏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马克思指出：“我们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决不应任意分割它们；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求得自己的统一。”因此，他决定“再钻到大海里一次，不过有个明确的目的，这就是要证实精神本性也和肉体本性一样是必要的、具体的，并且具有同样的严格形式”。于是，马克思摆脱了浪漫主义，转向黑格尔的客观主义与辩证法。(www.xing528.com)

转向黑格尔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受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原则的影响。青年黑格尔派发扬了黑格尔哲学中的自我意识原则，并以自我意识原则为武器批判宗教和封建专制，试图从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引出革命的结论。他们不满意黑格尔哲学的纯思辨性质，力图从思想转到行动，提出“行动哲学”的口号，宣称今后哲学要成为一种实践的哲学。马克思深受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批判的影响，因而自我意识原则构成了马克思博士论文的主旋律。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发挥其中的自我意识原则，认为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运动打破了命运的束缚，对于原子来说，“偏斜运动正是它胸中能进行斗争和对抗的某种东西”。当伊壁鸠鲁使原子的某种运动代表着自我意识原则时，这一运动在马克思那里显示出了现实意义：必须打破命运的束缚，从胸中激发起坚决斗争的愿望，推翻德国的封建统治，实现人们的自由。而这种愿望实现的武器就包含在自我意识原则中，自我意识原则意味着彻底的否定、无情的破坏和不妥协的批判。作为马克思此时思想的立足点，它体现出对社会的激烈否定态度，体现出试图摆脱这一社会而获得解放的强烈要求。自我意识的社会批判意义还在于它对宗教的批判。在当时的德国，宗教神学是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和压制自由的重要力量，因而反对宗教神学也就是反对封建专制制度。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表述了自己的无神论观点：“哲学并不隐瞒这一点。普罗米修斯承认道：老实说，我痛恨所有的神。这是哲学的自白，它自己的格言，借以表示它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这些神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自我意识作为自身肯定的完整性，它要求取代一切对于人的意识来说是超验的东西。马克思通过这种无神论的自我意识原则，与现存的社会纲领形成尖锐的对立，对封建社会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自我意识原则在本质上具有自由的内涵，它在批判中使人的独立自由成为可能，在这个意义上说，自我意识原则成为此时马克思社会批判的尺度。

虽然马克思此时推崇自我意识原则，并充分发挥自我意识原则的社会批判意义，但他也看到了自我意识原则的局限，认为抽象个别的自我意识是有缺陷的，因为这种抽象个别的自我意识立场意味着“脱离定在的自由，而不是在定在中的自由。它不能在定在之光中发亮”。这也就是说，这种自由是与现实相脱离的自由，它不是在世界中得以实现的自由。这样一来，自由就被限制在主观世界的范围内，变成了抽象的东西。只有与现实世界相互作用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马克思在批判伊壁鸠鲁自我意识局限性的同时，也与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具有原则上的差别。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鲍威尔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认为，决不能消极等待绝对理念在其发展中自然而然地把合理的东西转化为现实，只有充分发挥“自我意识”的创造作用，对现实进行有意识的批判，才能获得自由。鲍威尔所指的对现实进行批判，就是指理论的批判活动，是以哲学来批判和衡量现实的过程。而青年黑格尔的现实派则认为应当研究现实，把现实作为探讨的对象，但他们却是用非概念、非理性的东西来规定哲学，进行所谓的哲学思考，而实际上使哲学陷入神秘主义。马克思意识到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原则的缺陷，但马克思认为只要敢于面对各种矛盾并使这些矛盾充分展开，使哲学的“一般原则和目的”在世界中实现出来，它就“能带来真实的进步”。自我意识原则具有积极意义，问题在于要认识到它的缺陷并对其采取批判的态度，使其真正担当起批判现实的任务。与青年黑格尔派不同，马克思并不夸大自我意识的作用，把自我意识绝对化，而是从自我意识与现实的联系中来把握自我意识。他指出：“一个本身自由的理论精神变成实践的力量，并且作为一种意志走出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转而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世俗的现实。”主张自我意识应与现实接触并相互作用。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统一的“自我意识”不是主观封闭、孤芳自赏的，而是批判开放、客观普遍的。正是在与现实生活的相互作用之中，哲学不断地世界化，世界也不断地哲学化，而“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在这里，马克思认为“哲学的实践本身是理论的”，可见他还没有超出唯心主义的视域。但他强调哲学与现实世界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辩证统一，把自我意识与现实社会密切相连，试图寻求一种在历史过程中得到表现的思维和存在的统一，主观意识和客观存在的统一，从而使意识的力量走出思辨的王国，以反对尘世的不合理现实，并使本身自由的理论精神变成巨大的现实力量，这是马克思自我意识原则的积极意义所在，也体现出马克思的自我意识原则批判与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原则批判有着本质上的差别。虽然此时马克思的批判愿望显然超出了其理论能力，但是，“一种实践哲学的轮廓已展现在人们的眼前；这种哲学同时希望在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中，检验与考验它特有的原则，从而摆脱了单纯从远处作反映的状况，以便对具体现实采取积极的立场”。这种将自我意识原则引入现实的过程使马克思把社会批判理论引入正确的方向，并在根本上超越了青年黑格尔派，实现了自我意识原则向现实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