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论转型：从身份到接受研究

一、文论何为?

“古代文论转换”的最终目的是医治中国文论的“失语症” ，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构建中国当代文论的自我身份。用倡导者的语言可以概括为: 21世纪将是中西文化多元对话的世纪，然而中国文论自近代以来却“全盘西化” ，我们应该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现代的转换，建立中国自己的文论话语，以便在世界的文论中有自己的声音。^[45]或者用一个口气更大的表述就是，将来必会有一个“具有世界格局的理论体系” ， “中国将是最先向人类提供中西文艺理论大融合第一套方案的国度，这套方案的主要特点是将中国古代文论精华贡献于世界。这一方案的主要工作，也就是用现代世界性理论眼光去完成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工作。而且这一工作只能主要由我们中国人来做。 ”^[46]

古代文论的转换已经不仅仅是文论的问题，而是文论的中国身份问题，是中国文化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荣誉问题。^[47]因为从“转换”的倡导者的阐述中我们应该可以推出下列命题:文论的民族/国家身份是文论之为文论的第一性存在，至少在当代中国文论中是这样。我们的问题是:文论的民族/国家身份真的那么重要吗?或者说，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论仅仅是或首先是为身份而存在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能要先阐明如下问题:我们何以需要文学理论^[48]或文论何为?或者说，文论有什么功能?

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形态各异，不同时代的不同集团出于不同的目的冀望文学理论承担形形色色的合理或无理的要求。不过，从最一般的角度，文学理论应该首先具备以下三种功能。试分而述之。

1.文学理论的解释、认知功能。对各种文学现象的解释和认知是文学理论的基本功能，它实际上还可以分解为依次出现的实践性的解释—认知和学科化的解释—认知。从发生的角度，当然是先有文学的发生，后有文学理论的出现。而最初的文学以非独立的形态存在于人类的精神活动的物化形式之中。也就是说，虽然文学是一个近代/现代的概念，但文学的存在却不是近代/现代的精神事件。尽管人们对“什么是文学”从未取得过一致的意见，但这丝毫不妨碍人们对这一精神创造活动的解释和认知。历史地看，文学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社会形态中曾承担了多种功能，而这些功能实际上就是人们对文学活动的所有现象解释和认知的结果——解释和认知就是文学理论。当然这种解释和认知以何种形态存在、人们对它如何命名并不影响我们所称之的那个关于文学的理性思考本身的存在。在文学理论被学科化以前，对各种文学现象的解释和认知具有突出的实践性的特点，也就是说，这种阐释并非刻意追求知识的自洽性，它首先是满足人类对自己的这一独特的精神实践活动的认识，并反过来试图对文学的实践施以影响。这也可以叫做文学理论的“份”内功能。(www.xing528.com)

2.文学理论的价值、思想功能。文学理论是对文学活动和文学现象的解释和认知，但文学理论一旦形成之后，其功能或人们对它的期待又不会仅仅限于文学活动的范围之内，这就是文学理论的价值/思想功能。就价值而言，文学理论实际存在两种层次的价值问题。一种是在解释和认知过程中，主体的价值评价和情感的介入。这种价值的介入并非是因为文学本身具有情感因素，而是因为任何精神活动都会或隐或显地有主体的价值介入。按照库恩的考察结论，自然科学研究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科学家在从事冷冰冰的知性工作。实际的情况是，科学史上“科学共同体”对科学研究范式的选择同样有主体的情感介入。在这一意义上说，文学理论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只是价值介入的一显一隐而已。它们的共同点是这种价值因素服从于整个知性活动的要求，价值介入要在文学理论的框架内以知识的有效性的形式呈现，这就是文学理论或文学批评的科学性问题。

但我们所说的文学理论的价值/思想功能主要是指这样一种功能，即在文化的框架内，文学理论是一门关涉人类精神、思想、价值的人文科学，它与其他人文科学(哲学、宗教、伦理学、历史学等)一起承担某一文化的价值观的形成、发展和更新的任务。在某个特定的时期，文学理论或许还会凸显自己的激进品格(如80年代的中国文学理论) 。“文学理论可以不经介入创作而直接地作用于社会。……文学理论一旦作为独立的、自组织的和有生命的文本，她就有权力向她之外的现实讲话并与之对话。文学理论不必单以作家诗人为听众，它也可以作为理论形态的‘文学’与文学作品一道向社会发言。这不是僭越，而是职责，是文学理论作为美学、作为哲学的社会职责。 ”^[49]文学理论的这种“份”外功能是文学理论的拓展功能。它使文学理论与社会生活之间保持着积极的有机联系，也使文学理论获得了在文化视野中的合法性。

3.文学理论的学科功能。19世纪以后，受近代科学主义派生的学术规范和现代大学教育体制的影响，文学理论开始了它的学科化进程。在对文学的各种现象的实践性解释和认知的基础上，西方追求解释和认知的客观性和精确性，仿照自然科学，文学理论用概念、范畴、法则等对文学现象的本质和规律予以说明，对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予以揭示，从而构建一种具有自洽性的知识体系。20世纪初，中国也开始了文学理论的这一学科化过程。学科化的文学理论自然离不开实践性的文学解释和认知，但是，文学理论一旦作为一个学科出现，又会与文学的实践和文学的解释、认知实践产生某种分离，获得相对独立的品格。学科化的文学理论把从实践中获得的文学解释和认知转化为相对纯粹的知识，在学科化的体制内进行知识话语的生产或再生产、知识的传递和文学阐释技能的训练。但是，学科化的文学理论毕竟是人类对文学现象认知的阶段化方式，它可能会在变动的当代学科体制中产生相应的变化，或不再叫“文学理论”甚至可能消失。^[50]而只要“文学”(不是本质主义式的理解)还存在，人们就不会放弃对文学——人类的重要精神活动之一——的阐释和认知。因此，学科化文学理论的独立性并不是要抛弃或取代对生生不息的文学活动的实践性阐释，相反，它必须时刻检讨自己的纯粹知识的有效性和有限性，从而保证自己不至于离开文学解释实践太远而最终抽掉了文学理论学科的根基。因此，文学理论的学科功能可以看做是文学理论的附加功能。

由此，我们大致可以这样认为:文学理论首先是为文学现象的解释与认知而存在，其次是为参与构建一种文化生活、一种文化的价值而存在，而文学理论的学科化是一种相对次要的功能。因为系统化文学理论固然重要，但这种重要性不能从这个理论本身得到说明。至于文学理论的民族/国家身份则是文学理论实现其基本功能以后的问题了，它至多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命题。文学理论不是为身份而存在，即使是在全球化的时代——如果仅仅强调文学理论的民族/国家身份，而忽视了文学理论在解释文学现象的有效性，忽视了文学理论与社会文化生活的有机联系，那么文学理论的这种身份也只能是一件没有文化建构作用的漂亮外衣。当然，这里并没有排除文论既具备民族的身份又有解释效力和文化建构功能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