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中国文化身份认同问题的研究成果

四、90年代的中国文化身份/文化认同问题

文化身份/文化认同是全球化时代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政治中的一种新形式——文化政治或身份政治。在某种程度上，文化认同更多的是第三世界或现代性后发国家，在全球化时代基于自身的现实处境，为争取平等和公正而采取的一种政治策略和文化策略。90年代发生在中国文化界、思想界的一系列现象——反思现代性、反思五四以来的激进主义、弘扬传统文化、 “国学热” 、海外新儒学回归国内等都或多或少、或明或隐地与中国文化身份的建构与自我认同有关。它们也成为本章所讨论的以文论“失语”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文论身份建构的背景。

其实，中国文化身份文化认同成为一个“问题”并不始于20世纪90年代，而应在中国跨入近代社会门槛、中国传统文化出现危机的那一刻起，因为构成普遍性的文化认同危机的要素——现代性和文化的“他者”就出现在国门被打开之时，而文化认同是文化危机的直接后果。在某种意义上，以张之洞为代表的“中体西用”说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本土文化身份的眷恋，它也同时意味着中国文化身份作为一个问题开始出现在中国的现代话语中。但这一问题在近代中国并没有解决，它被带入20世纪的中国思想界。20世纪以来，涉及中国文化身份的理论和实践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两种类型。四个阶段分别是40年代以前^[18]、50—70年代末、80年代和90年代以后。前三个阶段可以统称为守成型文化身份建构，第四个阶段可以称为开拓型文化身份建构。试分别论述之。

1.守成型文化身份建构

中国文化的生存权原本是无可置疑、不证自明地存在的。近代以后，中国文化的这种不证自明性在中华民族的落后与挨打的现实面前被击得粉碎。在面对一个强大的他者文化(西方文化)时，中国文化对“他者”的态度是以一种割裂的形式出现的:心理层面的拒斥与现实层面的屈从。而近代以来以“体用”及其变体为表现形式的民族文化身份建构/文化认同的目标就是为中国本土文化在西方文化主宰的世界文化格局中争得生存权，因此它是守成型或辩护型的文化身份的建构。从近代到20世纪40年代，有关中西文化的论战或讨论基本上没有超出守成型的文化身份建构的范围。

50—70年代末，中国的文化身份是在民族的、大众的、革命的政治型文化背景中建构的。这是一种新型的中国文化身份:在面对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它强调批判、改造，清除其封建主义的成分;在对待他者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方面，它借用新型意识形态的强大的整合功能达到了心理的拒斥与现实的对抗的统一，它要完成的是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铲除和取代。如果以文化认同主要趋向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标准来衡量这一时期的文化认同，那么我们似乎可以说它不是真正的文化认同，但它依然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身份的建构:它并不缺乏传统，只是把自己的文化身份的传统资源设定在“五四”以后的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传统;它也并不完全拒斥他者文化，只是把他者文化资源限定在马克思主义之中，而马克思主义文化被它认为是当代西方最先进的文化，是西方文化传统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最新成果。虽然这种新型的文化并不缺乏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开拓雄心，但它缺少坚实的现实基础，因而更多表现出一种乌托邦的幻象。所以，它是一种有限的拒斥型文化认同。

80年代，中国的主流话语是对现代性几乎无条件的追求。对主流意识形态文化而言，80年代是不可遏止的“现代性冲动”和无所不在的“现代化叙事” 。中国文化身份的建构面对的是文化认同的双重难题: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失败和现代革命文化传统在当代的困境。于是80年代转而采取的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身份建构策略，即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古代、现代)感到自卑与不满，开始崇尚另一种文化，并竭力抛弃自己的文化，向另一种文化转变。这也就是亨廷顿所说的“文化撕裂” 。80年代的“蓝色文明”论就是这种文化身份建构的典型叙述。这也是一种文化身份建构的形式，可以称之为“逆向的文化身份建构” 。

虽然三个时段的文化认同在认同取向、价值标准和实践效果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但其中有一贯穿始终的民族文化心理因素，就是现代性的焦虑。这种焦虑是基于对自己的后发型国家的现实位置的体认。由于它们没有获得足够的来自实践层面的有力支撑，因而并未对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竞争寄予过多的期望。若以90年代中国文化身份/文化认同为参照，它们也可以化约地称为“非开拓型的文化认同” 。(www.xing528.com)

2.开拓型文化身份建构

90年代的中国文化认同的现实背景是对现代性的反思。这种反思包含来自政治话语的反思和人文知识分子话语的反思。二者起点不同，目的不同，但手段重合。某种程度上，二者的话语可以互相借用，形成一个共用的话语空间，即它们的终点就是中国的文化身份向中国古代文化的皈依。

在政治话语层面，90年代初，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动(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 ，这一20世纪发生的最后一次巨型历史事件凸显了中国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独特性。来自现实政治的一系列事件( 1993年中国的申奥失利、1993年夏秋间的“银河号”事件、入关/入世的一再延迟)直接刺激了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1996年出版的两本书《中国可以说不》(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年版)和《妖魔化中国的背后》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的热销是9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典型表征。它们似乎成为中国文化身份/文化认同的直接起因。但我认为这些事件只是表面的现象，至多只是提供了中国文化认同的导火索。90年代初西方对中国的“围堵”并不是中国文化认同的根本原因，因为与中国近、现代的不完整主权和建国后西方对新中国的封锁相比，90年代的系列事件的严重程度要小得多。所以，90年代中国文化认同思潮的兴起不是源于这一系列事件，而是对一百多年来中国现代性焦虑的反思。现代性反思的动因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文化自觉和90年代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我们可以看到，近20年的改革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为主流话语弘扬民族文化提供了现实的支持，而海外新儒学把东亚的经济成功归于“亚洲价值”(实质就是儒学价值)为中国文化认同提供了理论的支撑。因此，建立在现代性反思之上的90年代中国文化认同的实质不是退守型的、为中国文化求得基本的生存权的文化认同，而是在西方的现代性之外建构中国的现代性话语，在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分享“现代性的话语权” ，从而建构政治话语的合法性身份。而“中国特色”就是对这一话语权的主动诉求。

在人文知识分子话语层面，上述90年代的一系列事件造成了人文知识分子对西方知识话语的幻灭感，他们在西方的美丽话语背后发现了丑陋的权力关系，而这些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是西方强加于中国的，这大大刺激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绪，回归民族文化就成为一种道义上的选择。但是我认为这只是90年代人文知识分子文化认同的一个表面现象。因为，90年代热心于文化认同的人文知识分子的文化背景更多的是“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化和西方的知识谱系，而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他们知识构成的主要因素，所以上述事件并不能解释这些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的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为何会发生陡然转向。我认为，他们文化转向的深层原因是90年代人文知识分子政治、经济身份的双重边缘化。缺少什么就会寻找什么，人文知识分子的身份的暧昧或边缘化使他们注定要进行绝望的身份重建。西方文化似乎并没有给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带来一个确定的身份，甚至还使他们的身份在政治话语中受到质疑。于是，认同他们并不全部熟悉的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就成为人文知识分子重建身份唯一的选择。而这一选择又有意无意、或隐或显地与权力话语参与或鼓励的“国学热” 、“弘扬传统文化”保持一致。人文知识分子解决自身文化身份焦虑的寻求就被转换为建构第三世界民族文化身份的宏大叙事，从而在全球化的文化交流中分享学术的话语权。

于是，我们发现，两个层面的话语基于不同的目的而选择了相同的途径，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认同上达到了一致。这一新型的文化认同并不是在全球化的文化格局中仅求生存，而是有更大的期许。也许季羡林老先生的豪言—— “ 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是90年代开拓型的中国文化认同的最好注解。

90年代的中国文化认同是一个关涉文化和政治多种因素的话题，对它的复杂性的分析和评述不是本文可以承担的工作。这里所能够指出的是文化身份/文化认同既涉及学术问题、认知问题，又涉及价值问题、伦理问题。而文化身份/文化认同的现实情形更侧重于后者，或者说，文化认同的核心是价值认同和价值观认同。指出这一点意在提示我们对文化认同中的族性和文化的纯洁性的本质主义陷阱、对文化身份的建构性和价值性、第三世界话语的限度，甚至是文化认同本身保持应有的警觉和自省，它也是我们检视90年代中国文论身份建构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