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中国文论身份的想象性建构
如果从1899年梁启超提出“三界革命” (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算起,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百年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跨越了社会政治形态和意识形态判然有别的近代、现代和当代中国的不同阶段,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来指称其间未必有多少连续性的百年中国文论无疑是一个极度化约的理论命名,而百年中国的现代性追求或现代性焦虑或许是这一化约式命名的唯一学理性根据。在曲折而又庞杂的百年中国文论与延绵千载的中国古代文论之间,“现代性”划出了一条衍生出诸多意味的界线——在界线的此端,现代性的异质起源及其所裹挟的西方文论资源成为百年中国文论的一道前凸景观。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源于现实层面的诸多必然或偶然因素的触动,思想界骤然出现对百年中国无可置疑的现代性追求的质疑和反思,被现代性遮蔽已久的民族性或中国文化身份在官方与学界共同推动的“国学热”和海外的新儒学的内外合力之中闪亮出场。其余波所及,一声“失语”的顿喝唤醒了此前陶醉于“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建设的文论界,中国的文论身份问题赫然横亘在文论界面前。文论界的主流人士似乎在这一声顿喝之中幡然醒悟,对新时期以来、对“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论抛弃祖传家珍、膜拜于西方文学理论的行为莫不痛心疾首。回归中国本土文化/文论,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现代转换” ,建立中国文论的自我身份,在世界文论中发出中国的声音等成为90年代中国文论一道别样的风景。(www.xing528.com)
中国文化/文论身份问题应该说在中国跨入近代门槛之时就已存在,长期以来以各种形式出现的“体用之争”可以说是文化身份问题的一个侧面反映。但中国知识界对现代性话语的压倒性认同使中国文化/文论身份问题未能上升到自觉意识的层次,只有在90年代的现代性反思中,文论界才第一次真正完成对文化/文论身份问题的自觉。因此,中国的文论身份问题也成为90年代中国文论转型研究的一个话题。如果从1996年西安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研讨会算起,文论界对文论身份问题的讨论至今将近十年,或许现在是对这一话题进行初步的检省与回顾的时候了。本章的思路是:首先分析产生中国文论身份问题的语境——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身份建构;然后检视1996年以来的文论界基于中国文论身份建构这一目标而展开的“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成果和诘难;最后从文学理论的功能的角度分析中国文论身份问题的合理性和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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