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认为: “文学理论就其自身而言，与其说是一种知识探索的对象，不如说是观察我们历史的一种特殊看法。……那种‘纯’文学理论不过是学术的神话，因为我们在本书里研究过的某些理论在它们不理睬历史与政治的企图中最清楚地表明了它们是意识形态的东西。对于文学理论，不应责备它有政治性，应责备的是它对政治性的欺骗和无知。 ”[28]如果用伊格尔顿的观点来评价当今中国的主流文论话语——审美型文论，那么我们或许可以用“昨是而今非”来概括。在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文学理论的首要任务就是清算建国后长期占据文论话语霸权地位的庸俗的政治工具型文论。在审美主义大旗下聚集的各种文论(如审美浪漫主义、审美形式主义、审美心理主义、审美神秘主义)[29]对当代文学理论完成所谓的回归之旅可谓是功不可没。但在整个回归之途中，审美型文论是以“审美自律”的清纯形象出现的。今天看来，这种“清纯”只是审美型文论的外在形象，它还有另外一种形象，那就是它在特定语境中的“政治意味” 。正如一位论者所言: “我非常看重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的成就，只是，我认为它的意义主要不在于学理上，而恰恰在于政治的及文化的意义上。近20多年来，文学理论以西方思想为新思想，冲击传统文学观念，实质上是一次意识形态过程。它的真正和主要的意义就在于以文学观念的更新去带动政治及文化的变革，进而推动经济体制的变革。这一点，很多当年以‘纯学术’ 、 ‘纯文学’的名义去冲击‘僵化’ 、‘教条主义’的人们，事后都很坦率地承认自己行为的意识形态意义。 ”[30]其实，文学理论具有政治意味或意识形态意味并不是文学理论的耻辱，也不会损害它的学术性。但是，80年代审美型文学理论所反抗的正是工具型文论的政治化倾向，只是在当时的语境下，人们对文论的政治化存有本能的反感，没有把广义的政治化与庸俗的、简单的政治化区别开来。所以，审美主义文论对政治化的回避却暗含着一种政治化:审美主义文论恰恰是以“自律”的姿态于不知不觉之中清算了旧政治范式中的文论和旧文论范式背后的政治。
历史或许有自己的辩证法。政治话语在完成对旧话语范式的清算之后，当务之急是构建新型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权威性和合法性。而审美型文论曾经拥有的政治功能随着时间和语境的变化似乎已变得不合时宜。在与文论话语度过一个短暂的“蜜月期”之后，政治话语就会把这个新型的文论限制在文论自己所追求的“自律”范围内。在90年代初普遍的低迷情绪中，审美型文论无奈地回到学院之内，安心于审美型文学理论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同一种“自律” ，在80年代和90年代其实有不同的意义:前者具有反抗性，后者具有妥协性。但是，“文学的自律恰恰是在介入现实之后显示出来的。自律不等于孤芳自赏” 。[31]缺少了“政治”这一“他者” ，自律也将难以真正获得自身。(www.xing528.com)
90年代后期渐成声势的文化批评/文化研究，既可以看做是对政治话语为文学理论设限的一次突围，也是文学研究试图重返当下现实和政治的一种策略。文化研究的对象不限于文学文本，但又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不论是它的出身还是当代文化研究的具体实践，文化批评(文学研究的文化视角)都是文化研究的最重要的途径。文化批评对文学的研究当然不是像审美批评那样，以阐释经典文本的文学性为旨趣，而是以文学的文本分析为起点，从文学文本走向广阔的社会空间，揭示文本中存在的为审美批评所忽视的其他内涵，如文本中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文本中隐含的权力关系、性别歧视、种族压迫等。我们可以说文化批评不是文学的审美研究，但不能说它不是文学研究。在文学研究的历史中，审美批评也是晚近出现的一种文学研究思路，20世纪的语言学转向(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强化了审美批评在文学研究中的地位，但无论如何，审美批评不是文学研究的全部。如果文化批评/文化研究丰富了我们对作为文化之一部分的文学文本的认识和理解，揭示了在经济/政治不平等之外文化的不平等，并且这种不平等还会强化和再生产经济/政治的不平等，那么，看不出文化批评/文化研究缺少存在的理由。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批评恰恰是对审美批评的补充。而如果仅以文化批评/文化研究对文艺学学科、文学研究的冲击(实际上是对审美批评的冲击)为借口而反对文化批评，则显示了审美批评的保守性和压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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