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中国文论转型：问题与感想

三、简短的评价

上述对这场争论涉及的两组概念的梳理或许是没有什么学术性的常识，但它对我们就这场讨论进行进一步的解读和评价或许有一定的帮助。这里仅就讨论中存在的问题谈谈几点感想，关于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在中国的合理性和限度将在后文讨论。

首先是关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命名问题。“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这一命题是来源于西方文化研究中的一种思路，但这一命题却无法承担文化研究、文化批评所涉及的众多意旨，比如文化研究中的后殖民种族研究、性别研究、全球化时代的身份研究可能是这一命题无法涵盖的。再者，“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容易给人以误解。因为在中国的语境中，“审美”一词总是被赋予正面的价值意义，虽然提倡者解释说: “西方论述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学者(比如波德里拉)以及我本人，都不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词的。 ‘审美化’这个命题中的‘审美’指的是‘感性化’ 、 ‘虚拟化’ 、 ‘符号化’ ，它至多是一个中性的描述术语。 ”^[25]但是，由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主体是一个在数量上并不占多数的人群，而他们的所谓审美化的日常生活可能在常识上又是多数人所期望达到的生活水平(比如20—50年之后，中国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所以这一命题即使在提倡者那儿是中性，也抹不去其内含的赞美和认同色彩。所以质疑者还是要发问:究竟谁的生活审美了?

第二，道德主义的功能和限度。人文学科的研究既离不开知识的客观性(相对的客观) ，又有研究者的社会关怀和人文情结。相对于自然科学的冰冷，人文学科可能更多一点温暖。这丝毫不是人文知识分子的缺陷，相反是人文知识分子的骄傲，也是他们在从事自己的学术活动时的道德底线。但在具体的知识陈述时，道德主义也有它的限度。在关于文化研究、文化批评与文艺学学科的讨论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过多出场的道德主义身影。当然谁也无法否认中国存在着贫富不均或贫富分化，农村存在着2000多万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农民，城市有大量的下岗工人。相信争论的双方都会在中国的贫困人口面前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但这与选取一个学术研究的对象没有太紧密的联系。如果一定要说贫困人口与那些城市白领或小资有关系，这种关系也只存在于政府的统计数字中(他们的贫困应该不是白领掠夺的结果) 。其实是否关心农民、下岗工人对人文知识分子很重要(可以在参政时呼吁，那本是政府应该解决的分内之事) ，但对正在进行着的文艺学学科边界的讨论并不重要。道德主义不适当的出场会扰乱争论的知识性、逻辑性，使论争变成道德主义的表白，这种结果应是双方都不愿看到的。(www.xing528.com)

第三，讨论的一个“误区” 。前文对两组概念的梳理显示，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都不直接对文艺学学科构成挑战和威胁。我相信论争的双方应该能轻易地看到它们之间的非对等关系，但论争实际还是发生了。正像有人分析的那样，文化研究者都曾经是原有的文艺学/文学理论体系之中的，在文化转向前对原有的体系进行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我批判。^[26]这种文化转向的根本原因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和文化中发生的一系列的转型、社会和文化的空前复杂。而“文学话语对于中国社会文化的表征能力、阐释力与影响力变得非常有限，中国社会文化状况正在通过许多其他非文学的渠道与媒体得到表征” 。^[27]但这种文化转向的自我反思却使用了一个很大的口气——以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改造或拯救传统的文艺学学科。这在客观上刺激了原有文艺学体系中不愿转向的人们，他们认为，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只会断送文艺学学科。

按照我的理解，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既不能拯救也不会断送文艺学学科。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之所以会受到传统的文学理论研究者的批评，是因为文学理论研究者有意无意地作了两次概念的转换。

我们知道，从建国后到80年代，中国的文艺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一直是以政治工具型文论和庸俗的社会学批评模式为主，政治工具与审美自律的二元对立成为80年代之前历次文艺学斗争的主线，虽然后者从来都未获得足以与前者抗衡的话语权而一直处于被压抑的对立面。80年代之后，审美批评范式与其他批评范式一道清算了庸俗的政治工具型文论，并把它叙述为一种虚假的文学观、伪人文学科，同时把自己建构为科学的文学观。90年代之后，审美型文论在众多的文学观中逐渐取得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话语主导地位(这或许是因为它的历史的源远流长，或许是它在80年代之前的“苦大仇深” ，或许是因为提倡者的辛勤耕作) 。总之，在21世纪初的中国文论语境中，审美型文论就成为文学理论——文艺学学科的代名词，甚而成为文学研究(广义的文艺学)的象征。经过这两次的概念转换，文化批评对审美批评的挑战(文化批评只能挑战审美批评)就转换成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为对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艺学学科的挑战，进而成为对文学研究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