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中国文论转型：接受研究的视角

一、盟友的出位

中国的文化研究与文艺学在借鉴当代西方批评理论资源、构建自身话语的过程中曾经有过很好的合作关系，或者说在一个特定的语境中，中国的文化研究曾经为文艺学/文学理论建立精英色彩的审美批评范式效过犬马之劳。这要从20世纪80年代说起。

起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文化研究，严格地说是文化批判。在80年代中国引进西学的氛围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理论对中国学界有着特殊的魅力:既切合了思想解放的时代趋势，又保证了在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的语境中的安全性。其中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至今对中国的文化研究仍保持着复杂的影响。虽然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内部存在诸多差异，但其主要理论家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上有着大致相似的立场。^[3]概括地说，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已经把社会整合为高度同一性的社会，工人阶级已经变成没有反抗性的单向度的“大众” ，大众文化/文化工业丧失了艺术的反抗性和异质性，成为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社会水泥” 。只有审美“自律”的高雅艺术才可以保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才可以拯救被“异化/物化”的大众。应该说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的批判在80年代的中国并没有多少切实的现实所指性，中国学界更看重的是法兰克福学派对审美主义的高扬、对艺术“自律”的强调。这对80年代文论界清算政治工具型文论、建构审美自主型文艺学是难得的理论支持。所以说80年代后期出现的文化研究实质是缺乏“所指”的文化批判，其心猿意马的特征客观上成为当代主流文艺学建构过程中的可靠盟友。

90年代中国特殊的市场大潮催生了中国特殊的大众文化，这使中国的文化研究/文化批判找到了具体的批判/研究对象。中国文论界的文化研究一方面延续着80年代的文化批判，另一方面在90年代后期引进了20世纪60年代创立于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80年代蔓延西方的“文化研究”( cultural studies)理论。后者扬弃了精英主义的立场，注重对所谓不登大雅之堂的亚文化、消费文化和大众传媒的研究。这一意义上的文化研究使用了广阔而复杂的知识资源，除了继承英国利维斯主义批评传统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之外，还吸收了20世纪语言学理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史学理论、当代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理论。由此形成了文化研究的边缘性、批判性、实践性和跨学科性的特征。正是在这一新的知识平台上，90年代后期中国的文化研究开始了新一轮的译介，^[4]许多从事传统文学研究的人都曾在文化研究上一试身手。文化研究涉及通俗文学、流行歌曲、城市规划、广告、时装、酒吧、电子传媒等众多领域和话题，一时似乎形成了一个“文化研究热” 。即使如此，文化研究并未与传统的文学研究或文艺学^[5]构成正面冲突，虽然后者明显地感受到了文化研究的热浪。

回头再看文艺学。到了90年代，文艺学由80年代在社会思想领域的冲锋陷阵退回校园，稳步地推进文艺学的学科建设，在学院体制内建立自己稳固的领地。高校众多的文艺学教学研究人员和教育体制内三级学位点的设立标志文艺学学科的成熟。虽然学科内偶有反思之声，但这些声音太过微弱，并未达到对学科危机的警示效果。

虽然90年代后期异军突起的文化研究与80年代后期确立的文艺学模式在研究旨趣上分道扬镳，但它并不必然地对走向成熟的文艺学学科构成冲击。只有当二者被联系在一起，或者说把文化研究作为克服文艺学因成熟而略显僵化的手段、为文艺学注入理论活力、要求文艺学扩大研究对象、改变研究思路和方法时，文化研究与文艺学的冲突才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来。

文化研究与文艺学之间的争论因“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命题的提出而浮出水面，讨论的相关文章集中见于《文艺争鸣》2003年第6期在“新世纪文艺理论的生活论话题”的栏目中的一组文章、《文艺研究》2004年第1期刊发的一组文章以及2003年和2004年《河北学刊》 、《文艺报》 、《中华读书报》等报刊刊发的一些文章。双方至少在学科现状、学科边界、现实描述和价值判断四个方面存在分歧。(www.xing528.com)

1.对文艺学学科现状的判断。由于文化研究者大多来自文艺学的学科内部，他们在转向文化研究的同时自然会联系自己出身的学科的现状。他们认为，进入90年代以来，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文艺学研究与公共领域、社会现实之间曾经拥有的积极而活跃的联系正在松懈乃至丧失” 。^[6]因此，应重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公共领域的有机联系。而文化研究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具有批判性的研究，是一个解放工程。文学批评家应当自觉地参与重大的文化价值问题的讨论，并把这种讨论与自己的学术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建构一种以学术研究为基础的对抗性的公共领域。^[7]文艺学研究者认为，文学和文艺学的“边沿化”是一种“常态” ，而建国之后到70年代甚至80年代文学/文艺学处于社会的中心、被看成是时代的晴雨表恰恰是一种“异态” 。^[8]90年代以来文艺学度过了学科发展的常态期，文艺学研究应该吸收文化研究的方法和视野，但文学理论建设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文学理论建设不应该因为文化转向了，把审美、语言全丢了。^[9]

2.文艺学是否应该“扩界” ?文化研究者认为，学科和学科的边界都是历史的人为的建构，文艺学的学科边界、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都不是一成不变的。90年代以来，社会文化环境和文艺活动的存在方式、生产、传播和消费方式都发生了变化，文学逐渐边缘化，文艺学要走出对经典的审美研究的圈子，回答“日常生活的审美化”问题，而不是首先考虑自己的学科边界问题。^[10]文艺学研究者认为，文化研究并不总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甚至完全不以文学为研究对象，与文学研究无关。文化研究有公式化、简单化的局限性，只关注自身的理论，并不能达到对文学的思想和艺术个性的解读，结果远离了文化研究人文关怀的初衷。^[11]另外，审美是有层次的，即使当代日常生活存在审美的因素，也是属于浅层次的审美活动构成的形式要素，是作为感官的评价的审美层次，文艺学研究应进入更高的审美层次。文艺学学者的越界研究如广告研究，并非就是文艺学研究^[12]

3.如何描述现实?文化研究者认为，90年代中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在中心城市和东部地区消费主义兴起，“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 ，占据大众文化生活中心的已不是传统的经典艺术，而是广告、流行歌曲、时装、电视连续剧等。^[13]即使中国目前的经济格局中存在城乡差别、东西部差别，但90年代中国的消费主义兴起(包括农村和西部地区)绝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事件，^[14]而是中心城市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观念辐射和当代大众传媒(遍布千家万户的电视)传播的结果。文艺学研究者认为，文化研究者描述的消费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并不是真正的大众文化，实质是新兴的城市中产阶级或白领阶层的小资文化、低级趣味的文化。“对于中国社会的整体状况而言，或者对于大多数中国人的生存现实而言，放言‘消费社会’还为时过早。 ”^[15]从而用“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研究取代文学研究也还为时过早。

4.价值判断:文化研究是研究、批判现实还是认同、拥抱现实?文化研究者认为，中国部分地区和部分人口确实进入了消费主义的时代，“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即使是一个目前在数量上没有优势的事物也值得去研究。研究一个事物并不必然地意味着认同或赞美它，即使要批判也应该建立在学术可靠性的基础上。^[16]文化研究的批评者却认为，所谓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或美学的泛化即使是现实中确实存在的现象，那么引发这场美学革命的动力是“技术” 。 “但是，如果这股强大的技术力量并不全是那么美妙、善意，甚至还带有某些负面的影响，甚至还携带着不同程度的促狭、阴邪和险恶呢? ……那么，由技术推动并引导的这场‘美学革命’也许就不那么让人乐观了。 ”因此，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即使是现实的，也未必是合理的，文化研究者必须对此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17]

以上对讨论的概略的考察未必全面，但从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出争论各方有较大的分歧。这场讨论是否会向深度拓展?对以后的文艺学发展将产生何种影响?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现在还为时尚早。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场讨论和论争确实对文艺学产生一定程度的触动或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