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中国文论转型：接受研究的视角

三、视角主义与有限本质论:文学理论选择的可能性

长久以来，人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思维惯性，文学研究首先回答“文学是什么”似乎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不言自明的工作。而避开这个问题才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研究对象是什么都没有弄清，文学研究的科学性何在?不解决“文学的本质”这块文学研究的基石，文学理论体系的大厦如何建成?于是，在众多的文学理论著述和教材中，我们开篇就会看到“本质论” 、“本体论”的章节。^[76]但是，据美国文论家乔纳森·卡勒的考察，西方的文学写作已经有两千五百年的历史，但是，界定“文学”含义的企图刚刚出现一个半世纪左右。很长的时间里，文学仅仅意味着“文章”甚至“书本知识” : “ 19世纪末以前，文学研究还不是一项独立的社会活动;人们同时研究古代的诗人和哲学家、演说家——即各类作家，文学作品作为更广阔意义上的文化整体的组成部分而成为研究对象。因此，直到专门的文学研究建立后，文学区别于其他文字的特征问题才提出来了。 ”^[77]显而易见，近代的科学主义派生的学术规范以及大学内部文学系的设置无不要求赋予“文学”一个清晰的、确定的内涵。卡勒的考察给我们的启示是:对文学本质的追问只是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建立的研究范式，相对于此前的西方诗学、中国的古代文论，相对于当代的批评理论、文化研究，这一范式在关于文学的话语中并不具有唯一性和普遍性。也就是说，对文学的研究或关于文学的话语并非一定要解决文学的本质问题。

19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研究一直试图找到能够把“文学”与其他文化文献区分开来的“文学的特性”或“文学的本质” :审美、想象、情感、形象、表现、再现等，但每一种对文学本质的界定依然会留下在这一理论范式中无法解释的难题，每一被确认的文学的本质或特性总会在其他社会文本中同时出现。这样，文学本质研究中大量出现的反常现象宣告了19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依据形而上学途径追索文学本质论的企图的破产。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和新批评转而从语言和形式开始新一轮朝向文学本质的跋涉之旅。俄国形式主义把文学的本质定位在“文学性”上。雅各布森认为: “文学科学的对象并非文学，而是‘文学性’ ，即使一部既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特性。 ”^[78]在文学作品中，能够体现出“文学性”的、能够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的特质就是“文学语言”或“陌生化”语言——与日常语言有别、对日常语言进行变形、强化、甚至歪曲的语言。但是，俄国形式主义最终却无法肯定，他们所论证的文学语言不会出现于种种非文学话语之中。雅各布森承认: “在有轨电车上，您可以听到许多玩笑话，它们与最微妙的抒情诗有着相同的结构;而闲暇时神侃的结构规律竟然与短篇小说的规律相同。 ”^[79]这在某种意义上等于宣告形式主义探索的失败。在俄国形式主义之后的新批评同样相信文学存在一个不变的文学性，他们把追寻的目光集中于诗歌的语言与修辞中，提出了张力、反讽、悖论、含混、复义、肌质等诗学概念。(第二节已对新批评理论中的本质主义作过分析，这里不再赘述。)

西方19世纪以来关注于文学特性、试图给文学界定一个永久的含义的努力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西方批评理论中被认为是文学研究中典型的本质主义。后现代/后结构主义、后殖民理论、文化研究从不同的角度质疑文学研究中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伊格尔顿的一段话代表了20世纪后期西方文学研究的转向:“我们可以一劳永逸地抛弃下述幻觉，即: ‘文学’具有永远给定的和经久不变的‘客观性’ 。任何东西都能够成为文学，而任何一种被视为不可改变的和毫无疑问的文学——例如莎士比亚——又都能够不再成为文学。以为文学研究就是研究一个稳定、明确的实体，一如昆虫学是研究各种昆虫，任何一种这样的信念都可以作为妄想而加以抛弃。 ”^[80]伊格尔顿否认文学有不变的“本质” ，“什么是文学”的问题只有返回到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中，依据不同时期的文学观念才可以作出回答。“什么是文学”是历史性的问题，而不是形而上学的问题。

中国的现代文学理论并不是中国古代文论的自然生成和延续的产物，而是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影响的产物。所以，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从出生之初就致力于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对文学客观本质的寻找，与西方不同的是建国之后把文学理论的体系牢牢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之上——先是苏联阐释的马克思主义、后是中国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新时期之前，当代文学理论是认识论(反映论)文学观的一统天下:文学是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新时期之后，建立了多元文学观，其中以“审美意识形态论”影响最大。在特定的时期，审美论对文学的审美特性的强调有其历史的功绩，而在一个变化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语境中，审美论又有明显的局限。本章第三节已经从后现代理论的反本质主义的角度对审美性文论作了解读，这里再补充一点。在一个多元化的前提下，对不断变化的文学的研究可以而且应该敞开多种思路，审美意识形态论对文学活动中的审美性质的研究无疑具有它的合理性，但它也只能是文学研究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思路，如果把它的合理性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既会对文学研究的其他维度构成压抑，也会损害审美型文论自身的学理性。

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似乎面临一个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的选择难题。一方面，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不能回避后现代/解构理论带来的思维方式变革的巨大存在;另一方面，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话语，特别是在大学文学系的文艺学学科教学中，又离不开必要的概括、归纳和判断，似乎又难以避免本质主义的陷阱。其实，这是对反本质主义的简单理解，是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如果把反本质主义理解为不要任何概括、判断，那么这种反本质主义是不存在的。实际上，概括、判断、归纳、演绎是人类的基本思维方式，反本质主义实质上是反对把具体语境中特定视角的发现普遍化、神话化进而转变成一种压抑力量。

我认为，我们应基于不同的话语实践目的，把关于文学理论的话语实践区分为学术研究和学科教学两大区域，在不同的区域采用不同的策略。

1.在学术研究中，可以采用视角主义的话语策略。 “视角主义”是当代西方的一股主要的哲学思潮，它认为存在着多种可供选择和互不等同的概念体系或假设体系，在各自体系里都能解释世界，因为不存在权威的客观的选择方法。视角主义的方法论特征就是对一种固定不变的观点的放弃，主张视角的多元化、多面化。对现实世界的解释不能是一元的、单向度的，而应是多元性的、多维度的、歧义的和多视角的。^[81]学术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探索对事物认识的多种可能性，或者说，这种认识是沿着时间的维度无限敞开的，而任何单一的视角都无法避免对事物多种可能性的遮蔽。视角主义给我们的启示是，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应该营造一个真正的多元化氛围，放弃建立一个具有弹性阐释能力或通过修补具有无限适用性的理论体系的冲动和幻想。在一个具体的研究和理论著述中，研究者只能使用一个视角、建构一个有限的阐释体系，同时要对自己的视角和体系时刻保持自省意识，意识到它的有限性。在学术研究的宏观范围内，某个视角和体系的选择并不意味着对其他视角和体系的否定。而各种研究视角之间的对话也只是一种有限的对话，即只能在不同视角的交叉处——共同的问题上进行对话和交流，更多的问题可能无法交流，因为不同的视角意味着不同的理论范型，而不同的理论范型则意味着看世界的不同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学术研究中未必完全适用，因为每一个“真理”都可以在自己的问题视野内找出能够验证自己结论的“实例” 。按照海德格尔的解释， “真理”就是“无蔽”或“敞亮” ，如果确曾存在一个“真理” ，那它或许分散于事物的多种、多重属性之中，只有通过多种视角的“去蔽” ，才可能达到或接近“敞亮”即真理。

2.在文学理论的学科教学中，可采用有限本质论的策略。如果说，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的兴起最初是科学研究规范的影响，那么随着19世纪现代学院机制在西方的普遍建立、社会对大学的知识再生产功能的定位，文学研究的学科化正是为自己在现代大学体制中谋求一个稳定的合法化地位的自我诉求。这样，文学研究中的个人化、情感化因素不得不在文学研究的学科化过程中被压抑、过滤、排斥，以普遍化、一般化、明晰化的可传递的知识形式出现。这个过程代表了权力话语、大学机器对个性化知识的整合。^[82]在现阶段，文学研究或文学理论依然处在现代大学教育体制之内，文学理论研究中学术专著的前沿性、多元化不得不某种程度地转变为文学理论教学的标准化、科学化和文学理论教材的稳定性、滞后性。也就是说，大学的文学理论教学(包括教材的编写)使用有限的本质论将是在一个可以预见的阶段内(大学教育机器的稳定性)的客观要求。但这决非意味着文学理论学科教学中的本质主义的合理性，而只能看做是现阶段的一种策略:既反对文学理论中根深蒂固的本质主义，又要对文学理论教学和教材编写中使用的有限本质论时刻保持必要的警觉和自省意识。

【注释】

[1]①“后现代(主义) ”这一指称涵盖了各种思潮、理论、文化、社会分期，这里使用后现代(主义)只是一个不得已的策略，后文将对这一指称作简要的梳理。

[2]①孟繁华:《众神狂欢——当代中国的文化冲突问题》 ，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115页。

[3]王宁: 《“后理论时代”西方理论思潮的走向》 ，载《外国文学》2005年第3期。

[4]伊哈布·哈山:《后现代的转向——后现代理论与文化论文集》 ，刘象愚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145—151页。

[5]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 《后现代状态》 ，车槿山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页。

[6]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定义后现代》 ，引自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6页。

[7]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 ，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8]同上，第330页。

[9]王治河: 《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10]王治河: 《论后现代主义的三种形态》 ，载《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11]王岳川: 《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12]史建:《共生·多元·传统——对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思考》 ，见张国义选编:《生存游戏的水圈》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9—56页。

[13]①把詹姆逊的“Late Capitalism”译成“晚期资本主义”似乎总会给人以某种暗示:资本主义又一次病入膏肓。就詹姆逊讨论的内容来看， “Late Capitalism”无疑是指当前的、当代的社会文化和艺术问题。有人认为，在这一意义上，把“Late Capitalism”译成“当下资本主义”或“当前资本主义”可能更确切。

[14]①冯俊: 《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哲学转向》 ，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997年第5期。

[15]伊哈布·哈山:《后现代的转向——后现代理论与文化论文集》 ，刘象愚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142—145页。

[16]詹明信: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24页。

[17]①乔纳森·卡勒: 《理论的文学性成分》 ，转引自余虹: 《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蔓延》 ，载《文艺研究》 ，2002年第6期。

[18]①霍埃: 《福柯:现代抑或后现代?》 ，转引自王治河: 《扑朔迷离的游戏》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19]①这里和下文使用的“文化”含义借用了雷蒙·威廉斯对“文化”的三层界定中的一种: “用来描述关于知性的作品与活动，尤其是艺术方面的。 ”它包括音乐、文学、绘画与雕刻、戏剧与电影，还包括哲学、学术、历史。参见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 ，刘建基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06页。

[20]有论者指出詹姆逊并不是后现代主义文化艺术的拥护者，而是它的批判者或阐释者，中国对詹姆逊的身份也出现了“误读” 。

[21]陈晓明编: 《后现代主义》(导言) ，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22]李幼蒸翻译的《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198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介绍了德里达的解构理论。

[23]根据笔者统计，1997年以后，国内翻译出版了德里达的著作和国外研究德里达的专著共21部，国内研究的专著和文章则更多。

[24]①前文引用的雷蒙·威廉斯定义的“文化” 。

[25]①利奥塔:《纷争》 ，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79页，转引自张庆熊等:《合法性的危机和对“大叙事”的质疑》 ，载《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26]①钱中文:《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页。

[27]除此之外，审美型文论还借鉴了康德的古典美学和启蒙运动中的人道主义。参见导论第二节。

[28]本文之所以忽略对80年代之前的认识论/反映论文学本质观的分析，一是因为这种文学本质在80年代已有许多讨论;二是因为，在80年代后期，文论界清算、批判这种文学观时借用的并不是后现代的理论资源，与本文讨论的后现代思维方式对文论转型的影响没有直接的关系。

[29]韦勒克是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主将，“世界文学”与“共同诗学” 、“总体文学”这一组相关概念是新批评的“文学性”在比较文学中的具体化，它们也是80年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恢复以来的一组关键词。

[30]梵·第根: 《比较文学论》 ，见干永昌编: 《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57页。

[31]J- M.伽列: 《〈比较文学〉初版序言》 ，见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编:《比较文学研究资料》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3页。

[32]韦勒克、沃伦: 《文学理论》 ，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3页。

[33]雷马克: 《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 ，见《比较文学研究资料》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页。

[34]韦勒克: 《比较文学的危机》 ，见《比较文学研究资料》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0页。

[35]同上，第40页。

[36]①雷马克: 《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 ，见《比较文学研究资料》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37]爱克曼辑录: 《歌德谈话录》 ，吴象婴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233—235页。(https://www.xing528.com)

[38]杨武能: 《歌德与中国》 ，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81—83页。

[39]同上，第77页。

[40]①史景迁: 《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 ，廖世奇、彭小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页。

[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255页。

[42]朱立元、谢天振: 《关于文艺学与比较诗学的对话》 ，载《中国比较文学》 ，2003年第4期。

[43]①韦勒克: 《比较文学的危机》 ，见《比较文学研究资料》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7页。

[44]韦勒克、沃伦: 《文学理论》 ，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4页。

[45]王治河: 《扑朔迷离的游戏》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

[46]①韦勒克、沃伦: 《文学理论》 ，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4页。

[47]①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播散》 ，吴叡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66—78页。

[48]这里使用民族/国家文学的说法，主要是基于民族文学和国别文学之间的交叉或重叠的复杂关系。

[49]在纵向的时间维度上这四类文学可能会相互转化，没有不可逾越的界线。在横向的空间维度上，这四类文学又遵循不同的美学原则，大致具有分类的意义。

[50]①詹明信: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23页。

[51]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88—93页)中列举了第三世界接受西方教育的第一代知识分子以及在国内接受教育的第二代知识分子在本国走向独立和独立之后实行的本土化现象。

[52]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播散》 ，吴叡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21—30页。

[53]萨义德: 《东方学》 ，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8页。

[54]参见绪论第四节的有关论述。

[55]①王晓明等: 《旷野上的废墟》 ，见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 ，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

[56]拉塞尔·雅各比: 《最后的知识分子》 ，洪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57]陈平原: 《书生意气》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6年版，第163—164页。

[58]阿雷恩·鲍尔德温等: 《文化研究导论》 ，陶东风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59]陶东风: 《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7—67页。

[60]①金元浦: 《定义大众文化》 ，见金元浦编: 《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 ，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4页。

[61]①张法: 《走向全球化时代的文艺理论》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

[62]①伊格尔顿: 《后现代主义的幻象》 ，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页。

[63]徐润拓: 《对“文学本质论”研究的反思》( 《广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秦剑: 《“本质的悬置” :文学理论学科性之反思》( 《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

[64]童庆炳: 《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再认识》( 《文艺研究》2000年第2期) ，《怎样理解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 》( 《中国大学教育》2004年第1期) ;周忠厚: 《关于审美意识形态的几点思考》(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陈雪虎: 《如何理解“审美意识形态论” 》( 《文艺争鸣》2003年第2期) 。

[65]董学文: 《文学本质界说考论》( 《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审美意识形态”能成立吗?》( 《高校理论战线》2005年第10期) ，《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献疑》( 《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1期) ;单小曦: 《“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论”质疑》( 《文艺争鸣》2003年第1期) 。

[66]陆贵山: 《试论文学的系统本质》( 《文学评论》2005年第5期) ;杨春时: 《论文学的多重本质》( 《学术研究》2004年第1期) ;吴小美等: 《文学本质探源》( 《中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3期) ;燕世超: 《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本质论质疑》( 《汕头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等。

[67]王一川: 《文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另见王一川: 《文艺理论的批评化》( 《文艺争鸣》1993年第4期) ，《批评的理论化——当前学理批评的一种新趋势》( 《文艺争鸣》2001年第2期) 。

[68]陶东风主编:《文学理论基本问题》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另见陶东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与重建》( 《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 。

[69]①南帆主编: 《文学理论(新读本) 》 ，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70]伊格尔顿: 《后现代主义的幻象》 ，华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12页。

[71]库恩同时也认为，在范式之中，科学共同体成员对范式的忠诚并非仅仅是消极因素，一定程度上保持范式的稳定使科学能够完成在这一范式之内大部分问题的“解迷”工作，从而使科学呈现非累积性的进步。

[72]伊格尔顿: 《后现代主义的幻象》 ，华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19页。

[73]王治河: 《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想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8页。

[74]①转引自王治河: 《扑朔迷离的游戏》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177页。

[75]①丁子江: 《思贯中西》 ，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第350—353页。

[76]据有人考证，哲学中的“本质”和“本体”并非一回事，同样，文学本质论和文学本体论也不同。既有理解的错误，也有汉语翻译的原因。见杜伟:《文学之本体与本质辨析》( 《绥化师专学报》2003年第4期) ;张荣翼: 《文学的本源、本质和本体》( 《江海学刊》1994年) 。

[77]乔纳森·卡勒: 《文学性》 ，见《问题与观点》 ，史忠义、田庆生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

[78]罗曼·雅各布森:《诗学问题》 ，转引自史忠义:《关于“文学性”定义的思考》 ，载《中国比较文学》2000年第3期。

[79]同上。

[80]①伊格尔顿: 《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 ，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

[81]①王治河: 《扑朔迷离的游戏》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9页。

[82]①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权威话语对创新思维的完全覆盖，正如阿尔都塞所说，任何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总会在它的统治中留下缝隙。因此，大学也是整个社会机制中最具反思能力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