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反本质主义能走多远?
“本质”一度是一个与智慧、知识、阅历、穿透性、深刻性联系在一起，而与现象、浅薄、无知、愚昧等水火不相容的深沉“能指” 。但在后现代的反本质主义的语境中， “本质”似乎又变成流落街头的丧家之犬，人人皆可痛骂之、鄙夷之、唾弃之——后现代的反本质主义如果被理解成道德化、伦理化的街道两旁的居民，则是后现代的悲哀、反过来也是本质主义的悲哀。
历史性由此成为我们解读本质的前提，同时也成为质疑本质主义的理由。
人类对(自然、社会、自身的)本质或规律的一种自觉意识，也许是人类给自己划出的一条决定性的界线，由此把自己与混沌隔开。今天，我们已不能再贸然地称之为“进步” ，而只能说从此形成了与混沌截然不同的认识或解释世界的方式。其实，在不同文化中我们都可以发现“知其所以然”的刨根问底式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也许就是伊格尔顿所说的本质主义的比较无伤大雅的形式，它是这样一种信念: “即认为事物是由某些属性构成的，其中某些属性实际上是它们的基本构成，以至于如果把它们去除或者加以改变的话，这些事物就会变成某种其他东西，或者就什么也不是。如此说来，本质主义的信念是平凡无奇，不证自明地正确的，很难看出为什么有人要否定它。 ”[70]本质主义这种“无伤大雅”的认识和解释世界的形式成为近现代西方科学发展的基础。至今看来，科学对客观性知识的追求和科学的成功本身似乎也并无大错，现代科学确实改变了人类在自然中的现实处境。这就是本质主义的历史性。
但是，现代性话语津津乐道于自己的成就，以致忘乎所以，误以为科学理性可以解决人类生活的一切问题。
20世纪60年代以托马斯·库恩为代表的科学哲学历史学派解构了启蒙以来形成的科学知识客观性的神话。库恩认为，在科学发展的每一阶段，科学共同体都会建立一个稳定的知识结构—— “范式” 。范式的稳定不仅依靠经验材料的支撑，它还受一定的信念、价值和思维形式的支配。不仅可以由此出发来选择有利于自己的经验材料，还可以拒绝大部分经验材料以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71]也就是说，科学知识并不是都可证伪的客观知识，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时期内也形成了与可证伪性相反的一面——不可证伪性。(www.xing528.com)
库恩的科学史研究可以说与后现代/解构理论殊途同归。后现代并非是提倡回到原始思维的混沌状态，完全拒绝人类对世界万物的特征的认识。实际上，后现代所谓的“反本质主义”本身就包含着一种“本质的概括”——对现代性本质主义话语实践的“本质概括” ，这也说明后现代并不一味拒绝本质，至少它不拒绝伊格尔顿所说的本质主义的无伤大雅的形式，或者说它和现代性理论共享一种相同的思维方式:一种最低限度的概括。因此，与其说后现代/解构理论反本质主义，不如说它反的是极端本质主义，反对的是“简约地、虚假地、永恒化地、粗暴地、均质化地使用本质概念的情况” 。[72]或者说，后现代理论要为人类使用本质式的思维设限:不要设想人类对某一事物的认识便是一劳永逸地抓住了这一事物亘古不变的“本质” 。所以，后现代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并不是走向彻底的虚无主义，而是用思维的多元视角为创造性开辟通道。它强调，任何一种视角、任何一种思维方式所得到的认识也仅仅是对世界的某一方面、某一层面、某一部分、某一片段的认识，而不是一种包罗万象的绝对真理。[73]一种思维、一个视角如果压制、排斥其他思维和视角对世界的认识和解释，它就会变成一种社会的压抑性力量，造成人道的和种族的灾难，进而也会否定它自己对世界的有限的真理认识。
许多研究者经常批评后现代/解构理论的反本质主义是另一种形式的本质主义，对差异、多元的过分强调和迷恋会陷入一种新的二元对立，以差异压抑同一是另一种形式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美国哲学家J.马什甚至宣称: “解构主义正在解构自身。 ”确实，后现代/解构理论使用的不是一种真空中的或来自遥远的其他星球的思维和语言，只要从事理论活动、只要一思考，就不能不与人类的任何一种既定的思维产生瓜葛，就不能离开一般性、普遍性或本质。德里达曾意识到解构理论中存在的“自我参照性的悖论” :“为了攻击形而上学而不使用形而上学的概念，这样做毫无意义。我们没有任何与这一历史毫无联系的语言、语句和语汇，我们无法说出一个解构性命题而这个命题又没有滑入这个命题想要驳斥的那种形式、逻辑和隐含的假定之中。 ”[74]正因为如此，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罗蒂才选用新的词汇、新的概念、新的术语对传统的理论问题进行清理，因为罗蒂同样也意识到，在任何情况下，要想有效地对某种观点进行反驳都不得不在表述了这种观点的现存概念和术语中去寻求支持。德里达的困惑和担忧是宿命的，而罗蒂的实用主义式的乐观是暂时的、策略的。因为任何新的词汇也只能在现存词汇中去寻找，即使是一个赋予了全新释义的概念或术语，它也会在词语使用的历史中同其他词汇一样，终将难逃被日常语言的汪洋大海淹没的命运。德里达别出心裁创造的一些解构术语(分延、播散、踪迹、增补)与他的解构理论一起正在语言的“自动化”过程中消磨刚出道时的亮丽和锋芒。
如此说来，后现代/解构理论是否真的在玩一种“没有底盘的游戏” 、真的在一种自我指设的悖论中沉溺于能指的狂欢?我认为，对后现代/解构理论的所谓“自我参照性的悖论”应从语境和语义悖论的两个层面理解。
首先，后现代/解构理论的反本质主义应从语境角度来理解:它所强调的差异诞生于现代性的同一性话语不恰当地占据霸权地位的语境中。后现代/解构理论对差异的强调也并不会构成对同一的压抑，它对同一性的反抗无非是把同一性思维放回它应该在的位置。差异、多元性思维处在同一性思维的对立面，它只是显示了一个可能的状态，并不最终指向某个确定的思维。或者说它的使命就是要反抗任何形式的思维霸权。因此，后现代/解构强调差异的最终目的不应被理解为定向地排斥哪一种思维，相反，差异多元包含了一切可能的思维向度，这其中自然也地包括被现代性过度使用的同一性思维。只是这种思维应该在一个新的语境中重新启程而已。
其次，后现代/解构理论所谓的“悖论”还可以从语义学悖论的角度来理解和消除。很久以前，古希腊的哲学家就发现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人们无法判断“我正在说谎”这句话的真假，不论假定这句话是真还是假，都会推出相反的结论，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说谎者悖论” 。在20世纪初，罗素发现了著名的“集合论悖论” ，它的通俗版就是所谓的“理发师悖论” :一名理发师的招牌上申明:“城里所有不自我刮脸的男人都由本人替他们刮，本人也只给这种人刮。 ”那么，谁替这位理发师刮脸?结论是，不会有任何人可以替这位理发师刮脸。悖论似乎引起认识的混乱，但实际上却推进了人类认识的深入。罗素提出的“逻辑类型论”就是为消除悖论做出的一个积极而富有成效的初步尝试。逻辑类型论的根本原则就是把命题和它所指的对象区分为不同的层次，即命题自身并不包括在它所指的对象中。也就是说，人们把某一总体命题所指的对象作为一个层次，而把总体命题本身作为比上述层次更高的第二个层次，并以此类推。一切有关对象的陈述，只在其本身类型层次中才有意义。例如，“我在说谎”这一命题自身不属于它所指的谎话的那个层次，因此，“说谎”这一陈述对于“我在说谎”这个命题就没有意义。这样，悖论就似乎得到了解决。[75]对后现代/解构理论的理解似乎会引出类似的问题: “解构理论是否解构自己?”解构理论认为，西方的知识传统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 、是形而上学、是“在场”对“不在场”的压抑，因此必须彻底解构西方的一切知识传统。而我们对“解构”的理解只能在解构理论批判逻各斯中心主义是否恰当这一层次来判断，从逻辑上说“解构理论”本身不在这一个层次。当然，并不是说，解构理论为自己建立了一个批判的豁免权，实际上，后现代/解构理论在批判西方一切传统的形而上学时，并未放弃自省意识。这已经不是语义悖论的范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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