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中国文论转型：审美型文论的局限

二、审美型文论的有限性

在经历了一次悲壮而无奈的撤离之后，80年代文学理论的变革成果和理论形态——审美型文论在90年代以学科化的形式被继承和强化。但是，审美型文论在80年代的学科价值又无法为90年代对它的坚守提供一份合法性的证明。在90年代的语境中，在后现代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冲击下，学科化的审美型文论逐渐显露了多重的限度。

1.本质规律的虚幻性。审美型文论通过对特定时代的特定作品中美学要素(风格、结构、技巧、语言)的考据，归纳出一套决定文学之为文学的最根本的审美特性或审美本质。反过来，以这些审美特性或审美本质为过滤标准，就可以发现古今中外文学的发生、发展和更迭规律。因此，文学的本质和规律是审美型文论的基石。但恰恰在这块基石上留下了一片本质主义的残迹。依照后现代的知识观，所谓的本质、规律是现代学科掩盖下的权力的建构，研究者通过对研究对象的本质规律的设定及声称的对本质规律的发现，把本学科的建立描述为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从而为本学科寻得合法化的根据。因此，本质、规律只是特定的研究主体对研究客体的历史建构，在权力的庇护下它们获得了普遍性、永恒性的头衔。后现代的知识观并非取消人类的知识探索、走向彻底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它反对的是启蒙以来对知识的神圣化、普遍化。实际上，审美型文论的可议之处不在于对文学的“文学性” 、审美性的研究，而在于对这一特殊视角和研究方法的无限张扬。其实，文学研究的方法和对象始终是个动态的历史建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曾经出现过各种各样的“文化”产品，在不同的时代，人们会把不同的“文化”产品纳入“文学”的概念之下。决定何种文化产品进入“文学”范畴的依据，不是这个文化产品的“文学性” ，而是受权力制约的“文学观念” 。在文学批评史上，批评方法的更迭折射了“文学”的观念变化，而这些观念影响着各种文化产品进入“文学”领地的资格和在其中的地位。社会历史批评、新批评、心理批评在界定“什么是文学”和选择研究对象上相距甚远。作为批评的历史之链上的一环，审美型文论对“文学之为文学”的洞见无论有多大的内在张力，也终究无法掩盖其更多的盲视。

2.价值立场的暧昧性。一种文学理论一般总是包含经由文学抵达社会的或隐或显的价值判断。审美型文论的理论资源是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文学性”研究和20世纪中期英美新批评的“内部研究” 。在这两种审美型文学理论中原本微弱的政治性在80年代中国的社会语境中被强化，以反抗的姿态出场。它所反抗的是作为被清算的僵化政治意识形态之文论表征的庸俗的文学社会学。在这个意义上，审美即政治。但是，在90年代，当这种僵化的政治及庸俗文学社会学已被基本清理或不再占据主流话语地位时，审美型文论就因反抗对象的退场而部分地丧失了它的激进性，但并没有完全丧失它的政治潜能。只有审美型文论在学科化中以自然科学为标准，运用技术化、精确化的方法，通过审美研究寻找文学作品超时空的客观性、永恒性时，它才与当下的现实政治渐行渐远。如果审美之维的高扬对文学研究的其他向度形成遮蔽，审美就可能变成一种专制。

90年代，审美型文论正在逐渐丧失对社会公共领域的介入能力，逐渐消磨它的批判锋芒。审美型文论为此付出的代价不在于退出话语的中心，而是因其学科的僵化而危及学科的根基。这似乎有点危言耸听。现代西方的学科化进程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点启示。西方现代以来的学科化进程是学院体制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收编过程，随着战后美国年轻的知识分子纷纷进入大学校园，传统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已经消亡。^[56]但就在60年代西方社会动荡之后，在学院体制内诞生了横跨专业和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原则上说，每一个专业研究者都可以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中，专业研究者可以运用两套话语分别从事学术研究和公共关怀。而人文学科、文学理论的专业研究和社会关怀并没有严格的界线。用一种多少有点庸俗经济学的说法，人文学科所发现的所谓规律并不产生直接的物质效益。如果这些规律远离社会的现实生活而只存在于象牙塔中，那么人文学科的合法性多少会受到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说，审美型文论的学科封闭性抑制了学科更新的活力，久而久之，它甚至在边缘处也难寻一份领地。

90年代初，文论界参与了理论界对80年代乃至“五四”以来的启蒙话语的反思，清理出一些值得珍惜的并非仅仅是学术意义上的反思成果:乐观的线性的历史思维、激进主义的限度、知识阶层的“导师”心态和自我意识的膨胀等。这一时期，人文知识分子因社会参与的挫折、崛起的新富阶层的讥笑、在经济大潮中的无足轻重而忌惮“代言人”的角色。陈平原教授提出，学者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应保持一种“人间情怀” ，但他认为知识分子以“社会的良心” 、“大众的代言人”自居无疑是自作多情。^[57]90年代初在国内产生巨大影响的后殖民理论可能会对国内知识分子忌惮“代言”的心理产生“负强化”作用。后殖民理论认为:二百年来，西方对东方的“表述”是基于西方对东方的想象，“表述”的结果是对东方的歪曲、他者化、女性化或妖魔化。如果把《东方学》的要义——代别人表述(代言)即歪曲——在国内语境中稍作推演，那么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知识分子的沉默。如此，那些处于无名或匿名状态的“沉默的大多数”因缺乏表述的能力、表述的资源(时间、场所、媒介)和表述的资格而永远处于匿名状态或归于消失。这种结局似乎是权威政治所乐观其成的，可能也是骨子里存有天下意识的知识分子所不愿见到的。因此，人文学者(包括文论研究者)似乎不应该忌惮“代言人”一词衍生的调侃和讥笑，充分利用文学与社会现实的“血缘”关系，走向一种积极的文化政治，在专业之外，不放弃一名“有机知识分子”( organic intellectual)的努力。(www.xing528.com)

3. “经典”视角的遮蔽性。名目繁多的各种传统文学理论多以那个时代的文学“经典”作为研究对象，审美型文论也研究经典，但它更关注构成经典的审美要素。审美型文论相信，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作品只要秉有或部分秉有某些审美要素，就可以成为伟大或准伟大的作品，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文学研究的任务就是挖掘、阐释、演绎这些审美要素，传承、传播、推广经典作品中潜在的、深奥的艺术规则，提高大众的审美鉴赏水平。可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典”的概念不断受到各种批评理论(如接受美学、后结构主义)的质疑和批判。而80年代西方兴起的文化研究更是把经典看做权力参与的历史建构。文化研究认为，一个文化传统常常把一部分特定的文学文本作为值得研究的挑选了出来(经典、高雅文化) ，这一选择过程同时意味着对其他文学文本的排除和对其他一些更现代的文化活动形式(电影、电视)的贬低，这些选择/排除的规范或传统本身被假定为不证自明的，但他们却是被建构而成的。^[58]这种建构的背后是作为权力表征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运作的结果。经典的研究内含一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社会通过经典研究的学科化和体制化完成不平等的再生产和对边缘文化/大众文化的压抑。

90年代以经典研究为旨趣的审美型文论在90年代国内大众文化兴起的现实面前，间或也涉及大众文化，但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对大众文化的贬损:或者对大众文化的平面性、风格的消失、机械复制、商品化、精神鸦片进行批判，或者以一种精英的趣味和标准贬低大众在大众文化消费中所可能达到的审美满足的程度，无视商业/大众文化(电影、电视、网络、各种街边小报、晚报、时尚杂志、流行音乐…)在普通大众的文化消费中日益增长的比重。这类大众文化研究/批判主要受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影响，是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简单横移，忽视了中西语境的差异。在此意义上，显示了经典的专制性。^[59]除了简单挪用之外，由于它更多地使用经典美学的标准和理念，因此对大众文化的批判难以到位，无法深入到中国大众文化所表征的权力、阶级(阶层) 、性别、年龄的层面，浪费了大众文化蕴涵的学术研究资源。

90年代以来中国的大众文化有中国语境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一方面，大众文化出现于中国社会的商业化进程中，表征了中国世俗化的发展进程，它的“非政治性、非道德价值、非艺术甚至非审美的某些现象特征正是它对过去时代极端的政治价值观的反拨和对先前政治—伦理一元价值结构的冲击。 ”^[60]另一方面，大众文化又是商业操作的产物，大众文化的趋利性使大众文化生产机制在产品的目标定位上表现出媚俗、媚富的特征。在利润的驱动和诱惑下，大众文化常常发生能指/所指的分裂，对“大众”作有意的误认，把一部分城市白领阶层、新富阶层或贵妇阶层的时尚追求、消费趣味包装成整个社会的欲望对象，从而在一个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混杂的社会中，生产出一幅后现代消费主义的幻象。

审美自主型文论必须走出自设的以经典为旨趣的审美之城，借鉴文化研究的视角和方法，面对(并非认同、拥抱)当代中国复杂的文化现实。这不仅是为文学理论寻找一个理论增长点，更重要的是使文学理论在当代文化和文学的境遇中保持对社会政治、文化的开放性，坚持在边缘处对现实文化发问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