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中国文论转型:接受研究成果

一、话语中心:真实/幻象?

文学理论成为社会话语的中心并非始自80年代。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文学研究、文学理论有多次成为运动中心的经历(如红学讨论、“胡风案”) 。文学理论在80年代再次成为社会话语关注的焦点，那些经历多次政治运动“洗礼”的文论家们对此并没有多少陌生感。不同的是，80年代的文学理论获得了截然不同的身份:它不再是政治法庭的审判对象，而是陪审员。被政治意识形态所认同的身份自然使文论家生出一份欣喜和雄心，而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以其对与文学相关的思想政治禁区的不断突破，配合了80年代政治话语对自身历史的清理和再合法化，在80年代的“思想解放/启蒙”中出演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角色。

80年代文学理论的运行常常被简约化地描述为从“外部研究”向“内部研究” 、从政治工具型文论向审美自主型文论的“转向”过程。这似乎给人们造成一个错觉: 80年代的文学理论是以其审美话语的高扬而成就其话语中心的地位的。这其实是文论界一种真实与幻象共存的叙事。仔细考察可以发现，80年代以文学审美论为完成形态的文学理论经历了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外部清理和内部建设。借用80年代颇为流行的一个政治术语就是“拨乱反正” 。“拨乱”就是清理几十年来被政治工具型文论混淆的“文艺与政治” 、 “文艺与反映生活本质” 、“ ‘两结合’ ” 、“人性和人道主义” 、“主体性”等问题。这些一度成为论争话题的“问题”具有身份的暧昧性:它们确实是文学理论中的问题，但又不仅仅是文学理论的问题，又是思想启蒙的问题。一方面，它们的文学理论性保证了论争的专业性和学术性，另一方面，它们作为思想启蒙话题又赋予文论论争的公共性和政治性。“反” ，返也。“反正”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本体——文学审美论的回归(典型、真实性、形象思维、现实主义及其倾向性问题、不平衡问题)和对新批评的“内部研究” 、形式主义的“文学性”研究的借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表面上的纯文艺学/审美性话题所同样隐含了政治意味:寻求文学的审美自主性、倡导内部研究是以不正常年代政治对文学的过度干预为背景，审美型文论以对文学与政治的相对疏离的“学术”阐释悖论式地承担了在特定语境中的非学术或政治的功能，从而融入80年代的总体启蒙话语中。“即使在文学最有‘轰动效应’的那些时候，公众真正关注的也并非文学，而是裹在文学外衣里面的那些非文学的东西。 ”^[55]所以，审美也是一种意识形态。

文学理论/审美自主型文论在80年代创造了一个关于“中心”的神话，也是最后的神话——90年代标示了这一神话的终结。在90年代的商业文化、大众文化的进逼下，文学经历了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和在文化消费中的双重边缘化。这时，文学理论的归宿似乎只有学科化。文学理论的学科化是一次对自身合法性的寻求。它既是一次自我救赎，也是一次自我放逐。在90年代，文学理论从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不断地步步后撤，构建了以审美自主性为指归的、在学院体制中寻得一块立足之地的文艺学学科。既是一分收获，也有几分无奈。这份无奈蕴涵了丰富的文化意蕴:它既有文论研究者对80年代文学理论一度获得的话语中心地位的真实回忆，也有文论研究者关于“中心”的自我想象和再度表述中的自我建构。一个混杂了真实与虚构的文化叙事。(www.xing528.com)

这个混杂了真实与虚构的文化叙事间或折射了人文知识分子“中心情结”的思维迷雾。其实，“中心”终结的原因不在于文学理论自身，而在于社会的类型和社会的话语结构的变化。从社会结构的某一元素对社会整体的影响角度看，社会可以大致分为政治主导型和经济主导型。在政治主导型社会中，权威的政治意识形态集中体现了统治阶层的利益、愿望和社会成员的身份诉求，社会阶级(阶层)的划分以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同一/对立为标准。政治意识形态有时甚至可能逾越社会的物质基础，成为左右社会成员的行为、思维和价值评判的最高存在。这样，在政治主导型社会中，社会话语就形成了权威意识形态的一元独尊结构。在这一社会中，任何与权威意识形态有密切关联的领域都可能引起全体社会成员的关注从而在表面上成为社会话语的中心。在经济主导型社会，社会生活的重心从政治意识形态移至与人们的现实物质生活密切相关的经济领域。商业主义走上前台，意识形态因素虽未消失但已淡化或不再成为社会评价的唯一标准。在经济主导型社会中，商业主义、消费主义、实用主义价值观分享了意识形态在政治主导型社会中对社会话语的支配和垄断地位。社会的话语结构由意识形态一元独尊型转向多元共享型，社会话语已不存在一个唯一的中心，而是多个中心。在多元话语中心的社会中，任何一个话题都不再能引起全体社会成员的持久关注。

中国90年代以前的社会属于政治主导型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是社会话语的中心。以70年代末为界的前后两个时期，虽然意识形态中心话语在内容上有巨大的差别，但在权威意识形态话语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方面二者并无实质的差异。80年代的文学理论既不是因为它的政治性内涵，也不是因为它的审美性追求，而是因为它与意识形态中心话语的关联性和对中心话语的依附性而进入了社会话语的中心。在一个政治主导型社会，即使是纯粹的文学内部研究、审美研究也会因为与中心话语的关联而引起关注(如80年代的美学热) 。90年代以来，社会发生了从政治主导向经济主导的转型，社会话语进入多元中心或无中心的时期。即使文学理论与政治、与社会的文化现实依然存在天然的联系，即使文学研究的学术成就可能高于80年代，但文学理论却难以引起全体社会成员的关注。因此，文学理论/审美型文论80年代的轰动、中心和90年代的沉寂、边缘与文学理论或文学理论的研究取向无关，而是社会话语结构转型的结果，这也排除了以中心/边缘、轰动/沉寂为标准对文学理论的评价。事实上，不管在政治主导型还是在经济主导型社会，文学理论、文学研究乃至人文学科都无法独立地成为社会话语的中心，文学理论的本然位置就是边缘。即使它在政治主导型社会中一度进入话语中心，这种边缘性也依然潜在地存在。在90年代，这种边缘性只不过从潜隐变成了现实而已。

在此要稍作说明的是，对80年代“文论话语中心”的依附性、建构性特征的解读，不是要否定80年代文论的启蒙承担和现实关怀(在90年代“告别革命” 、“坚守学术岗位”的呼声中，在文学理论的学科化过程中，恰恰是这种品格部分地丧失了) ，而是要确认文学理论的边缘化位置、边缘与关注现实政治的非对立关系、边缘与自我封闭的非对等关系。其实，是否成为社会话语的中心并不能作为判断一种知识或一门学科的价值标准。不进入权力话语的中心并不意味着固守自己的专业领域而漠视文化政治;反过来，对现实文化政治的关注也并不一定要成为/进入权力话语的中心。同样，这种解读也不意味着对80年代文学理论的审美追求的历史意义的怀疑。审美型文论以文学性和形式创新为标准，重读了古今中外的几乎所有经典作品，特别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文本的审美阐释，有效地颠覆了80年代以前“政治标准第一(唯一) 、艺术标准第二(取消) ”的文学研究取向，改写/重写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文学首先是文学”并不是无意义的同义反复，它标示着文学研究一个新的范式的开始。审美型文论对文学理论的学科推进价值并不因时代语境的变迁而丝毫减损它在80年代的革命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