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即使歌德和马克思使用的“世界文学”并不包含美国学派所追求的“总体文学”的全部内涵，如果不允许后人在此基础上的阐发，那就显得太囿于伟人的原典了。但是，如果“世界文学”的内涵以及它作为比较文学的前设目标是一个于学理和事实不符的概念，那么就不能不对这一“口气很大”的概念提出质疑了。
如前文所述，“世界文学”在比较文学学科中的浮出得益于美国学派的崛起，它在比较文学中的“合法化”的根据内含于美国学派构建“总体文学”或“共同诗学”的理论冲动之中。因此，对“世界文学”的考察必须回到对“总体文学”或“共同诗学”的分析。美国学派在对法国学派的批评中举起的是“文学性”的大旗，他们确信在各民族文学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的本质、规律，为了寻找这个本质，传统的比较文学只研究两国文学之间的来源和影响已远远不能担此大任，比较文学应该转向文学的“内部研究” ，必须面对“文学性” ，即“文学艺术的本质这个美学中心问题” ，“ ‘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之间的人为界限应当废除” ，[43]①应把各民族“文学看做一个整体，并且并不考虑各民族语言上的差别，去探索文学的发生和发展” 。[44]客观地看，美国学派克服了法国学派视野的局限，受“新批评”内部研究的影响，把比较文学导向一种“总体文学”或共同诗学的研究，展示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的可能性，对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共通性的探索并非毫无价值。
但是，时过境迁，在后现代思维模式的审视下，美国学派的上述主张让我们多少又有些疑问，提出这些疑问并不是要否认美国学派对比较文学研究的推进意义，而是在一个新的知识背景下对比较文学的学科理念给予更全面的理解和定位。20世纪60年代肇始于西方、蔓延于世界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也许会提供一个新的入思途径。后现代理论尽管是一个人言言殊、内部充满矛盾的巨型理论容器，但它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却给两百年以来生活在现代性思维中的人类以深刻的启迪。“这一思维方式是以强调否定性、非中心化、破碎性、反正统性、不确定性、非连续性以及多元性为特征的。 ”[45]如果以后现代的思维方式检视美国学派的研究方法和学科宗旨，就会发现美国学派就是一个“现代性”的产物。它的“现代性”特征主要表现为本质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
1.本质主义:美国学派认为，比较文学要研究“文学性” ，即文学艺术的审美本质。那么，什么是“文学性” ?依美国学派的“新批评”的知识背景，“文学性”是文学的“内部因素” ，即文学的风格、结构、技巧、语言等形式因素。但这些形式因素就是文学的本质吗?依照后现代的知识观，所谓事物的本质、规律是一个人为的建构，是现代学科掩盖下的权力运作，研究者通过对研究对象的本质规律的设定，以及声称的对本质规律的发现，把本学科的建立描述为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从而为本学科寻得合法化的根据。因此，本质、规律只能是特定的研究主体对研究客体的历史建构，它们在权力的庇护下获得了普遍性、永恒性的头衔。实际上，美国学派的可议之处不在于对文学的审美性的研究，而在于对这一特殊视角的无限张扬和对其他视角的排斥。其实，何谓“文学性”始终是个动态的建构过程，并非文学的“内部因素”所独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曾经出现过各种各样的“文化”产品，在不同的时代，人们会把不同的“文化”产品纳入“文学”的概念之下。决定何种文化产品进入“文学”范畴的依据是受权力制约的“文学观念” ，有多少种“文学观念”就会有多少种“文学性” 。在文学批评史上，批评方法的更迭折射了“文学”的观念变化，而这些观念影响着各种文化产品进入“文学”领地的资格和在其中的地位。社会历史批评、心理批评、文化批评在对“文学性”的界定上与新批评相距甚远。比如8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文化研究把研究对象从传统的文学文本扩展到黑人摇滚音乐、光头族、飞车党、广告、服饰、城市广场等“社会文本” 。这些研究在美国学派看来当然不是文学研究，甚至有人都不认为是学术研究，但谁又能悟透历史的“诡计”呢?总之，作为一种批评方法，美国学派对“文学性”的洞见无论有多大的内在张力，也终究无法掩盖其更多的盲视和本质主义的嫌疑。(www.xing528.com)
2.西方中心主义:美国学派主张“把文学看做一个整体，并且不考虑各民族语言上的差别，去探索文学的发生、发展” ，[46]构建一个涵盖各民族文学的总体文学或共同诗学。按照美国学派的观点，民族语言只是各民族从事文学活动的工具，在建立一种共同诗学的宏大目标上，它们之间的差异已经毫无区别的意义。但是，现代语言学认为，语言不是自然的一部分，也不与真实的和可信赖的实在同一;语言不是客观再现和传达群体观念的中性工具。语言和语言的使用是一个政治问题，一种民族语言所表达和联系的是这个民族在生活方式、行为准则、道德价值等方面的全部世界，承担的是这个民族的政治和文化。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印刷语言(文学的最重要的物质呈现形式)是形成近代民族主义/民族性的主要土壤。[47]在以英语文学或欧洲文学为主要视野的语境中，美国学派对民族语言差异性的悬置就是用西方的强势语言及其“现代性”的观念对处于边缘状态的第三世界民族语言和它们所牵连的民族体验的过滤、整理、强暴和观念的再殖。这种语言的特权已不是单纯的语言/翻译的技术行为，而是一种政治行为，有一股浓重的帝国式文化霸权气息。同时由于20世纪60年代之前比较文学研究的实际进展并未真正涉及第三世界文学，所以，这种寻求共同美学原则的平行研究实质上是以欧洲/西方文学为主要视阈，它暗含欧洲/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也就不可避免了。
不可否认，各民族文学之间既存在共同性也有差异性，二者都可研究。通过比较研究，寻求各民族文学的共通性，“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原本无可厚非，但它不能把建立一个庞大的共同诗学作为一个先设的目标。根据后现代的“叙事”分析，任何理论都是人为的建构，研究者在面对无限多的原始材料时，他/她不得不进行取舍，取舍的标准却不能不受制于研究者的目的预设。这样，如果先在地预设了为寻求共同性而进行比较文学研究，就会自然而然地选择有利于结论的材料。比较文学研究中“为比而比” 、盲目比附的现象不能说与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没有丝毫的关系，这些现象也显示了比较文学为了验证一个预设的乌托邦式的理论目标——共同诗学而损失的学术性。因此，只有通过全面的材料占有和充分的没有偏见的研究，才可以就是否存在共通性以及共同性的多少发表见解。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后现代理论、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研究的影响，非中心化、多元化和差异性已成为人文学科的主流，“总体文学” 、“共同诗学”和“世界文学”这些宏大话语受到愈来愈多的质疑，正在渐次走向式微。在“共同诗学”的旗帜下，比较文学研究取得了不俗的学术成果，也收获众多的“跳蚤” 。在此之后，比较文学是否也应该有一个“后现代的转向”——转向差异性?
“差异性”可能会导致相对主义和文化本位主义，但相对主义和文化本位主义并不是比较文学的差异性研究的必然结果，它更多的是因为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对差异研究的挪用、诱惑和比较文学研究对构建民族/国家话语以及民族文化身份的主动参与。而一个比较文学学者应有的素质是国际化的视野，对差异性的研究是以“他者”文化/文学为参照。因此，差异性研究就逻辑地包含了对其他文化/文学的审视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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