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中国文论转型：选择后现代之意义

二、选择的意义:我们需要何种“后现代” ?

晦暗不明的“后现代”牢牢地扎根于中国学界的话语中，但我们需要哪种后现代，或者说哪种后现代可以在中国生产出意义?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依据上文对后现代的分类(如果这个分类可以成立的话) ，从文化间交流或文化接受的角度首先考察哪些后现代确实进入了中国也许是必要的。

首先是美学风格的后现代，即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如前文所述，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存在可能的两个向度: 1.对抗现实。这一向度的后现代主义艺术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先锋性。在中国，80年代后期的先锋文学明显地借鉴了西方(包括拉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艺术方法，不管先锋作家们的模仿技巧是高明或拙劣，也不管80年代的中国社会生活是否存在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土壤(不同的论者都可以在中国的复杂现实中找到自己的证据) ，总之， “后现代”文学在中国确实出现了，即使十几年之后再读这些作品，依然可以确认它们具有某些后现代主义的美学风格。2.认同现实。这一向度的后现代主义艺术以大众文化或消费文化的形式出现。尽管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和当今弥漫世界的文化研究对大众文化的性质众说纷纭，但随着90年代中国更深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后现代主义性质的大众文化进入中国已成不可阻挡之势。如果说大众文化对文学(主流文学、先锋文学)构成冲击，责任也不在后现代主义艺术本身，是90年代的经济浪潮为大众文化的疯狂生长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

其次是历史分期的后现代，即后工业社会。这一层面的后现代属于现实领域而不是文化领域。^[19]它是一个必须用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的指标衡量说明的范畴，比如人均GDP、可支配收入、第三产业的比重、教育普及程度、通讯、交通……如此，可以认定后工业社会是地域性的，专指西方某些发达社会。处在不同的总体发展阶段的社会之间是无法互相进入的，虽然第三世界、欠发达社会可以学习、借鉴或赶超，但这需要一个过程甚或是漫长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80年代以来，中国的主流权威话语呼唤的恰恰是“现代” ，实践运作的目标也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在这一意义上， “后现代”并没有进入中国，后现代不是仅靠文化交流可以实现的。

第三是思维方式的后现代，即后现代社会批判理论。后现代社会批判理论既有在西方语境中的现实针对性——西方二百年来现代性的充分展开和现代性的弊端，同时它也开启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知识态度。后现代批判理论更深刻、更有价值的维度可能是后者。80年代，后现代社会批判理论溢出欧美、泛滥于世界即是一个明证。因为，作为一种新的知识范式，非发达社会和发达社会将面临同样的问题——思考人类可能性的生活。思维方式的后现代理论(后结构主义、解构理论)在80年代已被译介到中国，90年代才真正进入中国。译介与进入有一个区别:译介仅限于学术，进入则渗入思想。

后现代确实进入了中国，只是后现代这一异质文化在中国语境的接受中也同时伴随着“误读”和争论——既有技术性误读，也有实用性误读;既存在学理意义的有价值的争论，也有非学理意义的无谓争论。而不同的误读又引发性质不同的争论。概括地说，中国对后现代的接受存在两方面的误读。

第一方面的误读是以偏概全。这一误读可以从中国对詹姆逊、德里达的接受以及二人在中国不同时期的影响这一个案中体现出来。詹姆逊以其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阐释成为中国语境中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传教士” ;^[20]德里达以他独树一帜的“解构”理论成为国际视野中后现代批判理论的一种“隐喻” :后现代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是后结构主义，而后结构主义的核心又是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但他们著述在国内的译介、影响以及到中国的讲学频率却形成意味深长的反差。

詹姆逊1985年来到北京大学进行为期半年的讲学，演讲稿《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1986年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或者是因为出色的演讲技巧、或者是因为演讲内容的通俗易懂、或者是因为当时中国的接受语境的关系，总之，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整个过程可以看成后现代在中国的一个“事件”——后现代进入中国的一个“传教仪式”^[21]， 《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关于后现代的“经典”读本。从此，复数的后现代在中国就简化为后现代主义的艺术风格。此后，詹姆逊几乎每年都到中国讲学，国内对他的著作的翻译几乎与其著述的出版同步。詹姆逊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身份、站在第三世界的角度对资本主义世界进行批判的政治立场，这些因素对中国的接受者来说，既有意识形态的安全感，又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在1980年就与其他后结构主义理论家的理论一起来到了中国，^[22]但并没有引起反响。这或许是解构理论对80年代的中国来说实在是太超前了——1980年国内现代性(现代化)的声音还很微弱，谈何对现代化进行批判和反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没有德里达著作的完整译本，直到90年代末期德里达的著作才鱼贯而出。^[23]在德里达的思维中，中国文化或中国汉字可能具有特殊的意义。但不知什么原因，这样一位对中国文化有亲和感的思想家在中国的讲学直到2001年才成行，三年后( 2004年10月)德里达病逝，大部分中国学者几乎错失了与解构大师对话、向解构大师学习的机会。(www.xing528.com)

纵观二十多年国内对詹姆逊和德里达的接受过程，可以发现其中依次出现的误读。在80年代初，国内把詹姆逊介绍的后现代主义(美学风格的后现代)指认为后现代的全部，准确地说把后现代主义艺术中大众文化的一维当做后现代，这属于技术性误读。技术性误读一般出现在对异质文化接受的初期，由于资料、语言、文化的限制，这类误读常常发生，由于技术性误读属于无意误读，所以它并不能在接受者的文化中生产出“意义” 。但是，对后现代的简单化理解延续到90年代后期，技术性误读就转变为实用性误读(有意误读) 。因为，以后结构/解构理论为底蕴的后现代社会批判理论对本质、基础、真理、权威、历史进步的质疑和批判与90年代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国家叙事”存在着内在的紧张。这一层恰恰成为延续80年代对德里达误读的主要原因。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就现代性、中国语境与西方语境、价值观念、自由与民主、社会公正、经济伦理、民族主义等一系列涉及中国改革的重大问题展开激烈的论争，而论争涉及的话题或多或少与国内学术界对后现代的理解有关。

第二方面的误读是混淆这不同层面的“后现代” 。如前文分析，后现代主义艺术(美学风格) 、后现代批判理论(思维方式)与后工业社会(历史分期)之间没有必然的一一对应关系，在它们之间存在许多错位。而中国接受“后现代”所产生的这一层误读恰恰是因为没有区分作为社会发展阶段的后现代(西方后工业社会、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与后现代艺术、后现代批判理论的界线，并机械地理解文化^[24]与现实的关系。这类技术性误读引发的争论，最典型的就是仅仅把后现代理解为社会的发展阶段:后现代的支持者或者在东部沿海和中心城市寻找证据、或者说“后现代”会发生变异从而落户于第三世界/中国;反对者的证据则来源于权威话语对中国发展阶段的定位(初级阶段)和中国中西部地区大量存在的贫困人口。论争双方言之凿凿的事实和烦琐的论证掩盖了论争的误区，使论争成为无法向深度拓展的毫无意义的论辩游戏。

至此，或许可以对中国接受后现代(在三个不同的层面上)进行简要的价值辨析和清理。我想这种辨析和清理应包括两个层面。

一是理论与现实的关系。人们经常把中国引入“后现代”与中国语境中某些已经存在的“后现代”现象挂钩，以此为“后现代/主义”进入中国寻找某种合法性，这在80年代引入“现代主义”时也出现过。对这个问题可以作以下的反思: 1.如果把引进某种思潮与现实必然地联系在一起，虽然可以说明外来理论与当下现实的关切性，但这种思维方式也同样会被反对者利用，因为按后现代叙述学的观点，对一个事实的陈述本身就存在着某种“虚构性” ，特别是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就是说，历史本身可能只是一个叙述。所以，我们在80年代才会在“伪现代”的争论中看到论争双方对国内的同一“事实”(对象)分别得出中国有/没有现代主义基础的不同结论。恰恰因这一思维模式的影响，在80年代，后现代的提倡者就不能理直气壮地在中国传播后现代。一直到了90年代，在国外理论家(佛克玛、詹姆逊)认为后现代主义也会在第三世界有某些“变种”之后，中国后现代的倡导者的腰杆才硬朗了许多。2.后现代的提倡者还有一个理由就是，80年代中国当代先锋话语(先锋文学、先锋批评)具有后现代的某些特征，所以中国肯定存在“后现代” ，引进后现代是顺理成章的。其实，这是一个“循环论证” ，而且是一个恶性循环，它给反对者以太多的口实。3.一定要把中国引进后现代一定和某种“现实”绑在一起在思维方式上存在漏洞。应当承认实践层面的现实对思想文化的制衡和影响作用。1992年之后中国展开新一轮的经济大潮，其浪头所及，在中国部分地区、部分阶层确实出现了后现代社会中的某些现象:消费文化盛行、精英文化与/向大众文化合流/投降、媒介神话等。但是，这些现象并不能作为中国接受后现代的必然理由，因为当代中国是一个前现代、现代，或许还有后现代共存的语境，如果按照文化与现实的对等思维，是否在当代中国还要弘扬与前现代(农业社会)共生的封建文化、与现代共生的资本主义启蒙时代的文化?后现代提倡者的一个策略性的考虑是以现实的多元对应思想文化的多元，从而为后现代在中国的存在辟出一个生存的空间，其实这是一个不成功的策略，它并没有真正为后现代在中国的生存开辟足够的空间。

二是对后现代社会批判理论的价值思考。在涉及后现代社会批判理论(后结构主义/解构理论)时，反对者(或许还有提倡者)总会以辨证的公允的态度清算后现代/解构理论的负面因素，作积极/消极的二元划分。当然，并不是说辨证的分析方法已失效，而是说对后现代社会批判理论的分析不能简单地套用我们所熟知的辩证法。后现代社会批判理论也许不能仅仅作积极/消极的二元对立的区分这样简单，或者说积极/消极的区分对后现代社会批判理论缺少阐释价值。后结构/解构理论是后现代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它以彻底解构和怀疑的思维风格引起西方思想界的震动。但我们不能把“激进的”或“解构的”后现代理论与“消极”画等号，二者是有差别的: “激进”是指对西方现代以来建立的“神话”或“宏大叙事”的彻底的不妥协的批判(它比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更彻底) ， “解构”是对西方传统思想体系的拆解。我们可以基于不同的立场对这一理论做出积极/消极的评价，也就是说，积极/消极是基于评价主体(个人、阶层、地域)的原有的观念而做出的价值评判。既然是价值评价，就可能是人言言殊了。比如，解构理论对西方知识传统的瓦解对于那些试图弘扬东方文化的主体来说可能有反证作用。西方又发生了精神危机，需要东方(神秘、感性、和谐)文化来拯救世界。所以它是积极的。而当这一思潮冲击东方的传统价值观念、生活伦理时，它又是消极的，甚至是洪水猛兽。同样，后现代理论中所谓“建设性的后现代”也不能等同于“积极的” 。按照格里芬的构想，神圣上帝的神秘世界是被现代性驱除或解魅的，后现代对现代世界的彻底批判，反证了现代性所反对的东西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所以，后神学就应该与后现代联手，再建一个神圣、神秘的世界。但是，不管格里芬们的愿望有多好、逻辑多么无懈可击，人类将来或许需要一个感性的、人文的世界，但绝不可能是一个神秘(蒙昧)的世界。所以，这种所谓“建构/建设性”的后现代是否积极也就令人生疑了。后结构/解构理论对西方启蒙以来的现代性神话的解构是有针对性的，也就是说，它并非要取消现代性的一切，走向彻底的虚无，而是要为现代性话语设限，指出现代性话语(思辨理性、人性解放)无限膨胀的虚妄性，这种虚妄性在二次大战和奥斯维辛中露出了狰狞面目。“鼓舞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哲学’声称建立了确保越过异质的东西和事变的深渊的通道。在‘我们的历史’上的这些名词却对他们的主张提出反例。——一切现实的东西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东西都是现实的: ‘奥斯威辛’拒斥了这种思辨学说。这罪行至少是现实的，……但却不是合理的。 ”^[25]因此，解构性/破坏性恰是人类走出虚幻自我的推进力，又可以说是积极的。后现代批判理论剑锋所指是人类的整体主义、本质主义、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它在不可生疑处生疑、在坚固处发现缺陷，极大地推进了人类的思维方式的革命，为人类设想“可能”之生活提供了一个参照。

在经过以上的辨析之后，开头提出的问题“我们需要哪种性质的后现代”也许会有一个答案了。“后现代在中国”已经度过了众人争说的激情阶段，但后现代的影响并没有消失，特别是以后结构/解构理论为要素的后现代批判理论已经转化为当代思想最有活力的因素。后现代社会批判理论是20多年来中国跨文化阅读中不多见的一个贯穿始终的“文本” ，作为一种产生于西方社会的批判理论，它对西方社会的批判不可能在非西方世界具有相同的意义，也不可能由此在非西方世界作相反的逻辑推演——如果在这种档次做文章，不仅是对后现代社会批判理论的最大误读，更显示了思考的天真或幼稚。但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后现代社会批判理论可以给予人们一种方法的启迪:在自己的语境中检视自己的问题。这或许是后现代社会批判理论过滤掉许多繁复深奥的语言论证(德里达) 、知识考古(福柯) 、叙事转换(利奥塔)之后在中国的意义。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后现代社会批判理论影响了90年代中国的文论界对文学本质问题的解读或转型。

一种文学本质理论对应着一种文学观，或者说不同的文学本质理论是各种不同的文学观的核心。80年代之前的文学观主要是认识论(反映论)文学观。它的核心表述是:文学是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是以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的，形象主要指典型，典型是通过典型化来塑造的，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它能够反映社会本质。从整个社会结构来说，文学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文学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并非直接的，而是通过政治、宗教、道德、哲学等中介环节完成的。受此结构的制约，文学必定要服务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从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文学创作的主体也要从属于一定的阶级，文学作品也要带着明显的阶级性。文学的功能最终落实于政治上的认识教育功能和一定的情感娱乐功能。这种文论话语模式由于其内在的理论局限，更主要的由于在特定的语境中被简单化、庸俗化、教条化而在80年代中期被超越或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80年代之后的多种文学观:主体论文学观、象征论文学观、生产论文学观、审美意识形态论文学观。^[26]从思维方式上看，这些文学观依然沿着追寻文学本质的路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审美意识形态文学观。审美意识形态论有两个理论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它为审美论提供了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二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与新批评中“文学性” 、“内部研究”^[27]的观点，它们构成审美型文论的前沿性和学术性。

对90年代之前文论中的本质主义话语模式的解读将集中于审美型文论，因为它是80年代后期以来影响最大、认同度最高的文论模式，也是90年代后期在反本质主义的思维模式中引起较多争论的文论话语模式。^[28]在此之前，我们将把目光投向新批评。新批评理论，特别是韦勒克与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在中国80年代的巨大影响和解放意义是讨论90年代文论转型不可绕过的存在，它在审美意识形态文论模式的建构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虽然审美型文论中的本质主义倾向有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演变的自身轨迹，但审美型文论在执著于普遍的“文学性”的理论体系的建构这一点上与新批评是一脉相承的。这一点恰是新批评在80年代以后西方文论的反本质主义浪潮中受到指责最多的地方。下文将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对新批评理论中建立在“普遍的文学性”之上的一个概念—— “世界文学”作初步的辨析，^[29]剖析其中的本质主义和中心主义，也算是对审美型文论本质主义的一次探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