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中国文论转型:接受研究与民间文学叙事功能的变化

二、文化接受的分类

依据对跨文化阅读目的的逻辑分类，中国90年代文论对当代西方文论的接受同时存在着学术性和实用性的目的。但在考察90年代中国文论对当代西方文论的具体阅读过程中，二者又不像逻辑分类那样明晰，实际的情况恰恰是学术和实用的缠绕。从时间角度看，学术性阅读常常先于实用性，实用性的文化利用更多的是阅读的最终目的或结果。如果从二者的关系来看，它们大致会出现以下四种情形。1.纯学术的接受:这一工作通常是由学院内专治西方某一批评理论或理论家的专业学者承担。由于他们所从事的研究专业性强，这一接受大都比较客观，并且与源地文化会有一定程度的对话和交流。2.实用利用:它的目的就是针对受地文化的实际需要，它并不过多地探求某一理论在源地文化中的精确含义。在这一过程中，外来文化常常需要经过改造、变形或误读。3.借学术而实用:有时对外来文化借用的真实意图在受地文化的意识形态语境中受到某种限制或是话语禁忌，这时的文化接受就会使用话语转换的策略，以学术的样式出现，从而暂时获得接受、传播的合法性。实际上，这种由思想话语到学术话语的转换策略依然要得到权威意识形态话语的宽容或默许。4.由实用而学术:如果一种理论在受地文化语境中没有受到限制地接受，或与主流意识形态有某种暗合性，形成人人争说的现象，这时无意误读就会层出不穷。它反过来会促使专业人士对源地文化进行学术性的译介和梳理，从而在实用和学术中共享一种西方理论。

【注释】

[1]本论文中的“90年代文论”一词主要指中国文论在90年代这一时段内的存在，但90年代中国文论的转型又不可能严格限定在90年代，转型不是一个遽然完成的动作，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本书涉及的文论转型的三个主要话题起于90年代，又延续至今。所以，本书在描述“90年代的文论”时，有时又会越过90年代而涉及世纪初的文论。

[2]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 ，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页。

[3]同上，第102页。

[4]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 ，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5]同上，第187页。

[6]①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赵旭东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页。

[7]王德威: 《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 ，见《想象中国的方法》 ，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19页。

[8]刘小枫: 《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 ，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页。

[9]吴弦: 《中国当代文化批判》 ，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26页。

[10]刘禾: 《跨语际实践》 ，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8页。

[11]张颐武: 《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 ，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98—103页。

[12]张法、王一川、张颐武: 《从现代性到中华性》 ，载《文艺争鸣》1994年第2期。

[13]余虹: 《艺术与精神》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页。

[14]①汪晖: 《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见王晓明编《批评空间的开创》 ，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5页。

[15]①许纪霖: 《启蒙的自我瓦解》 ，载香港《21世纪》 ，2005年11月号。

[16]①许纪霖: 《启蒙的自我瓦解》 ，载香港《21世纪》 ，2005年11月号。

[17]①托马斯·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 ，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4页。

[18]①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播散》 ，吴叡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21—30页。

[19]关于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的叙事功能的变化，可参考刘禾在《一场难断的山歌案》中的分析。见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 ，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85—223页。(www.xing528.com)

[20]如戴锦华在《大众文化的隐形政治学》(载《天涯》1999年第2期)中认为，大众文化/大众文学极易被权威话语或主流文学利用和收编。在一种流行、巨量的符号复制中，大众文学隐形复述着权威意识形态、再生产着新的压抑。这种观点在90年代具有代表性，可以看做是法兰克福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在中国的影响。

[21]①汪晖: 《死火重温》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0页。

[22]①有关论述参考余虹的《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三联书店1999年版) 。

[23]①吴晓明选编: 《德赛二先生与社会主义——陈独秀文存》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69—70页。

[24]吴晓明选编: 《德赛二先生与社会主义——陈独秀文存》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30页。

[25]陶东风: 《社会理论视野中的文学与文化》 ，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8页。

[26]①罗钢: 《历史汇流中的抉择》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9页。

[27]①王岳川:《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在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36页。

[28]这本成书于70年代中期的结构/后结构主义的概述性著作80年即在国内出版，这一文化传递的个案让人颇生感慨。一是，当80年代初国内以近代主体性哲学、人道主义为基础的新启蒙还未取得主导话语地位之时，启蒙话语的质疑者后结构/解构主义及其主要理论家德里达、福柯、拉康、克里斯蒂娃就被引进，让人不得不佩服译者的眼光。二是，译者对结构/解构主义术语的准确理解和翻译(如本文/文本、分延、踪迹、本文/文本间性等)几成结构/解构主义的“汉译范式” 。三是，后结构/解构主义在80年代的影响仅限于治西方哲学和外国文论的部分学者，与90年代后结构/解构主义的炙手可热形成强烈的反差，文化传递中接受语境的威力可见一斑。

[29]德里达: 《〈书写与差异〉·访谈代序》 ，张宁译，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4—15页。

[30]伊格尔顿: 《文学原理引论》 ，刘峰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169页。

[31]希利斯·米勒《文学理论在今天的功能》 ，见拉尔夫·科恩编《文学理论的未来》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页。

[32]90年代围绕金庸出现了一系列颇有象征意味的文化现象: 1994年，金庸进入王一川教授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集》小说卷;同年金庸被聘为北大中文系客座教授，1997年乐黛云教授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宋伟杰完成博士论文《金庸小说研究:“文化研究”一“个案” 》 ; 1997年杭州大学举办“金庸学术研讨会” ; 1999年金庸受聘出任新组建的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戴锦华主编的《书写文化英雄》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设专章对这一文化现象作了详细分析。

[33]费耶阿本德的“怎么都行”是在一种确定的语境中对现代性的同一性思维的批判，它有科学方法论的内涵。而国内有人在道德的层面引用它作为对后现代的批评。这或许是一种“误读” 。

[34]李欧梵: 《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 ，载《文学评论》1995年第5期。

[35]①希利斯·米勒:《文学理论在今天的功能》 ，见拉尔夫·科恩编:《文学理论的未来》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页。

[36]本小节关于阐释学的分析参考了张汝伦的《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

[37]艾柯等: 《诠释与过度诠释》 ，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1页。

[38]①艾柯等: 《诠释与过度诠释》 ，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2页。

[39]①严绍璗教授曾在《文化的传递与不正确理解的形态》(见乐黛云、张辉编: 《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140页)中使用“不正确的理解形式”代替“误读” 。

[40]在话语实践中，两种类型的文化阅读的界线并不总是会被自觉地意识到，并且在呈现形态中也总是互相缠绕，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为了研究的需要而对此做出逻辑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