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文论话语策略：转型与接受研究

二、90年代文论的话语策略

在借用外来资源上，90年代文论延续了百年中国文论的相同路径。但90年代文论与80年代及以前的文论又有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建立在一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之上，这一思维方式就是后现代的反思型思维。在后现代的反思型思维方式中，文论重新理解了自身的存在方式、文论与外部世界(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由于反思的路径、反思所依托的知识资源的多样化，也使对上述问题的解答呈现多元化，甚至不可通约。这给表述90年代文论增加了难度，不过在与80年代文论的比较中，我们依然可以发现90年代文论中不同的话语策略:即接受与利用共存，解构与建构共在。前者标示着90年代文论在生成路径方面借用当代西方批评理论的策略性变化，后者着眼于90年代文论在中国当下语境中的生成方式。

1.接受:虽然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过一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插曲，但它给文论领域接受当代西方批评理论只带来短暂的影响。因为80年代涌入的西方文论已部分融入中国当代文论中，对西方文论的接受可以以学术化的方式出现。而且，90年代的意识形态环境很快回暖，因此90年代文论从总体上延续了20世纪中国百年文论的生成路径。不过，90年代的接受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首先是接受的同步性。由于几十年的隔绝，80年代对西方文论的引进明显有“补课”的性质。西方数百年以来的文论在短短的十年内几乎全部进入中国，急躁的心态难以避免。罗钢教授曾精辟地分析过“五四”时期接受西方学说的急躁心态。当中国作家和理论家接受某一西方学说之后，“随着了解的深入和视野的扩大，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这种学说在西方已是历史陈迹，它的弱点和局限早已暴露无遗。在西方早已出现了取代它的更新颖的学说。于是，在短暂的困惑和茫然之后，中国的作家和理论家们便匆匆告别他们刚刚才接受的理论，向一种更新的潮流走去。……往往是一种西方文艺思潮刚刚才被介绍进来，立足未稳，立即又为新的西方思潮所取代。如是反复，直至赶上当时最新的文艺思潮为止。 ”^[26]这段分析同样适用于80年代，考虑到20世纪后期西方批评理论的急剧增长和当代学者与“五四”一代学术素养的差异，80年代的急躁可能比“五四”时期更为强烈。90年代文论界对西方文论的接受，虽然不完全排除仍有不断变换西方学说旗帜的现象，但从整体上已略显从容，这多少还应归功于80年代的十年积累，因为当代西方最新的批评理论(后现代理论、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新历史主义等)在80年代的文论中都曾显现过或模糊或清晰的身影，这使90年代文论与西方文论之间缩短了曾经存在的巨大的历史距离。90年代的中国文论界几乎可以共享当代世界文论的最新成果。跨过这一步，中国文论几乎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不知是幸还是不幸。

其次是知识细分后的深度拓展。如果说80年代引进西方文论带有跑马圈地的性质，来不及精耕细作，那么，在90年代西方的各种批评理论对中国文论界已无新鲜惊奇可言，从而可以使文论界以学术的视角全面准确地引进当代西方的各种批评理论。90年代的引进过程包括互相牵连的两个方面:一是译介的全面性。不仅当代西方各种批评理论主要理论家的重要著作在90年代翻译出版，而且其内部的争论、质疑或反对的著述也被译介出版，从而再现了一种西方理论的全貌。如后现代主义思潮，1985年詹姆逊在北大的演讲集《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几乎成了80年代文论界谈论后现代主义的“圣经” 。在90年代，后现代主义的不同分支、内部纷争、最新发展以及西方对后现代主义的质疑或批判性专著都有译介。这一过程中，机构(出版社、刊物)所筹划的丛书或专题在文化传递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二是译介过程中的研究。90年代的文论界出版了一批西方各种批评理论的研究著作，这些研究依据各自的学术背景、知识兴趣在不同方向上深入拓展，客观上促成了90年代文论的多元化格局。比如后现代主义在国内就形成了不同的阐释阵营。^[27]

2.利用:文化传递过程的利用指的是外来文化的接受者基于自身语境中的政治目的或文化需求而对外来文化进行选择、过滤、阐释和改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接受者关注的并不是外来文化的本义，而是外来文化对自己文化的补充功能，这种文化利用的现象从有文化交往以来就存在。80年代对西方文论的接受过程中也存在文化利用的因素，如对人道主义、存在主义哲学和主体性美学的接受。但80年代的接受是以介绍为主，为的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赶上西方的最新思潮。90年代的文论界在接受当代西方批评理论时，文化利用的意识已普遍存在，而本土意识、问题意识的自觉是文化利用的标志。

西方的理论有它赖以产生的文化背景、知识传统和现实情境，它们面对和解决的是西方的问题，理论移置之后未必就是中国的问题。比如，后现代主义产生于一个有着几百年的启蒙传统和工业革命的西方的土壤，它反思和质疑的前提是启蒙运动战胜封建神学之后现代性的神话。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80年代和90年代都不乏反对之声。当8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进入中国之后，有人以中国是前现代国家为由，认为在中国谈后现代主义是超前“打饱嗝” ，但其背后意图则是反对后现代的多元敞开的思维观，从而维护僵化的中心意识话语的立场。而当后现代主义在90年代的文论话语中呈蔓延之势时，有人对后现代对现代性的解构在中国的适用性表示担忧。虽然90年代中国的现代性追求也显露了它的局限，但现代性至少在90年代的中国仍是一个未完成的规划，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政治中依然残留着太多的需要现代性去克服的因素，如果无条件地拥抱后现代，则可能会放过真正需要清理的东西。此一反对非彼一反对。因此，这种基于本土意识的接受就是文化利用，这是90年代文化/文论走向成熟的起点。(www.xing528.com)

3.解构: 80年代后结构/解构主义已经进入中国，李幼蒸译注的《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于1980年在国内出版。^[28]80年代国内形成了后结构/解构主义的接受群体，但仅仅限于学术圈内，这一格局延续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90年代初期，由于学术环境的逐渐宽松，国内的解构主义话语从学术中溢出，进入思想和现实，或者说，解构主义以“思想的学术化”方式传播，并逐渐显示出它的介入性质。正如德里达所言:“我想那种一般的解构是不存在的。只存在既定文化、历史、政治情境下的一些解构姿态。……解构不是一种简单的理论姿态，它是一种介入伦理及政治转型的姿态。 ”^[29]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伊格尔顿曾把60年代法国的社会变动看做解构主义思潮产生的社会基础，^[30]80年代末90年代初，后结构/解构主义在国内的大规模翻译、评价、阐释这一跨文化传递个案恐怕不能说与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情绪没有丝毫的关联。当90年代知识界以学术的方式言说解构主义对西方的现代性神话的拆解快感之时，我想他们必定不能保证仅仅把这种快感限于某个特定的地域和知识传统。

在文论内部，解构型思维改写了文论的建构方式和文论的研究对象。80年代文论界一度出现创建各种现代美学体系、文论体系的冲动和实践。这类体系试图雄心勃勃地以一个黑格尔式的框架涵盖研究对象的一切规律和所有可能性。这种现代式的思维逻辑把一种理论的人为建构的实质掩藏得如此之深，以至许多人都真诚地相信自己发现了对象的本质或规律，而不是建构了一种阐释。90年代，在后现代/解构主义的思维中，文论家的雄心顿减了许多，很少有人再去创立一个体系，他们时刻意识到洞见之后的盲视，审慎地去阐释一个个小问题，文学理论由大理论走向小批评。

解构式思维也影响了文论对其研究对象的设定。80年代，在俄国形式主义和新批评的影响下，文论研究限于“经典”或“精英文学”的范围，致力于对那些高深莫测的“伟大文学”的独创性、文学的浅层—深层结构和语言细节等进行令人望而生畏的专业解读。这里无意否认这种研究在80年代对僵化的文学工具论的冲击之功，也无意否认文学研究中对作品的精细解读的必要性。正如希利斯·米勒所说: “ ‘下一时期文学批评的任务’ ，将是在修辞学式文学研究(其中以解构批评为近年来最为严格精确)同当前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的文学外部关系之间作作调停工作。 ”^[31]但后结构主义的“文本间性”破除了“作者” 、“作品”的神话;解构主义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揭示则使人看到文学研究是(知识)权利的呈现活动，即使是文学创作也是掌握符号权力的作家对世界的一种命名。在这一层面上，文学的专业解读与大众阅读、经典/精英文学与大众/通俗文学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大众文学/大众文化由此途径进入文论的领地。^[32]

4.建构:解构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晚年的德里达甚至都不承认自己是解构主义者，或许这位解构理论的始作俑者和传播者看到西方形而上学大厦被解构理论抽掉根基、轰然倒塌之后的一片废墟而顿生战栗。如果这把双刃剑能使解构大师战栗，那么它在中国的情境中的威力也必定会使人产生某种忧虑。实际上，在文论界或知识界，很少有人真正以彻底的游戏或“怎么都行”^[33]的态度去拥抱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也很少有人会承认现代性的终结，只是比80年代对现代性的几近狂热的呼唤和认同多了一份审慎和冷静。李欧梵曾比较中国内地学者和台湾学者对后现代理论的不同态度。台湾学者早在70年代就已经很善于引经据典地“玩理论” ，但争论仅局限于学术界，并不认为会对社会造成什么影响。詹姆逊也认为自己的理论像商品，可以出售，虽然自己的理论的影响力非常大，但不会影响改变社会。而中国内地学者对后现代理论争论得很厉害，且并不是“玩理论” ，而是非常严肃——这种心态更证明了中国所谓现代性并没有结束。^[34]虽然后现代/解构主义在90年代声势浩大，但学者在使用这一思想的武器时也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说到底，90年代后现代/解构主义的传播并未使文论界放弃建构的底线。文学研究重回历史和现实即是一个证明。

80年代之前，现实、政治、历史、社会等凭借政党意识形态的力量一度成为文学研究的主要话题。80年代之后，在政党工作重心转移的语境中，文论以文学的审美之维长期被压制的悲情和力量，赢得了它原本并不激进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视角。但纯粹的审美追求、纯粹的形式研究由此也遗落了大片同样本应属于它的领地——文化政治、历史、现实。文学毕竟无法完全脱离与社会、历史的关涉性，也不能无视自我或群体在各种权力交织的社会中的处境。因此，文学研究应“回到更富于同情心和人情味的工作中来，论述权力、历史、意识形态、文学研究的‘惯例’ 、阶级斗争、妇女受压迫的问题、男人女人在社会上的真实情况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 。 ”^[35]文论/文学可以不关涉政党政治，但不能脱离政治;文论/文学可以不参与操作的政治，但不能在文本中回避政治。因此，90年代文论在经历了80年代一段纯文本的解读之后，似乎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文化、政治和现实中。但这决不是重复，而是以一种更介入又更疏离的立场完成了文论的重新历史化和再度语境化，文论行走于解构建构之间。90年代文论成熟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