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中国文论转型:接受研究成果

一、现代文论的生成路径

90年代的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转型、文学的转型、以审美主义为主的现代性文论的困境构成了90年代文论的“前在”语境。在这个语境中，后现代因素的出现使文论与解释对象之间出现了阐释的紧张，同时这一紧张也为文论提供了一次发展或转型的契机。90年代的社会文化语境对文论的转型具有内在的推动作用，对此我们怎么估计都不过分。但是，90年代文论的“反思的审慎的现代性”的转型又不是全靠自身的逻辑发展的结果，而是借助了具有后现代性质的当代西方的文论资源，当代西方文论对90年代的文论转型起到了一种类似催化剂的作用。

这里的“当代西方文论”是指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的各种批评理论:以后结构/解构主义为主的后现代理论、后殖民理论、文化研究等。其实，上述有些批评理论，如后现代主义并非90年代才进入中国。之所以把它们都划入90年代，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种考虑:一是它们对90年代文论转型的催化作用;二是在对后现代理论的接受过程中，90年代发生了从学术到思想的转化，这种转化与接受者的文化语境有密切的关联。

把当代西方文论的影响确定为90年代文论转型的至关重要因素，这可能是一个危险的命题，特别是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看，这个命题似乎有“文化殖民”的嫌疑。但我认为这不是价值判断，而是事实陈述——这一事实不仅在90年代的文论中出现，在80年代文论乃至20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文论中都曾出现。

如前文所述，现代性及其变体是20世纪中国文论发展中的一条内在线索。如果不把后殖民理论作简单的理解，我们应该承认，在20世纪中国文论的发展中，外来理论资源一直在中国现代文论的更新或转型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世纪之初，王国维对叔本华、尼采、康德美学的接受，梁启超提倡的“三界革命”都可以看做是对现代性的朦胧的不自觉的追求，由此开启了中国百年文论现代性追求的序曲。“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略显庞杂地引进了西方形形色色的理论资源，如新写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新人文主义等。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圭臬的革命文学理论的资源则直接来自苏联，它可以看做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之一部分的现代性追求。60年代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两结合)的新型文论可以视为现代性追求的变奏—— “反现代性的现代理论” ，这种反现代性不是对现代性本身的批判，而是基于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立场而产生的对于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形式或阶段的批判。^[21]虽然这种理论具有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色彩，但这种批判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中就已基本完成，所以依然可以看做是对外来理论资源的借用。80年代审美主义文论的整体建构几乎是回到了“五四”时期对西方现代性文论的全面引进，虽然其中不乏现代性的质疑者(后结构主义在80年就已被介绍到中国) ，但在80年代的整体语境中，这种对现代性的质疑却被文论界有意无意地忽略。90年代，现代化/全球化在中国充分展开，文论界在一个更广阔的知识背景和多层次的知识结构中反思现代性的局限，这次反思还是借用了西方的后现代理论资源。

从以上对20世纪中国文论略带简约的考察中，我们可以发现，现代文论的生成、现代文论的形态、文论的相关论题无不是一种或多种外来文论资源影响的结果。至此，我们要涉及与中国现代文论的生成路径相关的一个问题，即中国古代文论在中国现代文论的生成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否认，中国现代文论离不开中国古代文论的浸润，但20世纪的中国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之间又确实存在一个巨大的断裂。中国古代文论源远流长，自成一体，见证了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文学的发展和辉煌。中国古代文论传统却在20世纪初的文论发展中戛然而止，除了中国历代文论依经论文、缺少创新等原因之外，^[22]更主要的是它与20世纪中国对现代性的整体追求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在近代中国的背景中，现代性的追求是富国强兵、保种自存的被迫而又不容置疑的选择。在开启现代性追求的“五四”先驱者看来，中国古代文化(文论)不仅难以对中国的现代性追求有所贡献，在某种程度上，它就是现代性的对立面。这无疑是一种文化激进主义的思路，我们可以对“五四”时期的文化激进主义进行反思，但是反思又必须回到历史的语境之中。在“五四”的语境中，文化进化观和文学工具观是我们理解“五四”文化激进主义的前提。(www.xing528.com)

先谈文化进化观。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知识分子(士)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生产者一直生活在一个稳定的文化认同之中。朝代更迭只是政权易手，文化核心依在;异族入主中原，却被强大的传统文化所同化。但近代以来西方的坚船利炮无情地敲开了千年古国的大门，也轰毁了知识分子的心理防线，使他们遭受从未经历的文化认同危机。近代以后几代人通过各种文化本位主义的途径试图修复被冲塌的文化认同。但在“五四”一代的文化激进者看来，这种修复并不成功。文化保守主义从器用到政体的变革的失败从反向促成了文化激进主义的诞生。他们通过对进化论由生物学向社会学的转换，确立了文化的进化观，并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设定了一组二元对立的因素:落后/先进、古代/现代、中国/西方。中国文化是古代的落后文化，西方文化是现代的先进文化。这一在今天看来简单而偏颇的结论却在“五四”时期众多的知识分子中成为几乎占绝对的统治地位的观念。在“五四”一代学者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近代中国的衰败落后、多灾多难具有同构关系。换句话说，传统文化要为落后的现实负责。文化进化论解释了落后的现实，而落后的现实又成为文化进化论的逻辑论据。在这一释义循环中，古代文论随着它的母体——中国古代文化一起被送进了博物馆。

再谈文学工具论。在与传统决裂的新文化中，文学被赋予了开启民智的重任。在陈独秀看来，旧文学几乎一钱不值，这些“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 ，“其形体则陈陈相因，有骨无肉，有形无神，乃装饰品而非实用品;其内容则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个人穷通利达。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此三种文学公同之缺点也” 。它们无法开启民智，而且与“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 。欲新国必欲革新政治，欲革新政治必革新文学，必须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23]而新的思想文化启蒙是一种大众启蒙，如果要使大众启蒙成为可能，就必须有能与大众交流的工具。因此，革新文学首先要从工具革命——语言革命开始，用白话取代文言。由此，我们看到，在强国的目的论中，出现了为解决工具的系列推导:由文化革命而文学革命而白话文运动。在此背景下，文学遂成为(思想启蒙的)一种工具，而20世纪中国现代文论中的实用主义/工具主义也由此获得了存在的合理性。早期现代文学中“为艺术而艺术”与“为人生而艺术”之争、80年代文论中的审美自主论与实用工具论之争都是工具的类型之争，因为在这一逻辑中，文学/艺术、人(觉醒/解放)都不成为目的。在80年代的新启蒙思潮中有“未完成的启蒙”之说，其论据是“启蒙与救亡的冲突” 。其实，在近代中国的语境中，二者并不构成真正的冲突，因为它们不属于同一逻辑层次。救亡是近代以来总括中国现代性追求的最高范畴，而启蒙只能是实现这一范畴的工具或手段，它只能同其他工具在效用性上进行比较。如果通过文学启蒙而新民而新国的缓慢过程满足不了现实的紧急处境的解决，选用另一种效用更好的工具也就不可避免了。

新文学从形式到内容与旧文学断裂，它必然要求文论从内在质素到外在形态做出呼应和调整。而从文论与文学共生互证的角度看，新文学又是新文化、新文论呼唤的结果。在现代文学(新文学)的发展中，文学的使命不断变化，由普遍的抽象的国民性改造、大众启蒙逐渐向更具体的阶级教育、政党使命过渡(文学革命——革命文学) ，而文论也作相应的调整，其理论的元话语由近代西方的启蒙现代性、人道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20世纪中国的文化选择，新文学的诞生、发展、转向、调整，文论与文学的互证互释都制约了20世纪中国文论对其所承继的理论传统的选择。对中国古代文论传统在20世纪的中断，有人扼腕叹息，有人为延续这千年薪火而对古代文论进行“现代转换” ，并汇入90年代海外海内互相呼应的反思“五四”激进主义的思潮中。应当承认，“五四”一代激进的文化选择一定程度造成了传统文化/文论的断裂。其实，“五四”一代大多出身旧学，后人不应怀疑他们做出选择的艰难和脱胎换骨的痛楚。更主要的问题是他们当时面临的是多种选择还是唯一的选择?虽然每一时代的知识分子是那个时代话语的主要生产者，但话语权力最终从属于现实对话语生产的要求。长久以来，中国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扰攘不安之象”频发，每经一次冲突，国民即产生一次觉悟，“惟吾人惰性过强，旋觉旋迷，甚至愈觉愈迷，昏聩糊涂” 。因此，必须走向最后的觉悟——伦理觉悟，彻底抛弃作为中华文化、政治之本的儒家等级伦理。^[24]如果说中国现代进程中确曾出现众多的政治激进主义并由此造成巨大的灾难，那么，“五四”一代的文化选择是否必须为这些灾难负责?换句话说，后者是前者的唯一结果还是多种可能性之一?历史永远不可能像设想的那样完美(当然这样说也丝毫不是为历史的罪孽开脱) ， “五四”启蒙、文化激进主义固然是一个值得反思、修正、完善的工程，但却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否弃的工程。^[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