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的文学转型：《接受研究的视角》

二、90年代的文学转型

按照前文对90年代转型文论“反思的审慎的现代性”的定位，“现代性”也可以成为考察与文论转型相关的90年代文学的一个关键词。在西方社会，“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而文学是形塑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的最早也是最有力的媒介。^[18]在20世纪的中国， “现代性”也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主要话题，而文学的“民族/国家叙事”的变化则反向地折射了文学中“现代性”的变迁。因此，90年代各类文学中“民族/国家叙事”的变化成为我们考察90年代文学转型的一个途径。

按照一种通常的构成性分类，文学可以分为主流文学、精英文学、大众文学。从80年代到90年代，这三类文学中的“民族/国家叙事”显示了不同的变化轨迹。

主流文学是国家权威意志和利益、国家正统意识形态在文学上的代表，是“民族/国家叙事”的主要承担者。在80年代的文学格局中，主流文学一度处于绝对主导的位置，这从80年代的各种文学思潮命名(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中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即可略见一斑。90年代，主流文学的影响和规模在市场的压力下有所减缩，但它有体制的强大支持，如政府对大型文学刊物和文学出版机构的资助、对某一类型的主流文学作品的强力推介、投资大制作的主流影视作品等。所以主流文学依然是“民族/国家话语”的主要承担者，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性质的同一性主要体现在主流文学承担的新型的“民族/国家叙事”的连续性中。(www.xing528.com)

在80年代中期以后的文学的格局中出现了打破现有艺术规范、思想异质或超前的“精英文学” 。由于“精英”一词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中似乎发生了语义的偏移，因此人们更多时候叫它先锋文学或实验文学。1985年之后骤然出现的先锋实验文学以其大胆的前卫艺术实验和思想的反叛一度引起公众的关注，也引起部分主流文论家的恐慌。但是，这些先锋文学的叙述背后依然可见“民族/国家话语”的影子。也就是说，先锋文学对现有艺术规范和权威主流文化的反叛，依然囿于时代的局限，限定在“现代性”的宏大叙事中。在90年代，先锋文学开始了悲壮而无奈的衰落，先锋文学(精英文学)发生了两个方向的分化或分流。一个方向是被大众文学收编(或者换一种委婉的说法是先锋文学借鉴大众文学的通俗性、愉悦性)成为“出身高贵”的大众文学。另一个方向是放弃艺术探索和思想反叛，而专注于个人(隐私)叙事、性别叙事或身体写作。无论哪一个方向，民族/国家叙事已然缺席，出场的是后现代美学的平面、断裂、零散、复制和商业消费。

90年代以前，由于中国社会缺乏大众文学所需要的商业环境，严格意义上的大众文学在文学的格局中几乎是忽略不计的存在。大众文学在某种意义上以民间文学的变体形式或改造的形式出现。而民间文学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已被政治意识形态整合进现代民族/国家的主流叙事之中。^[19]80年代后期，港台地区的大众文学(如金庸的武侠小说、琼瑶的言情小说)以一种暧昧的身份进入大陆。受其影响，中国(大陆地区)的大众文学才开始萌芽。90年代之后，商业意识形态的兴起、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化/文学的政策的适当调整为大众文学的勃兴提供了适宜的条件。尽管文论界对大众文学普遍持一种否定或批判的态度，^[20]但在90年代的文学格局中，大众文学是一个扩张的存在。我认为，在90年代的社会环境中，中国的大众文学/大众文化刚刚处于起步的阶段，不论是与政治的“合谋”还是对权威、等级的反抗都是相当有限的。所以不应过分强调它们的社会政治功能，而应把大众文学仅仅看做是满足普通人群文化消费的一种文化产品。在这一意义上，大众文学中被政治话语赋予的“民族/国家”的叙事功能逐渐淡化，成为90年代文学家族中后现代消费主义因素最多的成员。

90年代文学中“民族/国家叙事”的变化折射了90年代文学中“现代性”的变迁和后现代性在90年代文学中的出场，并引发了90年代文论的阐释焦虑，成为90年代文论转型的又一股推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