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中国文论转型:接受研究的视角

三、“反思的审慎的现代性”

90年代的文论离不开当代中国持续的现代性追求的背景。“现代性”依然是90年代挥之不去的“情结” 。但是，90年代文论中的现代性因素又远非经济和政治领域的现代性追求那样单一而执著。在“现代性”这一叙述框架内，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文论的总体特质可以概括为“反思的审慎的现代性” 。它在两个层面体现出来。

第一个层面是思想性反思。90年代文论界的反思从自我反思开始，80年代末的社会变动给文论界、思想界提供了第一次反思的契机。许纪霖认为: “这一反思实际是新启蒙运动的必然结果，即使没有突发事件迟早也会发生。不过，如今是以如此痛苦和尖锐的方式提前来临。 ”^[15]90年代初，人文学者开始对自我的政治功能产生了怀疑，开始了一轮在时间和空间上由近及远的自我反思: 80年代的启蒙话语、五四时期的激进主义、启蒙以来的西方现代性。“告别革命、放弃启蒙”口号的提出、文化保守主义的出场、民族主义的抬头和“中华性”的提出都是反思的部分结果。但我认为这并不是反思的主要成果。1992年之后经济改革的加速、市场社会在中国的出场为90年代文论的反思提供了第二次反思的契机。如果说知识界(文论界)在80年代末因社会变动而感受到的冲击可能会激发一种悲壮感，那么，市场化、商业化大潮的冲击却导致了知识分子生活的相对贫困化、知识分子身份的边缘化。随着1992年之后“现代性”在中国的迅速展开，知识界(文论界)带着一种对实际物质生存的切肤之痛的感受，开始将反思指向权威话语推行的现代性上。反思包括现代性话语的本源性问题(如总体性、主体性、目的性、宏大叙事、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等)和现代性在中国语境的衍生问题(如自由与民主、社会公正、经济伦理等) ，并由此爆发了90年代后期知识界的论争。由于论争各方在知识资源、问题意识、学术视野和方法上的差异，论争各方在当代中国的现代性上的共识消失。90年代知识界(文论界)的反思及其结论的不可通约与80年代形成鲜明的对比。80年代文论的反思“更多的是道德的反思，从启蒙思想的外部反思传统文化和现实政治体制，而90年代偏重于知识的反思，反思自己的知识前提，这是启蒙思想的自我反思” 。^[16]80年代的反思从总体上未涉及“现代性” ，而且知识界(文论界)有共同的知识背景;而90年代的反思指向了复杂的现代性，且相互不可通约。简略地说，就文论而言，90年代与80年代的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就是从“同一”走向了“分化” 。

第二层面是学术性反思。这一反思主要指向文论在社会话语中的位置、文论与权威意识形态的关系。如果考虑到80年代文论的很低起点和它面对的来自学术内部和学术外部的阻力，那么，就应当对80年代文论的学科化努力和学术成果给予应有的评价和尊重。即使如此，80年代的文论依然是一种政治型的文论。80年代文论的这一性质与80年代中国社会的话语结构有关。中国90年代之前的社会属于政治主导型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是社会话语的中心。虽然以70年代末为界的前后两个时期，意识形态的话语内容有巨大的调整，但在权威意识形态对其他社会话语的影响方面，这两个时期其实并无实质的差异。在整个80年代，文论的发展(包括文论内部的论争)始终与政治意识形态保持着同一性，即使看上去很纯的学术问题(如审美)也有着很明显的政治意味。也正因为如此，80年代文论在社会话语中的“中心”地位既有叙述的成分(只是因为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联性而象征性地进入中心，实质上文论从来都无法独立地成为社会话语的中心) ，也有几分真实。而在90年代，政治意识形态做出了调整，刻意淡化它对社会话语的权威整合功能，更由于市场的全面启动，中国社会进入以经济主导的转型，社会话语进入多元中心或无中心时期。文论因失去了依附的中心而逐渐边缘化，文论界对自身的社会定位多少有些无奈地重新进行调整。文论与现实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关系由同一转向疏离和错位，并进而通过文论的再政治化和再历史化发展了文论对当下现实(现代性)的反思能力。(www.xing528.com)

90年代文论中“反思的审慎的现代性”特质是一个特殊的混合体: “现代性”是它的底层结构，以此显示了90年代文论与当下政治、经济、思想的内在关联和学术关怀;同时，对现代性思想的反思、选择的审慎又带有90年代学术环境中形成的后现代性因子。或者说，在“现代性”的层面上，90年代文论已不是要不要现代性，而是呼唤什么样的现代性的问题。90年代文论的这种混合性折射了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和世界经济最有活力地区之一的双重身份。从90年代文论的具体形态看， “反思的审慎的现代性”只是一个过渡阶段，90年代文论形态的多元化，叙事的个人化都显示90年代的文论远未形成一个共识。因此，用“反思的审慎的现代性”指称90年代的文论转型，并不意味着作为人文学科之一的文学理论的新“范式”的建立。毋宁说，转型后的90年代文论正处于建立共识(新范式)前的危机阶段，这也是本节标题没有直接使用“范式转型”的原因。

90年代文论由“现代性”向“反思的审慎的现代性”的转型涉及诸多相关因素，或者说，90年代文论转型是由文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合力的结果。库恩认为，在成熟科学中， (一些)外部因素在决定旧的范式“崩溃的时机、在认识到崩溃的难易程度以及在特别引起注意而使崩溃首先发生的领域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17]作为科学哲学中社会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库恩认为即使自然科学中的范式革命都不能仅仅从这一学科内部得到全部说明。自然科学的范式革命尚且如此，那么，文论的转型可能涉及更多也更为复杂的社会历史因素。

促成90年代文论转型的诸多因素中，至少应关注以下几种因素: 90年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转型; 90年代的文学转型; 80年代建立的审美型文论的内在矛盾;当代西方各种批评理论的接受和利用。前三个因素构成90年代文论转型的语境;当代西方文论的接受和利用成为90年代文论转型的话语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