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中国文论转型：现代性问题的必要说明

二、“现代性”终结?

90年代文论的转型，或者说，90年代文论与80年代文论之间的非连续性，在一个多少有点非文学性的层面——对待“现代性”的复杂态度上——体现出来。把“现代性”作为一个范畴引入文论领域应作必要的说明。“现代性”首先是社会学的概念，“它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 。^[6]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现代性体现为神学世界观的衰微，人的主体性的张扬，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的理论化以及市民伦理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现代性”概念还包含着另一向度，即指浪漫主义运动以来知识分子对工业化和理性化的持续怀疑与批判。20世纪后半期以来，“现代性”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之一，它也成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关注的焦点。在中国文学研究中，海外学者李欧梵、王德威在80年代初即使用“现代性”来阐释“五四”文学。王德威甚至把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追溯到晚清^[7]。80年代末，国内部分学者提出“重写文学史” ，用“现代性” (现代化)来统摄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真正大规模地进入文论领域是在90年代，这主要是因为在90年代文论中“后现代”话语的刺激:当人们谈论后现代时，总是绕不开“现代性”问题， “后现代论述的扩张一再返回现代性问题，触发了重新理解现代现象的需求” 。^[8]当然，也有人对在文学研究中使用“现代性”的有效性曾提出质疑，“现代性首先是对文化而言的，而不一定是对文学而言的”^[9]。但我认为，“现代性”在文论领域的扩张有两个合理性:一是20世纪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普遍性追求就是现代性。虽然这是一种“在临暴的体验中接受现代性” 。^[10]而20世纪的中国文学或自觉或被迫地参与了现代民族/国家话语的建构，政治、经济等制度层面的现代性以审美现代性的形式显示出来。所以使用一个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具有统摄性的概念来描述或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并不是缺乏有效性(当然这也意味着对其他视角的必然遮蔽) 。二是从概念的逻辑层面上，只有上升到一个更高级次的概念才可以对纷纭复杂的现象进行化约式的把握，虽然这可能会牺牲细节和差异，但这也许是历史研究必要的丧失。 “现代性”可以说某一种程度上就充当了这个更高级次概念的角色。

对于90年代文论与80年代文论之间的非连续性关系，文学理论和批评界有一种代表性的观点:“现代性终结说” 。这种观点认为，从“五四”文学对国民性的探讨到新时期文学的伤痕、寻根思潮，都是“民族寓言的整体话语” ，启蒙主义和拯救精神的现代性为文学提供了一种终极价值和梦想。然而，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不再是话语的中心，人们对以往的启蒙神话和知识分子自身的启蒙功能和文化身份产生了怀疑，告别“现代性神话”成为90年代一种普遍的文化思潮，因此现代性终结了。^[11]现代性被取代之后，有两种替代思路:一是“中华性” 。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现代性的基本特色是中国的他者化，即中心丧失之后被迫以西方的现代性为参照以便重建中心的启蒙与救亡工程。百年中国的“现代性”就是西方化，因此，解构现代性必须回到中国自身——即中华性。^[12]另一条思路是在一个更狭窄的文学理论范围内，用“后现代性”取代“现代性” 。余虹认为，中国文学理论从晚清到80年代末，虽然形态各异，但都可归于“现代性”文学理论，它的最基本的两大形态是政治工具主义和审美自主主义，而现代性文学理论依托的是本质论、目的论和决定论的历史理性信念以及客观再现性的语言理性信仰，而这两者在90年代的被解构导致了现代性文学理论的解构，从而使中国文论走向解构与建构并存的“后现代状态” 。^[13]应当说，文论界在对80年代文论的“现代性”认识上并没有太大分歧，虽然有人借用马克斯·韦伯、卡林内斯库的观点，认为“现代性”本身内在地包含了作为政治、经济过程的制度现代性与作为现代主义的前卫美学现代性之间的分裂与冲突。^[14]但“现代性”作为一个包容量极大的语词，对80年代或80年代以前文论的叙述仍有它的有效性。至于能否用“后现代性”来概括90年代的文论或思想则值得商榷。在90年代中国的社会、思想、文化中，现代和后现代的因素并存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对90年代中国社会的定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二者在社会中所承担的角色的估计和判断，并进而影响对作为90年代文化之一部分的文论性质的判断。(www.xing528.com)

90年代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因素主要来源于现实语境。在现实层面，90年代与80年代并无实质的差异，也就是说，从80年代到20世纪末，中国现实层面(经济、政治)的现代性追求是一个一以贯之的连续性过程，甚至可以说90年代的现代性进程不论在范围、进度和效果上都远远超过了80年代，现代性的追求由政治意识形态主导逐渐转向经济或商业意识形态主导。在当今全球视野的现代性进程中，中国成为其中最大的一处景观。在西方的现代性标准的参照下，中国的经济运作模式、政治民主进程和文化发展依然任重道远，在客观地衡量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指数之后(如人均GDP、教育文化水平等) ，说“现代性在中国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应该不会招致反对。这一切构成了讨论9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的主要背景。因此，“现代性”如果不是刻意限制为80年代所理解的线性、因果、历史目的论的“现代性” ，而是在一个其过程不断发展、其内涵不断开放的现代性上，90年代中国“现代性的终结”论就难以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