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转型”与“范式革命”
在时间的坐标中，90年代无非指称着20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但当用“ 90年代”作修饰、限定词使用时( “ 90年代”的思想、学术、文学、文论) ，则“ 90年代”无疑指称了一段过去的历史和关于过去的历史叙述。虽然90年代刚刚成为过去，虽然短短十年在文化的历史之流中可能微不足道，但人们仍难以控制历史概括的冲动，把社会、思想、学术等放进90年代这个时间的箱子中，甚至90年代还没有走完，以“世纪末” 、“ 90年代”而命名的各种叙述已然出现。
“ 90年代的文论”[1]无疑是众多历史叙述的一种，关于“90年代文论”的各种叙述话语可以采用不同的叙述视角。“文论转型”是本书采用的入思角度。“转型”借用了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范式”理论而又有所差别。这里应做必要的说明。
库恩认为，科学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几次科学革命(哥白尼的“日心说” 、牛顿力学、爱因斯坦相对论等)的实质就是新的研究范式的确立，新的范式彻底改变了科学共同体的信念和知识观。“范式一改变，这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了。……范式的改变的确使科学家对他们研究所及的世界的看法改变了。……革命之前科学家世界中的鸭子到革命之后就变成了兔子。 ”[2]科学革命之后， “科学家对环境的知觉必须重新训练——在一些熟悉的情况中，他必须学习去看一种新的格式塔。在这样做了之后，他所探究的世界似乎各处都会与他以前居住的世界彼此间不可通约了( incommensurable) 。 ”[3]但库恩认为自然科学中建立的明晰的“范式”以及新旧范式更迭所展现的自然科学非累计式的进步，并不完全适用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社会科学各部分中要完全取得这些范式，至今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历史向我们提示出，通向一种坚实的研究共识( research consensus)的路程是极其艰难的。 ”[4]库恩显然接受了海德格尔的本体论释义学，而且还做出了一个与传统的科学主义大相径庭的陈述: “在一定程度上，本书确实把科学发展描绘成一个由一连串相续的为传统限定的时期，并间以非累积的间断点的过程，因此其论点无疑有广泛的可应用性。但事情本应如此。因为这些论点原本借自其他领域。 ”[5]这些领域包括文学史、音乐史、艺术史、政治发展史以及其他人类活动的历史研究。基于此，库恩的“范式”理论对考察90年代的文论转型具有可借鉴性。但考虑到人文、社会科学中，因学派的争论而建立一种共识的难度的加大和共识的非明晰性，本书将尽可能避开库恩使用的“范式革命”而用“转型” 。(www.xing528.com)
“转型”的叙述设定了可以与之相比的一个阶段，借用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这一阶段可以称之为旧范式阶段，这个阶段就是80年代。但历史的间断性从来就不像语言所指称的那样明晰，“ 90年代的文论转型”只是对90年代文论与80年代文论之间的关系的一种估计而已，在阐述它们的断裂性(转型)之前，对它们之间的延续性作适当的说明也许是必要的。
完全否认90年代文论与80年代文论的延续性是不客观的。从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处于支配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虽然在社会的整合功能上处于调整、弱化和退居后台的过程，但其基本性质并未有太多的改变，甚至在某一时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复或反弹( “两手硬” 、“两个文明”都是为显示其在场的政治表述) 。主流意识形态内核的稳定性对90年代的文学和文论的性质具有基本设定的作用:“建设当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并不是失去所指的能指游戏或符号宣示。如果我们的思考仅停留在中国当代文论的这一基本设定上，则90年代的文论转型就是一个假命题。但是，按照库恩的观点，“范式”转变会发生在知识领域的不同层次，“范式”转变有的是总体性的，有的只是对某一具体领域才具有革命的意义。因此，讨论90年代的文论转型必须进入文论的具体形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的辩证法叙事，当代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内在地包含了当代的形态的发展，本文只是把这种包含内在发展的形态称为“转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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