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完善国家社会基础保障政策
隐性经济规模的大小取决于国家法律和政策的有效性。从社会学角度看,社会居民结构的合理分布也是决定隐性经济等不合法行为产生和规模化的重要因素。
而俄罗斯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整体状况呈现出以下的特点:(1)大部分居民处于生活贫困线以下。(2)无业和虚假就业占相当大的份额。(3)很多未安置的复员军人还处于战后震荡中。(4)原俄罗斯联邦成员国的“难民”大量涌入俄罗斯。(5)乞丐、流浪者、无家可归的青少年、从监狱刚释放的人员构成了社会的最底层。这些社会成分存在于任何一个社会,但在现今俄罗斯,这个群体已经达到相当大的数量。
以贫困人口总数为例,据国家统计,在20世纪90年代全国贫困人口(低于维持基本生活所需资料的水平)占总人口的25%。但是,按社会调查统计该数据为35%~40%。在俄罗斯改革初期,俄罗斯贫困人口的构成进一步恶化。不仅以前的无业者、退休人员、残疾人、单亲家庭或多子家庭成为贫困阶层,而且国家编制内的工作人员也成为贫困一族。由于低工资或工资拖欠等一系列原因使得他们无法供给家人和自己生活所需的费用支出。尤其是有技能的人群(工程师、教师等)已占到贫困人口的20%,他们已不能像以前那样依靠自己掌握的技能和从事的职业来获取保障生活所需的费用。这被称为新的贫困阶层。而他们的贫苦不是因自身的技能或劳动力缺陷造成的社会问题。尤其是恶劣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不仅使脱贫不存在可能,而且致使贫苦阶层进一步固化、生存状况恶化。这些原因增加了该群体从事隐性经济活动的可能性。由此,现在的隐性经济中充斥着历来遵纪守法的人群。
俄罗斯的西方自由派认为,达尔文自然淘汰论也适用于人类社会的规律,因此,贫困不是社会问题,而是个体没有能力生存的问题。而客观现实证明,由贫困导致的隐性经济得到了疯狂的发展,反过来,隐性经济又制造了新的贫困,由此形成了恶性循环。非正规的就业仅仅可以提供给他们维持基本生活所需的费用,但他们得不到医疗保险、教育和退休金等一系列社会保障,因此,根本无法摆脱贫困的现状。而由贫困所导致的不仅仅是对物质资料需求的简单化和缩小,它还导致了居民的世界观和对生活现实认识的深刻变化。如果社会贫困状况持续过久,会导致在贫困阶层中,与隐性经济活动紧密相连的生活方式的固化,其结果是在不稳定的社会阶层形成负面的道德范式。已有不少人认为自己在社会中寻求到了生存的夹缝,却丢掉了做人的基本道德准则,走上犯罪的道路。尤其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四处飘荡,成为各种犯罪组织引诱的弱势群体。各种不法组织像社会黑洞一样将无家可归的儿童少年、乞丐等吸食,迫使其从事各种违法犯罪的商业交易,以从中牟取暴利。(www.xing528.com)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西方国家里居民生活水平普遍较高,隐性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明显少于第三世界国家和转型国家。其原因在于,20世纪中期在西方国家职能理念中国家不仅仅应起到调节经济活动的作用,而且国家还应承担起负责国民生活安泰和协调社会关系的义务。在二战后,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在宪法中将自己定位为社会性国家。而在社会合作体系的建立、就业率、工资福利、税收和全体公民的最低保障等方面社会的公平性原则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中形成了约占现代社会人口60%~70%的中产阶层。其职业构成有中小企业家、经理、技术工程人员、公务人员。中产阶层受教育程度高,工作稳定且收入较高。因此中产阶层比起贫困阶层更加守法,更不易被卷入影子活动中。在近十年期间,西方国家的社会性投入不断增加,以保障社会底层及其社会经济基础安全。在大多数国家,通过国家财政重新调整收入分配的金额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3—1/2。20世纪后半期,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来自国家的社会性投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增长了一倍多,如果说在1950年是11.1%,到2000年就达到了24.7%,到2015年预测会达到27.1%。美国国家社会性支出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的20%,而西欧国家为30%,瑞士为50%。
在现代社会,社会政治被赋予更多的职能,其中最主要的两个是发展和保障居民在物质和非物质生产领域的福利。通过社会扶助体系保护贫困阶层,而且国家应该毫无例外地为所有国民提供一定水平的保障。发展不仅指的是物质生产的发展,而且国家应在非物质生产领域大力发展福利性生产(教育、医疗、文化)。这些领域的产品对直接消费者不仅具有它自身的价值,而且直接关系到消费者本身素质的发展,对物质的生产具有更长远的投资意义。因此,现代社会性国家担负着更为广泛的职责,其中不仅包括保障劳动薪酬的发放,还包括劳动保障、促进就业、失业扶助、收入调节、社会服务和保障以及生态安全等全方位的公共协调职责。
近年来俄罗斯在社会基础保障建设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普京总统执政不久即宣布将脱贫确立为国家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在实际工资和养老金数额方面超前增长居民实际收入,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同时,提高居民最低生活补助,增加对贫困家庭的社会救助。在2004年的国情咨文中,普京特别强调要发展住房产业,保障居民买得起房。同时在科教、文化等领域加大国家投资。以上政策和措施的有效实施使得近年来俄罗斯的社会结构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据官方统计,普京总统第一任期内居民实际收入增长了13.55%,全国极端贫困人口数量降低至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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