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隐性经济问题研究：特殊诱因之二-腐败

第三节　俄罗斯隐性经济发展特殊诱因之二——腐败

俄罗斯隐性经济最主要的，也是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与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腐败是国家管理部门官僚主义工作作风在畸形的社会经济利益体系中发生的突变。苏联时期国家机关官僚体系庞大，官僚主义作风就已经十分严重。俄罗斯的转型虽然改变了苏联时期的国家制度，但政治文化所具有的继承性，使得俄罗斯的新体制无法拒绝苏联几十年来积淀的官僚主义作风。官僚主义化的管理机关形成了封闭的官僚主义阶层和特权阶层，其实质是疏远人民，对外封闭，置社会利益于不顾，只为个人利益发挥作用，对国家和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在畸形的社会经济利益体系中易发生质变，致使管理机构腐败空前扩大。俄罗斯的官僚主义在苏联时期就已根深蒂固，其生成原因错综复杂。

社会文化根源。由于所处政治地缘环境的缘故，俄国缺乏阻挡外敌侵入的天然屏障。由于政治地缘因素所造成的外来入侵的危机感和诸侯割据带来的苦难，使俄国民众对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和对拥有领袖才能的统帅有着强烈的愿望。由此在俄罗斯民族性格中形成了崇拜皇权，爱好集权制度的传统观念。除此之外，东正教的引入给古俄罗斯带来了“君权神授”的理念，东正教倡议建立强有力的政权，并主张教会支持政权。东正教成为俄罗斯后来建立以封建农奴制为经济基础的沙皇专制统治的思想武器。这种世代继承的专制统治，造就了俄国政治文化传统中的专制和集权的观念，而缺乏个性培养和民主的因素。沙皇俄国时期的社会组织形式主要为城乡公社。在公社中，互帮互助和集体主义精神是公社成员们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公社所具备的职能使得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必须依赖它而终其一生。村社与专制主义政权相结合，不仅构建了封建农奴制模式的经济基础，还为俄国宗法制传统文化提供了产生和发展的土壤。千百年来俄罗斯90%的农民被束缚在村社这块封闭、狭小的空间里终其一生。村社环境的封闭性使生活在此的农民养成了因循守旧的保守心理，也培育了他们虔诚的宗教意识，是俄罗斯传统道德的基石，使得俄罗斯的“道德、理想、教育及自由都带有屈从的印记”。^[40]公社狭小封闭的环境为东正教的传播和沙皇的统治奠定了社会组织基础，由此形成的宗法家长式的关系使农奴习惯上只服从主子而不是法律。宗法制关系在俄罗斯文化中根深蒂固，使得俄国在几百年的发展史中没有形成任何独立从事有意义活动的社会自治力量，也没有形成足以对国家管理进行有效监督的社会政治组织。正如俄国著名的贵族史学家克留切夫斯基在总结俄国16—19世纪的历史时就曾经形象而深刻地说:“国家日益膨胀臃肿起来，而人民却日益贫困消瘦下去了!”^[41]这必然导致社会民主与自治不发达。人们的社会政治积极性和公民积极性不高，给官僚主义营造了自由发展的空间。官僚主义与民主两者之间存在辩证的关系。由于官僚主义的歪曲，进一步破坏了社会平等和社会公正原则，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原则。

历史根源。从沙俄时代起，俄国的官僚机构就很庞大。这无疑为官僚主义的滋生提供了广阔的土壤。列宁早在1903年时就曾猛烈抨击沙皇专制的腐朽本质:“沙皇专制就是官吏专制，就是人民对官吏农奴式的服从。”^[42]十月革命后，沙皇俄国将这一“遗产”留给苏联，成为横亘在苏联国家建设路途上的障碍。在苏联刚成立不久的1921年列宁就批评“我们的官僚机构与我们的经济工作格格不入”，并指出官僚主义者是我们最坏的内部敌人。但苏联在随后的发展中并没有顺应时代需求对体制进行改革，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体制的弊端一一显现。首先，没有解决好干部制度和科学民主决策机制的问题。确立的干部任命制和终身制必然造成“个人决定一切”的局面。这最终形成了“干部自然淘汰延缓”、“近亲繁殖”等弊病，随之而来的是官场的等级观念森严、裙带关系和官僚主义盛行，以权谋私剧增。苏联维护官僚旧制度的力量非常强大，这个群体无视于国家和人民利益，只为个人追权逐利，成为苏联历次改革的绊脚石。而其中，一部分人为贪图私欲滥用职权，堕落为腐败分子。其次，苏联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式计划经济体制培植了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1987年5月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阿尔巴金院士在访华时曾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时称，苏联经济体制中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是阻碍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四大因素之一。官僚主义作风在苏联时期的表现就是对国家经济形势和发展政策的错误认识和实践，致使中央行政命令式的经济体制造成了生产生活资料的短缺和不平等，以及经济管理的失常。伴随着这一经济的是一个巨大的非官方交易的地下网路。对私人经济活动的广泛限制，以及计划经济的缺陷，产生了对非法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大量需求。

除此之外，苏联时期行政命令式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使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们为了获取完成计划所需的材料也被迫从事贿赂行为。整个腐败体系组织良好，而排斥这些非正式交换机制的人却更容易受到指控，因为官方的司法机关也是由同样的腐败官员控制着。^[43]一些国际战略专家也认为，苏联自上而下的纵向经济结构容易产生和滋养官僚阶层，阻碍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转型期的制度因素。苏联时期的政治经济制度繁殖了官僚主义，这已成为过去时。因此，我们将其划归为俄罗斯官僚主义形成的历史根源。这里的制度因素主要指俄罗斯转轨过程中所制定的政策对官僚主义发展演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俄罗斯以激进的“休克疗法”为开端所进行的经济转型，致使在旧的制度瞬间崩溃，新的健康的运行制度尚未形成期间产生了“制度真空”和无效制度，造成社会秩序混乱。尤其是法律法规制定的滞后性和政府职能衰退为国家管理人员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提供了便利，成为腐败扩大的重要原因。法律制度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之一，它通常决定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在成熟经济国家里，都是以法制为基础使政府与市场保持一定距离。法制健全的国家，腐败发展缓慢，程度也较轻。虽然俄罗斯在转型过程中也制定了不少法律，但1992年以后，总统及其机构总是被置于宪政约束和公众监督之外。正如南非学者罗伯特·克里特加德所提出的衡量腐败规模的方程式:腐败=垄断+行动自由－责任，形象地描述了俄罗斯转型期政府官员所拥有的极大权力、极大的行动自由，和对其行为缺乏国家法律和社会监督的状况。^[44]再者，俄罗斯转型期国家执法能力被极大地削弱，更加助长了腐败之风。

由上可见，官僚主义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综合性产物。而俄罗斯社会政治经济制度转轨所采取的激进方式是引发俄罗斯官僚主义膨胀发展和恶化的导火索。

到俄罗斯经济转型时期，长期以来累积形成的官僚主义在畸形的社会经济利益体系中发生裂变，致使管理机构腐败空前地扩大。腐败现象伴随着隐性经济的扩散在转型时期的俄罗斯进一步蔓延。在市场改革之前就已广泛存在的腐败，在改革之后所表现出的形式、手段更加公开化。腐败包含了所有形式的社会行为，通过这些形式获取国家法律和社会道德所不齿的个人私利。

国家官员的腐败已渗透到俄罗斯的各行各业，相关报道在各种媒体上频频出现。据统计，2002年的前11个月中，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私吞、盗用公款、做假账、行贿受贿等的犯罪案件就高达5.3万起。^[45]据不完全统计，为了和政府官员拉拢关系所耗花费占到了企业利润的30%～50%。一些犯罪集团甚至斥重金买官。

据统计，官员受贿总金额达300亿—400亿美金，几乎与国家财政收入相等，相当于国民收入的12%，是国防建设资金的2倍还多。国际非商业性社会组织的廉政排行榜上，俄罗斯在113个国家中位居第86名。

众所周知，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机关人数未曾减少反而增多。目前俄罗斯政府供职人数上百万，其职权被决定给与不给、通过与不通过各种开发或经营许可而简而化之。在这些人手中把握着很多机会，给小企业制造各种各样的经营障碍。如，繁复的注册手续，高额的许可证缴费(绝不是象征性的)，办理手续拖沓，甚至以各种借口拒绝给企业注册，使企业主还未经营就已陷入泥潭。据俄罗斯经济学家统计，1998年一个企业获取出口许可证要耗用134天。而在德国总共需要几个小时。除此之外，权力部门还掌握着企业的租金数额等一系列费用的决定权和对企业随意性抽查的权力。

官僚主义是直接敲诈的有效工具。苛捐杂税性质也不一而同，有合法的、半合法的、不合法的区别。在俄罗斯，合法的税收和各种必须缴纳费用的名目多达四五十项。这些赋税对企业来说已经非常沉重。半合法化的就是官员以各项市政建设及修缮为名义迫使企业提留出法律规定以外的费用。此外，不合法的苛捐杂税，索要职务服务补贴、劳务费、恶意索取解决问题所花的关系费等也成为企业不得不承担的开支。

据估计，由于依靠行贿受贿行为获得的项目，可以使投资方案的总价格提升10%～20%，在不合理的非生产规划中有时甚至达到100%。

俄罗斯经济转型之时，政府、司法、检察机关办事效率低下，混乱无序，随着国家每一项决议的出台，都会导致国家财产的大量流失，这已发展成为俄罗斯经济改革的致命弱点。在此背景下，大规模的国家腐败成为主要的腐败形式在俄罗斯社会蔓延开来。通过抵押拍卖，政府获得了急需的预算资金，而金融寡头们则是更大的赢家，他们以最低廉的价格拍得石油、煤炭、稀有金属等能源矿产资源，也扼住了国家声音的喉舌——掌握了电视媒体的控制权。^[46]由于经济政策的不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建设的缺失，使政府一些官员利用职权便利贪污侵吞国家资产得到更大空间，后摇身蜕变为新体制下的政治精英和商海中的俄罗斯新贵。随着私有化的进程，靠内部廉价收购国有资产发家致富的寡头已经在国家重大经济政治决策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官黑勾结成为隐性经济大规模繁殖的催化剂。从隐性经济中所得的巨额利润分成使政府官员更加腐败。腐败渗透到国家管理多个部门，并在权力检察和司法机关进一步扩散开来，使权力犯罪和普通意义上的犯罪相互交织，执法机关执法不力成为社会常见现象。大多数俄罗斯人认为，司法机关不执法的主要原因是高层对基层情况缺乏监察，而这恰是俄罗斯经济转轨所必须解决的难点之一。由此，转型期的俄罗斯社会，不遵从法律和各种制度的现象频繁发生，暴力倾向严重。在俄罗斯经济转型期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中，42%的被问询者认为违反法律法规是正常的行为和现象，18%～20%的青年人认可自己有采取暴力手段解决社会生活问题的可能性，甚至动用枪械达到自己的目的。社会秩序混乱，人民缺乏人身安全感和对国家管理机构的信任感，成为转型期俄罗斯社会的主要特征。

国家官僚体系的腐败行为还表现在:与国企或私企合作成立股份公司，获取企业分红;借用职权挪用国家资金进行私人投资;充当商业协议签订的中间人;对违反供货合同的海外公司不作为;护法机构对当权者非法获利及其泄露商业和职业信息等行为进行包庇;借用国家职位为某些企业提供签订合同的优先权;将自己的亲属安排到重要岗位;通过权钱交易，获取竞选时的资金支持等。源于旧的行政权力的垄断和对市场的过度干预所酝酿的腐败在市场改革时期推波助澜，使俄国式的经济改革更加扭曲。

腐败对俄罗斯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显而易见。(1)腐败分子给国家实现战略性目标制造障碍。如果国家出台的一项政策与他们经济集团的利益相矛盾，他们会用其丰富的“资源”将该项政策化解使之无法顺利实施。(2)腐败分子不会为提高生产质量、生产力和扩大再生产投资。(3)腐败提高了国家管理成本。纳税人需为一项服务多次付费。(4)如果腐败直接呈现出敲诈的模式，则大大降低国家职能部门社会大众化的价值，使政府失信于民，使整个社会政治局势不稳定。(5)俄罗斯经济转型时期，一些管理机构腐败，政府官员广泛参与商业活动，国家制法、执法力度不够，不仅阻碍了正规市场机制的建立，而且使国家财产大量流失，导致犯罪率升高，使大多数人赖以生存的社会根基被破坏的速度加快，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在和平时期居民生活质量下降的恶况。(6)腐败为恐怖分子在护法机关开辟了绿色通道，影响民族安全。

腐败与毫无约制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紧密相连，与隐性经济相促生，形成了俄罗斯社会经济转型不同于其他转型国家的特点。正如俄罗斯学者所言，国家权力机关这一保护伞体系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它使经济活动同官方机构之间产生不正当的关系，成为滋生贪污腐败的温床。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没有人知道。^[47]因此，俄罗斯在今后的发展道路中，如何治理官员的官僚主义作风，整治腐败任重而道远。

【注释】

[1]В.Родаев Тене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в России:изменение контуров.М，1999г.

[2]雅诺什·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张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85页。

[3]王永兴:《中国转型进程中地下经济的演进与治理》，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0年，第147页。

[4]А.Каценелинбойген，Цветныерынкиисоветскаяэкономика，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 и наказаний，2002г.№4－2

[5]Бякришев А.К.Белозеров И.П.Электронный учебник к инновационному учебному курсу“Тене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реступность”.2000г.(http://newasp.omskreg.ru/bekryash/contents.htm)

[6]时映梅:《俄罗斯“影子经济”问题研究》［D］，黑龙江大学，2008年。

[7]宋景义、范敬春:《俄罗斯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影子经济》，《河北学刊》，2002年第4期。

[8]Л.М.Тимофеева и Ю.В.ЛатоваТене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и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м обществах，выпуск 4/1//изд.РГГУ，стр.127

[9]冯绍雷、相蓝欣:《俄罗斯经济转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78页。

[10]王金存:《俄罗斯经济转轨模式反刍》，《东欧中亚研究》，1999年第1期。

[11]Л.М.Тимофеева и Ю.В.Латова:Тене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и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м обществах.выпуск4/1//изд..РГГУ，с.127

[12]С.К.Оринич:Оценка угроз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и со стороны тенев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и меры их предотвращения//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ПбГУЭиФ，2001.

[13]Г.Б.Клейнер，В.Л.Тамбовцев，Р.М.Качалон Предприятие в нестабильн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среде，М.:Экономика，1997.

[14]Бякришев А.К.，Белозеров И.П.Эл.учебник к инновационному учебному курсу“Тене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реступность”.2000г.

[15]时映梅:《俄罗斯“影子经济”问题研究》［D］，黑龙江大学，2008年。(www.xing528.com)

[16]Колесников С.Тене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как ее считать//Экономика России XXI век.2001.－№1.С.61－66.

[17]Институт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2004.(http://www.ies.ru/)

[18]Институт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2004.(http://www.ies.ru/)

[19]景维民、孙景宇:《转型经济学》，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年，第247页。

[20]童亚丽、王春:《俄罗斯与意大利地下经济的税收现状及治理》，《西伯利亚研究》，2005年第1期。

[21]梁薇:《俄50万件武器流入黑市》，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 GB/42032/5120325.html

[22]肖文、李黎:《地下经济:原因、影响及规模估计方法》，《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3期。

[23]БотомоловРеформывзеркале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сравнений//М: Экономика，1998，C.100

[24]《俄罗斯经济的威胁——隐性经济》，中国日报网站消息，见http://www.worldreport.com.cn/gb/doc/2003－10/08/content_269966.htm。

[25]С.К.Оринич Оценка угроз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и со сторонытеневойэкономикиимерыихпредотвращения//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ПбГУЭиФ，2001г.

[26]О.ринич.Оценкаугроз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безопасностиРоссии состороны теневой экономикии мерыихпредотвращения//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пбГУ ЭиФ，2001г.

[27]王国杰:《俄罗斯历史与文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9页。

[28]〔俄〕尼·亚·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邱运华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3页。

[29]任光宣:《俄罗斯文化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8页。

[31]Барсукова С.Ю.Неформаль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в системе ценности Россиян，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социология.2001.№1

[32]А.Яковлев Почему в России возможен безрисковый уход от налогов// 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2000№11，с.134

[33]《列宁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93—395页。

[34]〔俄〕尼·亚·别尔嘉耶夫:《俄罗斯命运》，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5页。

[35]文池:《在北大听讲座》，第8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148页。

[36]《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08页。

[37]郝赫:《俄罗斯寡头现象分析》，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第22页。

[38]季志业:《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EB/OL〕.人民网:http://www/ people.com.cn/GB/32306.../5355383.HTML，2007－02－02

[39]〔俄〕米哈伊尔·杰利亚金:《后普京时代——俄罗斯能避免橙绿色革命吗》，金禹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39页。

[40]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著，张广翔等译:《俄国社会史》，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44页。

[41]《列宁选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3页。

[42]《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94—395页。

[43]Jim Leitzel.Corruption and Organized Crime in the Russian Transition，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ransition Economies，2000.40－41

[44]Jim Leitzel.Corruption and Organized Crime in the Russian Transition，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ransition Economies，2000.40－41

[45]http://www.ng.ru/2001年9月7日

[46]Н.А.Симония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коррупции，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ⅩⅩⅠ，2001г.，№7

[47]И.И.Елисеева，Н.В.Бурова подход к измерению тенев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в регионах，май 2001，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