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隐性经济问题地区分布解析

四、俄罗斯隐性经济的地区分布

俄罗斯各个地区隐性经济有其不同特点。这与该地区的经济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主要是信贷金融基础上的不动产交易。在其他很多地区主要是专项出口某种矿产原料:秋明地区(石油)、吉米洛夫斯克(煤)、克拉斯纳亚尔斯克(镍和铝)、亚库吉亚(金刚石、黄金)。在克拉斯纳亚尔斯克围绕着铝矿石交易的丑闻、暴力犯罪和政治斗争连年不断。

海参崴、纳霍德卡、哈巴罗夫斯克、辛洛斯克、摩尔曼斯克、加里宁格勒等港口城市和边境城市的隐性经济借助本地地理环境优势多以走私为主。其行为主体多为渔业公司和航运公司。

近几十年，列宁格勒地区作为经济特区，其经济的有效增长与本地隐性经济的快速发展有着直接的联系。据官方统计，列宁格勒地区无论就其整体发展水平还是投资，生活水平或人均生产量等各领域的单项指标，都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在列宁格勒地区修建豪华的公寓处处可见，物价昂贵的商店和餐馆比比皆是。由此可见，本地居民的收支差额悬殊，贫富差距很大，其隐性收入占较大比重。据不同估测，在当地生产的产品当中，隐性经济成分所占份额已高达60%～70%。

再如，在俄罗斯西北经济区，圣彼得堡是该地区工业、经济金融中心，是西北地区港口城市和最大的货运中转城市，因此圣彼得堡的隐性经济发展比较迅速，隐性经济的规模不论在生产领域还是非生产领域都排在第一位。而同属于西北经济区的沃罗格达州和列宁格勒州生产领域中的隐性经济活动非常频繁。这与圣彼得堡有所不同。^[45]加里宁格勒以小规模的非法走私为主。专家认为，从事走私的人数多达2.5万—10万人。由于该地区经济不景气，人们从邻国贩运来烈酒、香烟、糖、鱼子酱等以养家糊口。在本地，这种走私行为与法律不相抵触，也没有反社会的趋向，但人们马上就会对国家创造正常生存条件的职能弱化有所不满。

在萨哈林岛很多人非法捕捞鱼虾及其他海产品。这些海产品很大一部分直接在公海进行交易。据俄罗斯专家提供的数据显示，直接运往国外的未被统计的海产品多达20亿美金。日本专家认为，仅运入日本的未经统计的商品数额达10亿美金。萨哈林的犯罪分子还将触角伸向油气领域。据专家估算，本地区5个油气田产油超过4亿吨，产气量超过了7000亿立方米，包括外国投资，总价值超过了250亿美金。

特维尔斯克、亚罗斯拉夫地区的大量失业人员为隐性经济提供了廉价劳动。他们不仅向俄罗斯城市，而且给邻近国家提供了非法劳动力。

在大型工业城市，非法主体和非法资金极力进入大型联合企业(下若夫哥罗德的油气企业、奥姆斯克石油加工联合企业、车里雅宾斯冶金厂，库兹涅斯克铝业联合企业)。在这些企业周围，中间环节错综复杂，很难控制隐性操作。

以上根据经济行为的类别描画出各地区隐性经济行为的结构。经济危机时期，像经济犯罪、腐败十分活跃。在不景气的地区(北高加索、俄中部等地区)旧的犯罪行为和新生的非法经济也得到了繁荣。

俄罗斯隐性经济蓬勃发展的主要原因是，联邦中央政权丧失了纵向的了经济控制权。俄罗斯联邦中央政府每年都向各地方划拨财政补贴。中央划汇一般通过国家全权委托的私人银行进行。这就打开了用各种手段截留中央拨款的口子。在各地区以破产或地方财政急需中央划拨资金为借口，野蛮打破了国家资金再分配的秩序。而对国家划拨经费的掠取是中饱私囊的最好的源泉。其中众所周知的是，国家用于车臣重建的款项就是通过问题银行洗钱的办法，被陆续挪用。

消除国家单向运作，使俄罗斯各地区和企业成为外贸的主体，为隐性经济行为打开了运作的又一个可能。

90年代在俄罗斯地区主权化的过程中，各地主权化成为当地隐性经济蓬勃发展的一个原因。中央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各地区。联邦行政主体获得了很多权力。例如，地区行政获取了发放限额、许可证的权力，甚至制定税收和优惠审批及支配财政资金等至关重要的权力。90年代各州行政长官已经获得与中央总统相等的权力，使其独霸一方。即使犯法也能够逃脱法律和行政制裁。拥有权力、关系、资源的州领导人对社会构成极大的隐患。而这些权力一方面可将其引入犯罪道路，另一方面形成了拥有强大政治权力的行政主体，最终发展成为有自己体系和发展目标的主权地区乃至全俄罗斯政治经济组织，严重危及中央政权。

在90年代，鉴于对中央政权的不信任，中央在各地的直属机构萎缩，议员企图操纵中央。很多地区形成了自己的寡头集团。在繁杂的环境下企业主如果没有权力和人力物力的支持就无法有效地经营。从另一方面讲，权力阶层也需要资金支持。拥有无限能量的地区政府首脑企图逃避中央监管。他们的利益不可能与国家的利益相一致，他们断绝与中央、社会的联系，而是与那些手中握着互利互惠合同的、常出入州长办公室的人建立起紧密的联系。

尤其是非法分子与政权勾结后在地区形成了黑社会集团。导致90年代一些地区脱离管制。1999年在叶卡捷林堡进行的选举中有一个非法集团组织的社会政治团体甚至公开进行注册参选。

在各地俄法律会议上，股份公司的领导、企业银行和其他经济领域的经理人数占据优势。在城市，金融工业的影响得到了加强，在农村则是农业联合公司的经理权力大增。这些经营部门和金融业的首脑急于进入法律部门就是企图以另一种形式实现他们的个人意图。(www.xing528.com)

根据国家法律，常务议员禁止从事工商业，于是地方首脑和经济主体掠取重要的法律、监察和人事特权以避开职业法律工作。在地方法律机关的兼职为资本与权力的融合创造了条件。金融政治集团将权力作为工具为其牟利。

非法资本巨头与国家权力同盟更加紧密，互相依赖性加强。限制州长，企业的法律由他们诠释，在他们企业里周转着劫持来的国家财政划拨资金，而中央财政资金却是捉襟见肘。

1998年金融危机影响了各地隐性经济的构成。破产的莫斯科商人们将各地分支机构转让给了地方政府，或与地方政府官员有亲属关系的地方企业。据估计，1998—2000年在地区层面上个人资本产生了新变化。

地方权力与商业的相互作用为隐性经济行为的活跃创造了可能。

(1)政权阶层对金融和物质资源的监管使其有了发财的资本。公众习惯了特权阶层从指头缝就能发财的现象，也明白这些人不靠工资生活。(2)地方法律的不健全和缺失使私人企业有机会钻空子，瓜分资源和资金，建立自己的金融经济运营体系，从而使利润最大化。(3)地方行政工作程序的漏洞。选择实权岗位，尤其是地方财政的掌控权成为特权阶层掠财的合法渠道。这种非法的行为早已有之，而现在更加猖狂。因为它是俄转型期经济精英和特权阶层的主要生财之道。(4)利用职权将财政经费变现，或通过以亲属名义注册的商业体变现。(5)对官员行贿以获得贷款优惠或许可证。(6)地方官员的讹诈，有两种形式:手握职权的官员人为地制造些障碍，企业主就会奉上钱财。(消极的)官吏主动要求企业主投资或洗钱(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无视法律的存在。(积极的)(7)完全违法的商业活动。直接涉足非法行为牟利。(赌博、卖淫、武器、毒品等)

以上非法行为证明，政治与商业行为利益紧密交织，已发展成为日常潜规则。政权与商业勾结形成的联盟扩大，以至于出现了一个概念——国家掠夺。世界银行观察员分析各地法律给予个别企业的优惠有打折的税费，优惠的租赁和借贷等，都是在俄罗斯联邦主体的保护下取得的，甚至包括免费获得国家资源和延期交税。

地方寡头的特点是，长期依赖于帮派或亲属关系而建立。一般，州长的近亲会马上成为大企业的领导。即使州长离职，也会预先建立一个能继续企业经营活动的立足点。

地区隐性经济发展的副作用有:

(1)苏联解体后，经济权下放各地区。一些地方领导粗暴违反宪法，控制一些物品的进出口。

(2)地方领导插手地方护法、监察和司法工作(法院直接对中央上级部门负责)。影子行为通过贿赂取得地方行政领导的信任，为其不合法活动保驾护航。

(3)企图脱离中央的地方机构从地方企业寻找资金支持，甚至与犯罪集团联手合作。

(4)在权力与非法经济融合的情况下，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在各地发展壮大。

(5)社会贫富两极化趋势严重。

(6)危害当地人民的安全。

一些地区的隐性经济与别的地区的隐性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地区的隐性经济的触角可远达千万里之外，甚至境外。因此，加大了治理隐性经济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