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苏联长期以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为建设重点，忽视甚至限制民用工业的投资和发展。正如1990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所讲，苏联每年用于日常消费品生产的资金仅占工业投资总额的1/7，60%的大型企业都用在军工产品的生产上。[2]在苏联，除了通过有计划的国家生产为人民提供日常用品及服务外，可以说，苏联将其他能够丰富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经营全都排除在国家经济计划和监管之外，从制度上将这些经营形式打入影子经营的黑名单。在非法经营模式中，尤其以个体经济弥补国有大型企业的不足、丰富人民物质生活的作用最为突出。同时，苏联早期的隐性经济也基本上是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经营，即个体经济是苏联时期隐性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个体经济身份合法化的转变正是厘定苏联不同阶段隐性经济成因差异的坐向标。
1986年11月19日苏联第十一届最高苏维埃第六次会议通过了《苏联个体劳动法》并相继制定了发展个体经济的系列法规，使个体经济在苏联社会主义公有制体系中找到了一席合法之地。因此1986年之前与个体经济有关的，致使隐性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原因与1986年之后的原因应有所不同。至少我们可以认为，1986年前由于国家不认可个体经济的合法性，使很多充实市场的个体经营只能在“地下”进行。由此我们以1986年为界线，分前后两部分对苏联隐性经济的成因进行梳理。
第一阶段(1986年以前)
1986年以前，苏联隐性经济存在的原因之一是，行政命令式的计划经济体制无法满足公民的物质文化需求，由此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现实问题促生了影子经营。
第一，供需不平衡。从50年代起供需之间的不平衡已经凸现出来。60年代，居民收入的增长导致供需之间不平衡加剧，即商品、服务领域的巨大通货膨胀成为隐性经济存在的直接原因之一。到勃列日涅夫时期，由于轻、重工业和工农业之间失衡的比例关系难以改善，加上农业的连年歉收，直接影响市场供应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一部分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能实现，从而导致储蓄迅速增长。如1970年到1981年期间，零售商品流转额增长了82.7%，其中食品商品零售流转额增长了56%，而同期居民的储蓄存款则增长了2.56倍。[3]参看表3－2。在零售商业领域，苏联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的头三年，75%～80%的商品达不到正常供给。1988年商品储备未达到正常水平长达8天，而绝对的消费资金却有80亿—90亿卢布。所有商品供需之间的不平衡在加剧。苏联国内需求市场的不平衡在1990年达到了1650亿卢布。
资料来源:苏联国民经济1975年年度统计，1976年，546、599、611页;苏联国民经济70周年年度统计:金融和统计，1987年，431、448、450页;1988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金融与统计，1989年，77、96、98、141、145页。
高福利的国家政策使苏联居民无需为住房、疗养、医疗、教育等支出太多。手中积攒的富余货币只能被人们用来购买商品或存入银行。而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当时苏联日常消费品和服务领域的供给明显落后。居民手中积攒下的大量富余货币，不论从经济学还是从社会学角度衡量，都是危及一个社会经济正常运转的信号。没有及时解决居民购买能力增长的问题给生产市场带来极大的压力。积攒的日常消费货币对资金流通也形成了极大的威胁。这两方面危机最终导致了居民消费和需求结构的变形。消费市场通货膨胀的危机使货币贬值势不可挡，人们捞取额外收入的愿望进一步促升了隐性经济的增长。
再以服务行业为例，居民对国家提供的服务及其生产的产品质量不满意，对个体服务却情有独钟。1985年就45000个家庭的问卷调查显示，居民对房屋修缮、电视机维修等服务行业提出质量要求的达75%，皮鞋维修达71%，表类及照相器材的维修达66%等。有些家庭甚至要求服务须按指定时间完成等。而大多数情况下，私人经营能在短时间内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据统计，80年代除国家提供的社会服务外，苏联居民每年额外需求家庭服务工时长达1400亿小时，相当于500万—600万中年劳动力的工作量，可为从事日常服务公司创造20亿卢布的收入。苏联居民对个体私人服务业的需求为个体经营活动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所以说，隐性经济正是在公开经济的缺漏之上形成的，与公开经济并列存在的，公开经济缺漏越大，隐性经济就愈发达。[4]在各个领域中，隐性经济扮演着周转的角色，在弥补了消费市场庞大通胀的同时也促进了自身的蓬勃发展，对苏联官方经济的缺陷起到补充作用。经济活动越发达越繁复，对技术改革的要求越高，从上而下的企业管理就越难以实现。因此，在中央计划经济中经常产生不相称不协调的现象:一个企业原料不足;而另一个企业生产计划不饱和，生产资料过剩。因此，企业之间就建立了上级不控制的横向联系，以此来克服这种不协调性。这种私下交易就构成了计划经济中隐性经济的基础，也促成了不同企业间领导与职工的非正式互动。
尤其在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隐性经济在外汇业务、非法生产和服务业中得到空前发展。通胀的存在促使有组织的非法经济结构的大肆扩张，最终成为导致苏联经济政治不稳定的因素之一。
第二，部分影子操作是为了解决企业的棘手难题。苏联行政命令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现实当中并不能做到原料的供给与生产、销售之间衔接紧密。为防止生产过剩，或获取生产所必需的材料，各企业厂长之间不通过中央计划，私自进行调配，以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生产指标任务。在这种畸形的生产体制下，企业厂长发挥了现代经理人的全权代理作用，并在这个过程中使其能力得到锻炼。同时这种横向资源调配中央不会检查，而且能够获得从国家那里无法得到的额外收入。长此以往，在人们心中原有的工作积极性发生了变化，即对单位工作敷衍了事，对工作外的劳动却兴致高昂。
因此，在苏联时期，只有官方经济与隐性经济相结合才能弥补正常经济联系中被破坏或缺乏的东西。
在苏联经济中可划分出四个因素，它们相互对立，又互为补充:
(1)合法的指令经济(计划经济、行政指令经济)
(3)非法市场经济(灰色、褐色、黑色经济)
(4)非法指令经济(社会主义帮派——国家政府权力职务市场、与行政有关的经济行为及其合作伙伴)(www.xing528.com)
由此，苏联经济体系存在两个并行的指令经济，见表3－3。
表3－3 苏联的二元型经济
资料来源:Ю.Н.Попов，М.Е.Тарасов，Тене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из.ДЕЛО，ЭКОНОМИКА，М.:2005г.С.93
第三，在整个社会供需畸形发展的同时，苏联对个体经营模式的否定，不仅使公民满足自身生活需求的权益受到限制，更制约了公民从事劳动的正当权利。使得供求双方不得不进行“地下”操作。
这可以说是隐性经济所起到的社会作用。这个作用能够使那些在官方体制下、集体所有制中，毫无劳动动力和积极性，无法体现自我社会价值和地位的人靠自己的劳动获取应有的报酬。即使此类人只占全国总人口的1%，其实际人数也可达100万人。尤其是自治共和国和联邦政权的高官们，他们发达的需求与苏联的平均主义思想针锋相对，致使他们进行违法的经济活动。隐性经济为他们提供了虽然违法但却能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
苏联所有制模式自斯大林时代建立起来之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变化始终都没有触动以“大、公、纯”为特点的所有制形式。苏联“纯”的公有制是苏联所有制模式的独特之处。1977年以前在苏联国民收入统计中，还有0.l%的私有制经济，在1977年以后把0.1%的私有制经济也消灭了，可见“纯”度之高。[5]
个体经济，指在劳动者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从事个体劳动和个体经营的私有制经济。个体经济具有规模小、操作方便、经营灵活等特点。相对于主体经济而言它虽然具有从属性，但它对国家和大型企业难以涉足的领域，在充足人民生活需求、扩大就业、促进国民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在1982年就将发展和保护个人经济列入宪法。江泽民主席在十六大报告中强调:“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而苏联始终无法克服发展私有、合作经营模式的思想和心理障碍。而发展个体经济恰恰是克服隐性经济的重要方法之一。个体经济在苏联就像微露水面的浮冰一样，忽隐忽现。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促进个体经济发展，但没有以法律的形式承认个体经济的合法性。而在斯大林产品经济和高度集中的观念里根本不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在其农业全盘集体化的指示下，甚至消灭了“个体农民作为以私有制和小商品生产为经济基础的资本主义阶级”[6]。集体农庄和国有农场职工经营的个人副业一般与生产农产品相联系。这种个人所有制仅仅是物化收入的所有。即便如此，个人副业长期以来在苏联农业产品供应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材料，1953年个人副业生产的农产品占全苏联总产量的比重是:肉为52%，奶为67%，蛋为85%，土豆为72%，蔬菜为48%。[7]由此可见，个人副业在苏联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苏联法律出于自身经济发展的考虑，虽然最初的1936年宪法允许家庭手工业及其他小规模个体经营存在，承认每个苏联公民拥有独立劳动和组织家庭劳动的权利，但实际上也仅仅是擦皮鞋和修鞋业而已。由此可见，个体经济在苏联早期宪法中是被排除在外的。
在这段时期内，人民的生活需求得不到满足，个体经济的发展受到极力限制。使苏联公民作为自然人的生存受到挑战，从而迫使国家法律之外的影子经营悄悄生成。这个时期内隐性经济所提供的是高质量的服务和产品，它的存在显然对苏联国民经济的缺陷起到及时和必要的补充，对和平时期苏联采取军事经济政策所造成的国家利益和公民利益之间的矛盾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
第二阶段(1986年到苏联解体之前)
前面我们跨越历史的长河，见证了个体经济在苏联谋取合法地位的艰难历程。以《苏联个体劳动法》的颁布为转折点，个体经济立法的缺失已不是隐性经济发展的主要根源。但据一些数据统计显示，隐性经济的数量没有因此而呈下降趋势。这就需要我们站在新的历史时期，站在新的立足点上对这段时期苏联隐性经济成因作进一步的分析。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就个体经济问题在苏共二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国家将促进满足居民需求和提供服务的各种形式的发展。在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进一步阐述了发展个体经济的必要性，指出在过去相当长时期内，“对待个人副业和个体劳动的看法上发生了严重的误解，这也造成了经济上和社会上的不小损失”。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最终于1986年11月19日苏联第十一届最高苏维埃第六次会议上通过了《苏联个体劳动法》，并于1987年5月1日开始实施。它是苏联调整个体经济最重要的法律，是苏联个体经济领域的基本法。为了落实《苏联个体劳动法》，1987年2月苏联国家劳动委员会、财政部和司法部依法批准了《关于使用苏联个体劳动活动法某些规定的说明》，随后又出台了《从事个体劳动活动的退休金领取者的支付范围的决议》等。[8]个体劳动活动法及相关政策法规的公布使个体劳动者能够公开、大胆、合法地从事个体经济。从而使那些不纳税不注册的个体经营由“地下”转入正轨。
1987年苏联个体劳动法颁布后，苏联的个体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据苏联《经济科学》1988年第11期报道，1987年1月到1988年7月共一年半时间内，法律允许范围内从事个体经济的劳动者数量就增加了4倍。波及面已从农村的个人副业扩大到城市的个体劳动。但现实中个体经济的发展和管理也同时存在着众多问题。这些问题成为苏联隐性经济得以继续甚至扩大的原因。
第一，逃避权力机关的索贿。长期以来的思想禁锢，社会上对个体经济存在偏见。一些管理部门在发放营业执照时设置层层关卡、拖延或以各种借口拒发个体营业执照。有些主管部门借手中权力索取贿赂。即使在大力发展个体经济的社会大背景下，一些个体经营也被迫转入“地下”。
第二，逃避高额税收。在1985年从事个体经营的行业里，牙医占1122人，按法律规定该行业上缴所得税金应为29.2%;各类辅导班的教师人数为1252，上缴所得税金为18.6%;而个人房屋出租人数达到152.4万人，上缴所得税率为15.0%。[9]我们将各行业须上缴的法定税率与个体经营人数对比之后可见，在官方注册的个体经营人数的多少取决于该行业须上缴所得税率的高低。税率越高，缴税人数就越少，非法从事该行业经营的人数就越多。为达到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利润的目的，一些个体经营者还采取一人申请营业执照，多人参与的方式减少纳税额或直接偷税漏税。[10]
第三，个体经营相对高收入的魅力吸引国有单位职工不安心本职工作，将主要精力放在第二职业上。甚至借助工作便利，窃取国家公共财产、占用工作时间使用单位工具为个人经营所用。
以上出现在个体经济发展和管理上的问题成为苏联后期隐性经济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尤其在国家放开经营模式，而相应法规滞后的社会环境里，人们争先恐后、不择手段以最小的成本达到快速赚取高额利润的现象已屡见不鲜。据估计，个体经济中存在的影子行为给苏联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为20亿—24亿卢布。
但以上并不表明，1986年后供需矛盾的问题已不是隐性经济存在的原因。恰恰相反，我们从前面列举的数据中可以看到，苏联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所造成的供需不平衡到80年代还在继续加大。而在此基础上，个体经济发展中的管理问题突显，相关法律法规滞后，使得这一时期隐性经济的发展更加难以规制、更加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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