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不同角度观察到，隐性经济具有不同的特征。例如:法学家主要关注其中经营主体是否违反国家法律。刑侦学家留意于其是否有经济犯罪，社会学家研究在社会关系中隐性经济所起的消极作用，劳动法专家则观测劳动关系中潜伏的不合理现象，哲学家则从道德伦理角度观察隐性经济，等等。其中从法律的角度来定义隐性经济的占多数，认为隐性经济是违反现行法律的经济关系，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负面现象，是次生品。
在经济分析中法律关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却无法具体化。因此，综合性地考察隐性经济只能从制度学切入。
社会游戏规则是制度学中的专有名词。即，人们认可的、用以限制和指导个体行为及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套行为规则。制度的表现形式不仅仅局限于法律条款，还包括非条款的形式。制度主义避免了经济决定论的局限。使得在考察隐性经济时，将其经济因素(市场经济的环境、获取高额利润、竞争环境的刺激等)与非经济因素(经营的法律和道德基础、历史传统、民族特性等)结合起来。制度学的方法从经济和非经济因素更加综合地观察国家对隐性经济的作用。因此，制度学的方法能更有效地考察隐性经济。
以制度学为出发点，借用历史研究的方法有助于我们揭示市场经济体系中隐性经济结构的客观特点，有助于研究作为市场经济子系统的隐性经济。
对市场经济历史演进的考察有利于我们观察隐性经济各种形式的诱因。隐性经济是与商品货币关系同时产生的。例如，货币一出现，就出现了造假币的现象。国家刚一开始收税，随之就出现了逃税。关卡一出现，接着就出现了贪污受贿。
在限制不正当经营的国家法律没有出现之前，宗教教义在这方面发挥着极大的作用。道德标准都是建立在宗教教义教规之上(不能杀人、不能盗窃等)。根据伊斯兰教规，小偷是要被剔除手骨的。伊斯兰教反对放高利贷。随之，出现了国家法规和制度以制约隐性经济。
市场经济的历史演化对研究隐性经济的由来有着间接的关系。
希腊思想家Ксенофонт(前430—前355年)将经济这个名词引入科学研究当中。柏拉图反对在资本积累和放高利贷中使用货币。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在古代社会的商品货币形式中就已经出现了资本。他分离出两种经济活动形式:一种是获取利益，积累财富的行为;另一种被他称为经济，指的是为家庭和国家谋取财富(福利)的活动。亚里士多德认为第一种经济活动形式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他认为，利息是一种极端反自然的获利形式，会引起社会公愤。他认为，钱最多可用来交换而不能用来再生钱。
15—18世纪，原始资本积累的第一个时段，宗教教义的影响已经弱化。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对拉美殖民地国家的掠夺式贸易，被马克思称之为原始资本的积累，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肮脏的血。在这个历史时段，海上贸易、海盗行径、侵占土著居民的土地等经营行为被认为是合法的举动。
18世纪是商业道德和个人自由及权利不可侵犯观念的形成时期，即指的是人类关于经济活动自由观念的形成时期。个人利己主义至上的社会思想改变了天主教所倡导的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斯密认为，经商者行为的主要动机是贪婪利益。而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能协调经济行为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矛盾。在斯密看来，经济主体应是有责任心的经理人，会以其善心对待其他人。在其行为中不可能有我们今天说的隐性经济。斯密认为，至于影子雇工只是习惯和本能使然。资本增长的间接原因是企业主的节约而非工人热爱劳动。虽然，劳动可以致富，但如果不节约不积累，资本根本不会增长。斯密同时认为，利己是人的本性，是社会进步的源泉。每个自然人的私利可以积累社会的财富，因此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应控制在最低，其主要职能应限于保障国土安全、司法及维持社会基础设施和行政管理。
到20世纪，隐性经济还是没有被学界重视，对隐性经济的认识只停留在将其界定为违法行为的层面上。20世纪的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人们对隐性经济开始投以更多的注意力。(www.xing528.com)
隐性经济首先在发展中国家被发现。1971年英国社会学家哈特在研究加纳城市贫民区过程中，发现这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居民在很大程度上和官方经济体系没有任何联系。这个国家的城市经济大部分是小手工匠、渔民或是日常用品的买卖和简单交通运输服务。这些经营不在任何部门进行注册，也不上税。哈特在其研究中引入了“非正式经济”这一名词。他指出，被官方经济所遗弃的城市下层居民寻找非正式的办法以增加个人收入。最终哈特得出结论，他认为事实上失业者并没有失业，相反，他们积极地工作着，而且常常兼职几份工作，但其收入比起正式职业所得却更加没有保障和规律。[51]哈特在周边的哥伦比亚、肯尼亚等国也进行了类似考察。
关于对发展中国家隐性经济的调查研究的专著首推秘鲁经济学家Эрнандо де Сото于1989年出版的《另一条路》。他称，该书的写作目的是为了说明秘鲁居民将经济活动中48%和61.2%的工作时间都投入了隐性经济，使得隐性经济占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38.9%的原因何在。至于为什么生产力只有正规经济的三分之一的隐性经济能够继续扩大，甚至于到2000年能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61.3%，Эрнандо де Сото认为，隐性经济是人民面对腐败政府无力满足贫困大众的基础生活需求而产生的自发性和创造性的反应。
总之，在发展中国家非正式经济是社会经济动荡的缓冲器，能够拯救广大贫困阶层并使之存活下来。
到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至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和政治家开始意识到，现实中的经济活动比正式统计的要活跃。用数量统计测量隐性经济的方法在当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早期对隐性经济研究的学者当中，Фейг的研究报告关于美国隐性经济占到国民生产总值1/3的结论在当时引起了轰动。美国议会就该问题进行了专门的听证会。Фейг所统计到的隐性经济的数据和方法等研究成果，在修改和完善美国国家统计体系中得到了应用。
同时包括腐败敲诈等经济犯罪的问题研究作为隐性经济的分支也广泛展开。
以行政命令的中央计划经济为体制的苏联是否存在隐性经济问题也开始纳入一些国家学者的研究视野。1977年美国苏联问题专家Г.Гроссман发表了题为《独联体的第二经济》的文章。到80年代，苏联学者们开始注意到，在全盘计划性和调节性经济模式下实际上还隐藏着混合型经济体系，其中非正式生产在各个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不次于正式生产。90年代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隐性经济的大规模增长成为俄罗斯经济转型国家所面临的严重问题。
英国社会学家Т.Шанин研究了经营形式的第二对立理论，第二对立理论即指的是那种区别于现存统治体系的、具有自动性的经济模式。即使这种经济模式处于经济体系的边缘，它也不会消亡，而会不断显示出其旺盛的生命力。他指出，我们面临的是存在于各个国家经济中的现实问题，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
在俄罗斯学界早期对隐性经济问题研究中，也表现出对隐性经济进行阶级划分的趋向。以Осипенко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隐性经济是一种经济组成，它充斥于不同类型的生产关系中: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52]
Шулус更加确定地认为，隐性经济偏向存在于资本主义体系中。隐性经济则首先是半地下的资本主义。[53]
上面的分析试图从阶级划分来断定隐性经济的含义。他们认为隐性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组成部分。隐性经济客观上属于市场经济的现象，而市场经济在以前社会主义国家习惯称之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以，隐性经济存在于世界所有国家。可见，从政治经济、从阶级划分的角度考察隐性经济并没有考虑到隐性经济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的共性。
因此，隐性经济活动不仅存在于东西半球，还存在于南北半球。他存在于各个不同经济体制的国家，市场经济、计划经济或是转型经济。不仅在当代经济模式中存在隐性经济，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品货币产生之时，而且在未来也未必能够消亡。它与正式经济并行，构成了具有特殊社会经济关系的市场经济框架内的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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