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研究现状
中国学术界对隐性经济的研究是伴随着1979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经济多元化、利益多元化,隐性经济急剧膨胀而开始的。到目前为止,学界对隐性经济(地下经济)的研究还处于认识和探索阶段。本阶段主要以对国外研究成果的介绍为主,如黄小平等翻译的《地下黑经济》(李朴·班·维克尔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L.法伊格编著、郑介甫等翻译的《地下经济学》,翟祥龙翻译、龚亚铎校译的《隐性经济及其计算方法》(〔瑞〕,维·波梅雷纳,布·弗赖著)。
中国学者研究地下经济的问鼎之作可推著名的中国学者夏兴园主编的《中国地下经济问题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以及黄苇町的《中国的隐性经济》(中国商业出版社,1996年)。这两部著作对中国的地下经济的估计、测度方法及剔除地下经济的策略等做了较为系统的论述。[37][38]除此之外,大量关于中国地下经济的文章、论文不在少数,如在《“地下经济”成因的制度分析》(王剑江,《西伯利亚研究》,2005年第6期)一文中作者详细阐述了有关制度诱因的种种情况。江西财经大学张迎春的硕士论文《地下经济规模估测方法研究》、2007年李联刚的《我国转型时期城市社区中的非正规经济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徐象取的《我国地下经济规模估测及周期性分析》、厦门大学葛亮的《中国地下经济问题研究》等对中国存在的地下经济的分类、运行机制、原因及造成的危害进行了阐述,对认识俄罗斯隐性经济有极大的借鉴作用。
中国学界对俄罗斯隐性经济的介绍性文章也主要出现在俄罗斯私有化后期。隐性经济的影响使得人们必须去重视它的存在时,各种期刊上的相关论文已不在少数。如,宋景义、范敬春的《俄罗斯经济转轨过程中的隐性经济》、曹英华的《俄罗斯不同时期的“隐性经济”比较》。在文中,曹英华认为隐性经济一直是苏联和俄罗斯经济的伴生物,在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下的成因、表象、运行机制和功能有着明显的不同,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内在关联性。[39]王剑江在《“地下经济”成因的制度分析——以俄罗斯“隐性经济”为例》一文中详细论述了隐性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制度性因素。时映梅在《俄罗斯隐性经济结构属性分析》中,从合法性角度对隐性经济结构进行了详细系统的划分,使我们对隐性经济的结构划分又多了一个角度。[40]隐性经济自产生之时起就发挥着一定的经济功能,在俄罗斯经济转型期,影子进一步蔓延超出了经济框架,其机制和规范渗透到社会所有领域。其中,腐败贯穿了隐性经济的全过程,并与其相辅相生。在文章《俄罗斯的影子经济与腐败》中,冯佩成对影子的本质进行了揭示,并阐述了影子机制化与腐败的关系,及普京政府治理腐败的措施和意义。[41]除此之外,有关俄罗斯隐性经济的学生经济类硕士论文有2005年吉林大学姜永铭的《俄罗斯影子经济问题研究》、2006年外交学院刘新宇的《俄罗斯影子经济研究》等。(www.xing528.com)
在中国学界有关论述俄罗斯隐性经济的专著还未曾出现,但关于苏联经济体制及其经济转型研究的论著俯拾皆是,为俄罗斯隐性经济研究提供了可贵的理论支持。200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经济转型》是以描述俄罗斯及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制度变迁为核心,分析并评价了这些国家的社会转型的起因、动力、路径及转型过程和结果。[42]
从历史角度论述苏俄经济体制的有陆南泉的《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从列宁到普京》,该论著以史料为依托,客观论述了从列宁到普京执政苏俄各个时期经济体制的形成、发展僵化到私有化的演变过程,并分析了其原因及影响俄经济体制转型的各种难题。[43]该专著给读者展现了一个长时段的完整的苏俄经济体制的发展轮廓,为俄罗斯隐性经济的形成提供了制度因素分析的借鉴。
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包括在苏联、东欧及中国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涵盖了全球近四分之一人口的经济改革实践同时也引起经济学界的重视,导致了经济学的发展,从而在经济学领域诞生了一门新学科——转型经济学。转型经济学是以研究20世纪末的经济转型国家为研究对象,以研究体制转变对转型国家实现长期经济发展的促进为重点的新兴学科。其中,2007年由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的景维民、孙景宇等编著的《转型经济学》是最新的转型经济学力作,它对经济转型成功与经济转型方式选择、转型中市场秩序的构建、转型中的政府、市场及企业状况及其经济转型绩效等的论述,为研究俄罗斯转型期隐性经济的扩大及其原因提供了经济学理论的有力支撑。[44]总的来说,中国学界在隐性经济(地下经济)的研究理论上没有大的突破,主要是在国外研究基础之上,对中国存在的隐性经济的诱因和治理方法提出不同于国外的论点。对隐性经济与腐败的关系有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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