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俄罗斯学界研究现状
隐性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引起俄罗斯学术界的注意。该时期的主要学者有Осипенко О.,Шулус А.,И.Г.Райга,А.И.Гурова,Т.И.Корягина,В.О.Исправников等。他们认为,俄罗斯隐性经济就是在这段时期由于社会经济制度体系的缺陷而产生并逐渐壮大。[26]
Корягина在“Тене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в СССР(анализ,оценки,прогнозы)”一文中除了对隐性经济的分类进行叙述之外,主要对苏联不同时期导致隐性经济产生的历史根源做了分析。他认为,苏联时期制度性缺陷是隐性经济产生的根源,而后与苏联后期管理机制的不完善叠加使得隐性经济规模进一步扩大。同时他对苏联后期存在于各国民经济领域的隐性经济规模做了评估。最后预测了隐性经济对苏联发展的影响。[27]除此之外,一些著名学者还认为治理隐性经济的主要手段是将当时的经济体制改革为“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28]。
随着俄罗斯私有化的推进,俄罗斯隐性经济的发展态势不但没有像某些学者们所说的那样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而减缓,反而更加系统化、规模化。隐性经济迅速膨胀并在更多领域中衍生开来,造成的危害以乘数激增。俄罗斯隐性经济的发展颠覆了一些经济学家们关于隐性经济是短缺经济产物的论断,人们开始重新探寻导致隐性经济产生发展的原因。隐性经济现象不仅引起国家和社会的注意,学术界对隐性经济的研究工作也广泛展开。
与西方学者已经开始借助经济数学模型对隐性经济进行研究相比,俄罗斯的研究多为对隐性经济的成因、影响及治理的描述性研究。在俄罗斯对隐性经济问题研究最为著名的机构是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1997年该校成立了隐性经济系统实验室(Лаборатория теневы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систем),1999年该实验室正式更名为“非法经济活动研究中心”。该中心的工作主要是在理论研究方法上对非法经济、腐败等问题进行探索,并为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和立法提供建议。中心成立的另一个主要作用是组织和协调俄罗斯国内该领域相关科研院所的科学研究活动。该中心发行学刊《犯罪的经济学理论》,将俄罗斯隐性经济研究推向了一个高潮。从1999年始,中心在Д.К.Макартуров基金和全俄社会意见调查中心的财政支持下,对隐性经济、非法贸易和有组织犯罪等问题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调查,掌握有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调查资料。同时,通过中心刊物大量介绍西方学界的隐性经济理论和苏俄隐性经济研究成果,并发表俄罗斯学者的相关研究现状。非法经济活动研究中心院长Jl.M.Тимофеев,政治学教授Клямкин И.М,经济学副博士、副教授Ю.В.Латов等都是目前俄罗斯隐性经济问题研究的专家。
俄罗斯学界通过研究对本国隐性经济进行了分析,具体归纳如下:
(一)对俄罗斯隐性经济的分类研究
在此项研究中以А.Каценелинбойген最为著名。从影子行为主体的主观意识、行为过程和结果、生产资料的来源、所得资金使用等的合法性及在法律范畴中对隐性经济进行了归类,并将独联体时期的经济划分为合法、半合法和非法市场,在每个分类中又划分出若干子市场,并且根据合法性用不同的色彩加以表示。
经济学家拉托夫在《全球的历史的现象——隐性经济》一文中论述了隐性经济与国企、享有特权的垄断企业、地方行会及跨国集团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隐性经济的发展历史作为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史的组成部分,反映了社会经济体系历史演变的普遍规律。隐性经济发展水平取决于经济活动规则的制定,在经济转型期间隐性经济规模往往会空前扩大。隐性经济的结构能够直接反映出社会经济制度的结构。在他的文章《俄罗斯后苏联时期的有组织犯罪:国中之国?》中描述了有组织犯罪集团作为社会经济现象所具有的最普遍的标志,随后论证了改革中国家经济职能对促生犯罪集团所起的作用。[29]РозмаинскийИ.В.在《隐性经济的扩大和“货币退化”:破坏性关系》一文中从经济学角度论证了隐性经济的扩大对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造成了极端恶劣影响。这种影响的机制与隐性经济活动的特殊融资方式有关,即隐性经济的扩大改变了国家货币体系,尤其是资金流转。这些变化对经济和技术的发展造成直接负面的影响。[30]
Нестик Т.А.从社会学视角对腐败进行了论述。他认为腐败不是两方面积极的互动行为而至少是三方面的行为。在宏观社会学层面上是国家、经济和社会,其直接参与者是官员、企业家和另一个看不见的主体。他们是任一不合法经济行为合法化的依靠。并对俄罗斯公众意识中不合法经济行为合法化及政府捕获问题进行了阐述。
Андрненко Ю.В.、Аренд Р.从刑事犯罪角度用大量数据图表对俄罗斯转型期集团犯罪行为的发展程度和动态进行了描述。并对各地区犯罪集团之间的差异做了比较。经过对转型期国家司法行为的分析,他认为,转型期生活水平的下降、失业率增加、隐性经济的膨胀及道德弱化造成了犯罪数量的增加。(www.xing528.com)
(三)对存在于不同社会领域及全俄各地区的隐性经济规模进行了估测
由Игор Клямкин、Лев Тимофеев主编,莫斯科国力人文大学隐性经济研究中心于2000年出版了《灰色俄罗斯》一书。该书对存在于各行业隐性经济形式的描述是目前相关著作中最全面的。作者重点分析了隐性经济的成因和运行机制,认为:由于市场经济关系的“过于”发达,即使连居民理应享有的社会保障都变成了商品来买卖,致使隐性经济在俄罗斯普遍存在。而治理影子的主要方法就是为其合法存在创造有利条件。
在地区性隐性经济研究方面较为著名的是圣彼得堡大学经济学家И.И.Елисеева和Н.В.Бурова。她们对圣彼得堡地区和加里宁格勒地区隐性经济的研究取得很大成果。由此,俄罗斯学者们也认识到,对俄罗斯各个地区隐性经济的单独研究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隐性经济的不同表现形式和地区差异,不仅可以总结个案得出俄罗斯隐性经济的共性,而且可以因地制宜对解决该地区这一现象具有更大的指导意义。远东地区、莫斯科地区、圣彼得堡地区、加里宁格勒地区等地区逐渐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
(四)对于俄罗斯隐性经济系统性及规模的实践性研究
俄罗斯经济学家Л.М.季莫费耶夫在研究农业生产部门的隐性经济活动中证明隐性经济具有系统性。正如季莫费耶夫所说,今天俄罗斯的农业对合法的劳动力、资本和劳动工具市场的依赖程度“远不如对高度发达的隐性经济的依赖。在不完善的直接调节的所有制关系中,官方规定外的活动成为唯一可以少量赢利的可能。为了使自己的经济得以生存,不仅农场主,甚至几乎每一个农民也广泛进行隐性经济活动”[31]。
Голованов Н.М.、ПерекисловВ.Е.、ФадеевВ.А.编著的《隐性经济和犯罪收入的合法化》一书中系统地完整地估算了隐性经济的各项指标。以此为基础对正式经济和隐性经济的发展进行了比较性分析。[32]
В.Попов总结了国际上应用广泛的统计方法,如特殊指标法、软模型法(通过对影子要素的分析得出其规模的大小)、结构法(利用隐性经济在各经济领域规模的统计法)和混合法。俄罗斯测量隐性经济规模采用的方法是由俄罗斯国家统计部门与意大利合作研制的TACИС“影子数据统计”法,并于1998年开始于莫斯科州、鞑靼斯坦共和国等地实施。目前俄罗斯国家统计局没有将不合法经济(如犯罪经济)纳入统计。而所统计的隐性经济主要指的是传统的统计方法暂时还无法统计的合法的经济行为。[33]最后Попов对所得结论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俄罗斯在隐性经济规模统计方面存在的问题。[34]
Строк В.В认为俄罗斯隐性经济在各地区的发展规模各异,因此在总结统计地区数据差异的基础上对各地区的隐性经济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性描述。例如:某些地区的生产并非是隐蔽性生产,而是具有刑事犯罪性质;某一地区的隐性经济行为集中表现为对矿产资源的开发交易;等等。并就同一地区正式经济和隐性经济行为的某些指标进行了对比。[35]
(五)对俄罗斯隐性经济的影响与治理对策的研究
对于隐性经济的影响,俄罗斯学者们各执己见。早期的一些学者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隐性经济在苏联经济短缺时期和俄罗斯经济危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认为它弥补了制度性短缺所造成的社会危机,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如В.В.科列斯尼科夫认为,隐性经济帮助俄罗斯经济和居民走出了危机,因此现代俄罗斯的隐性经济是平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工具。今天隐性经济现象深入到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各个层面,以至于合法经济离开,与其并存的隐性经济就无法存在。[36]而大多数学者认为隐性经济更多地表现出离散作用,是俄罗斯健康市场经济形成的严重障碍、是社会两极分化的主要因素。在最新的隐性经济研究成果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隐性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和社会现象在不同时期所表现出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程度有所不同。
综上所述,俄罗斯学界对隐形经济的研究呈现出从全国整体到局部地区、从宏观经济到微观经济领域分析的态势。就隐性经济存在的原因,俄罗斯学界也是各执己见。有人认为是苏联体制缺陷导致的后果,有人认为是市场经济改革所引起的灾祸。随着俄罗斯改革的深入,人们开始探究隐性经济存在的深层次原因。在治理和消除隐性经济的道路选择上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应该把隐性经济全部合法化,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发展的轨道;另一部分则认为应以强硬手段取缔隐性经济,强化国家机器职能,严厉打击隐性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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