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隐性经济研究成果

一、西方国家研究状况

西方学术界对于苏联隐性经济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其研究角度涉猎十分广泛，主要包括:

(一)隐性经济的结构和规模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苏联问题专家格罗斯曼·G的文章《Second Economy of the USSR》开创了西方系统研究社会主义阵营隐性经济的先河。格罗斯曼在文中将隐性经济定义为包括所有为满足私利或违反现行法律的生产和交易。他对隐性经济中的非正规经济、虚报经济和地下经济加以区分，并详细论述了前两种类型。同时他认为在苏联体制内部存在大量的贿赂行为，该行为是腐败的一种表现。^[10]到20世纪80年代初，一些国家联合组织了科研小组，专门研究隐性经济存在的领域、规模和发展趋势。其中，格罗斯曼和助手在美国官方的协助下对美国的苏联移民进行了问卷调查，以求证苏联的“隐性经济”的状况，并发表了题为“Measuring Hidden Personal Incomes in the USSR//The Unofficial Economy”的文章，文中格罗斯曼首先详细分析了导致苏联隐性经济发展的原因。其次，就苏联国外移民问卷调查等问题进行了阐述。最后通过调查问卷和对苏联居民农产品的生产和出售所得的统计得出苏联隐性经济的规模。^[11]

英国经济学家Wiles搜集了1984年各国著名学者在参加意大利国际隐性经济会议上的论点，出版了著作《隐性经济在不同经济体制下的构成与前景》。^[12]他指出，各国学者所提到的隐性经济存在定义上的差异。所谓的“非法经济”、“犯罪经济”“被禁止经济”、“灰色经济”所指内容不同。他认为道德因素是导致隐性经济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从统计学角度列举了一些影子收入的标志(利用工作时间干私活等)。最后，Wiles提出了一些影子利润的来源。如逃税、逃避价格检查等类型的具体行为。

荷兰莱顿大学经济学家Feldbrugge F.在自己的著作中阐述了独联体隐性经济的规模，并就其在苏联经济中的地位进行了论述。在文中作者指出，由于第一手资料的匮乏和对研究客体范围的不确定致使对苏联隐性经济规模的测量存在一定难度。在Ofer G.，Wiles P.(苏联问题专家)统计数据和苏联官方统计数据的基础上Feldbrugge认为苏联隐性经济收入占到其人均收入的12%～13%^[13][14]。他认为，测量隐性经济在整体经济中所占的分量固然重要，但存在难度。而对于各个经济领域内隐性经济规模的估计则相对简单些。他引用了美国经济学家Hearn所搜集的苏联媒体的报道数据证明，在苏联很多领域中隐性经济已经占据了正式经济的立足之地。例如，莫斯科80%的房屋修缮是由隐性经济来提供。而在1971年的奥姆斯克市仅有13.5%的汽油用量来自于国家正式部门。^[15]作者同时指出在苏联存在隐性经济与官方经济共生的现象。隐性经济已成为苏联居民认可的行为。从而，使得将隐性经济从官方经济中区分出来更加困难。对于苏联隐性经济的前景问题，作者认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隐性经济的规模更为广泛，但苏联出于政治性目的对自己国家的隐性经济现象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而隐性经济的存在是居民对国家过分干预的反抗，因此，“看似合理的苏联计划经济诞生了看似不合理的隐性经济”^[16]。

(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隐性经济比较研究

在同一时期，德国杜伊斯堡大学教授卡塞尔等一些西方学者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隐性经济相关问题的研究，主要借助详实的统计数据就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下存在的隐性经济产生的原因、规模及其作用进行了比较性分析，并将隐性经济作为社会经济体系中的有限成分对其作用进行了解读。^[17]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Portes和Borocz认为隐性经济不仅存在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中，而且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存在。而前者存在的隐性经济是市场力量与政府干预的结果。而社会主义国家隐性经济产生的原因则是官僚主义的计划体制和弥漫全国的资金、商品和劳动力的短缺。他认为“隐性经济是对刻板的计划经济的部分纠正”。同时他指出，资本主义国家隐性经济存在于国家对劳动力、商品和资本调控之外的商品生产流通和服务中，而社会主义国家的隐性经济还存在于国家直接监控下的领域内。Portes和Borocz对不同体制下隐性经济的研究被认为是该方向的首创。^[18]

(三)俄罗斯后苏联时期隐性经济的特点

美国社会学家Leiter和Tedstrom对俄罗斯隐性经济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撰写了“Russia's Informal Economy:A Framework for Analysis”。作者认为隐性经济是未列入统计的合法经济行为，其中不包括法律禁止的商品生产和服务，如毒品、卖淫等。而区分不同国家隐性经济关系的特点有助于分析其形成原因，对进一步用不同的适当的方法测量隐性经济行为的规模，分析该时期经济体系甚至对社会和经济的整体性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Leiter和Tedstrom将存在隐性经济的国家分为: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国家三种类型。作者就隐性经济的主体、目的和活动形式为内容，对以上三种类型国家中的隐性经济进行了对比和分析。在对俄罗斯隐性经济特点的分析中认为具有以下特点:国家隐性经济行为与非国家隐性经济紧密交织在一起，影子行为的规模和形式很难确定，隐性经济与刑事犯罪联系弱，官方与非官方经济关系密切，隐性经济活动利用国家福利与国家补贴。最后对俄罗斯隐性经济特点的形成原因、表现形式及其规模做了论述。^[19](www.xing528.com)

来泽尔(芝加哥大学)作为从经济法律角度研究经济转轨国家的著名专家，在文章《俄罗斯转轨时期的腐败和有组织犯罪》中对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经济犯罪化进行了全面论述。文中讲到，根据官方统计数据，有组织的犯罪集团从1990年的785个发展到1995年的8000个。国家政府甚至是司法机关的腐败已司空见惯。因此来泽尔认为俄罗斯的经济犯罪首先应与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和腐败相联系，而在俄罗斯的转型期政府官员和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界限难以划清。来泽尔分析了俄罗斯转型期腐败和有组织犯罪的发展所造成的正反两面影响，如可增强公务人员工作积极性、可以逃避不必要的规定、提高法律的灵活性等等正面作用;负面影响为犯罪率增高、动摇国家政治经济的稳定性等。来泽尔指出，1997年以来俄罗斯政府为了打击腐败采取了诸如取消某些关税的优惠政策，施行高级官员个人财产申报，征收个人所得税等措施，向治理腐败迈出了一步。^[20]

(四)理论研究角度

英国经济学家巴特沃斯在其论著中阐述分析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下，隐性经济市场中价值形成机制的因素。^[21]

(五)俄罗斯讹诈性隐性经济形成的原因

Anderson(美国斯坦福大学犯罪学经济学家)作为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有组织犯罪的著名专家，其文章《红色黑社会——共产主义的遗产》对研究俄罗斯后苏联时期的隐性经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作者明确指出有组织犯罪并非指的是诸如抢劫银行这类的一般刑事犯罪行为。他认为俄罗斯经济犯罪化是由于有组织犯罪的规则广泛渗入到合法经济中。黑社会组织的操控严重阻碍了合法市场经济的发展。作者认为有组织犯罪产生的主要条件有三个:国家政权公信度的下降、盛行于国家权力机构中的官僚主义及非法市场所产生的丰厚利润。其中前两个是苏联黑社会产生的主要原因。非法经济的存在形成了国家企业内部的影子关系;为了私利和企业利益存在于国企和私企中的贿赂和敲诈成为各经济领域的必要组成部分;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式计划经济体制和官僚机构促进了影子关系的发展。根据官方数据，他指出1993年犯罪集团数量由2600激增到3000个。当时俄大城市中70%～80%的私企和商业银行需向犯罪集团缴纳的保护费占到其收入的10%～20%。由此作者认为，现代俄罗斯普遍存在的经济刑事犯罪大规模地使用暴力占有市场和领地，因此它不同于西方的原始资本积累，而是有组织犯罪的早期发展阶段。政府腐败与黑社会的联盟使得黑社会体系发展更加牢固。^[22]

Feuge Edgar在文章《非法行为和制度变迁:转型经济中的生产、敲诈和庇护》中的观点弥补了以往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所忽视的不同国家体制的区别。他认为道格拉斯·诺斯的“经济结果对现行制度具有高度的依赖性”的观点同样适用于转型国家。^[23]法伊格以俄罗斯为例从制度视角对一些国家存在于后社会主义时期的不合法经济提出了科学的分析方法论。对制度的变迁、产权和腐败进行了概述。在总结分析了众多经济学家们对苏联解体后国家不合法经济成因之后，法伊格认为改革的成败取决于确定生产、保护和掠夺行为的制度传统的变化。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家Fish在发表的文章中论述了俄罗斯转型时期存在的刑事诈骗现象。他认为引起该现象的原因是:丰富的矿产资源潜藏的利益、国家的私有化、毫无规制的自由化、道德的真空和居民生活的贫瘠。Fish还将俄罗斯的经济诈骗现象与其他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状况进行了对比。^[24]

(六)腐败

法国学者Mendas和Kramer对叶利钦时期俄罗斯腐败做了描述。认为苏联遗留给俄罗斯的腐败表现在三个方面:俄罗斯存在众多的靠寻租获取利益且不受监督的官员;隐性经济举足轻重，合法与非法行为难以区分;从苏联时期就保留下来的政治经济的高度统一使得现代俄罗斯的政治与经济界精英互相依存。Mendas将俄罗斯的状况总结为国弱而政府强。强大的政府保护了广大官员的利益，官员的权力不会因经济自由化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分崩离析而有丝毫的减弱。^[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