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研究现状：揭秘俄罗斯隐性经济问题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状况

隐性经济现象在各个国家的称谓有所不同:在英国称之为“隐形经济”，印度称为“黑色经济”，北欧各国则称为“非正规经济”，在美国、意大利、中国等国家称之为“地下经济”。苏联等东欧国家则普遍称之为“隐性经济”，而在俄罗斯该经济活动现象被称为“第二经济”、“非正式经济”、“隐性经济”，其中“隐性经济”最为普遍，而在国际上则统称为“地下经济”。该经济现象自国家产生之日起便存在于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但由于国家对经济的监管匮乏及隐性经济的规模较小等原因，没有引起人们对该现象的注意。二战后，由于繁荣背后的通货膨胀、劳动生产率和就业率的不断下降等自行矛盾的现象，使得经济学家们无法用已有的宏观经济理论进行解释。由此，经济学家将注意力转移到将总供需关系放在“地上”与“地下”这两个层面上进行考量。

从理论角度对隐性经济现象进行评述的著名论著首推David C.Colunder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寻租与地下经济活动分析》。在其中，作者从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高度对地下经济活动与寻租理论进行了理论上的评价。^[5]由埃德加·L.法伊格编著的论文集《地下经济学》对西方学者T.Alford，Richard.D.Porter，Bruno.S.Frey等人的论文进行整理汇编，成为比较系统地全面地研究地下经济的权威性论著。该论文集就地下经济的测度模型和方法，在宏观经济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性，地下经济与经济周期性运动的关系及计划经济体制国家中的地下经济等问题做了详细阐述。^[6]

在对隐性经济规模测量的实践研究方面首推Tanzi，他于1980年率先采用货币需求法对地下经济规模进行测算，Schneider于1986年使用同样方法对OECD国家的地下经济规模进行了估计;Lacko和Maria(1999)运用实际投入法对OECD国家的地下经济规模进行测算;Michael Pickhardt和Jordi Sardà Pons(2004)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重新对德国、西班牙的地下经济规模做了测算。^[7](www.xing528.com)

此外，对于发展中国家隐性经济问题研究首推哈特。经过对加纳首都阿克拉的调查研究，哈特得出隐性经济产生的三个重要原因:一、办理经营注册手续很复杂。二、税收高。哈特的一系列调查研究表明，纳税的花费往往比在同一领域不合法经营的成本高出几倍。三、完成行政机关命令的成本过高。企业管理人员40%的工作时间都花费在完成行政机关的各项规定上。因此，为了降低成本，隐性经济主体偏向于选择行贿或交纳保护费的方式逃税或从事其他违法活动。^[8]

秘鲁社会活动家德·索托领导自由民主研究所对不合法经济成分出现的原因和条件进行了大量研究。在其著作《另一条道路——第三世界的隐秘革命》中深入细致地描述了隐性经济形式下人们的生活，并分析了隐性经济的未来发展趋势。对于隐性经济存在的原因分析，索托一改传统认识——隐性经济关系作为一种残余，应该被铲除，或者忽略它的存在，认为“隐性经济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建立起把资产转换成为资本的机制”。而陈旧的法律和制度体系是将地下经济排斥在主流经济体系之外的另一个主要原因^[9]。鉴于秘鲁与俄罗斯国情具有相似之处，索托的结论曾引起了俄罗斯领导阶层的注意，成为制定俄罗斯经济政策措施的参考。索托的研究在经济学领域掀起了再次研究“隐性经济”的热潮。

俄罗斯隐性经济研究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俄罗斯所承载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在当今国际战略格局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俄罗斯在转型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特殊性，尤其是隐性经济在转型中表现出的特殊形式、庞大规模、惊人的增长速度和独特的成因引起了世界各领域学者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