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模型与规范化研究成果

规范化量刑模型通过科学的量刑过程和明确的量刑标准的设计，不仅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了必要的限制，为监督法官的量刑活动提供了规范的评价标准，而且为量刑纳入法庭审理提供了控辩双方博弈的共同规则，使得量刑的程序控制成为可能。因此规范化量刑模型对我国的量刑规范化改革，以及实现量刑的均衡和公正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为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提供具体的裁量标准

由于“法有限”而“情无穷”，法律对每个罪规定的法定刑都是刑幅较大的相对确定的法定刑，以便法官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在法定刑幅度内裁量相应的刑罚。在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法官的素质普遍比较高，法官较少受到外界各种关系的影响，能够独立地根据自己对法律的信仰及内心确信进行刑罚的裁量，不同法官之间业已形成法律的同一体，能够做到对相同案件裁量大致相同的刑罚，实现量刑的均衡，因此量刑模型的建立并不迫切，甚至也不重要。虽然这些国家也存在因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而导致量刑不均衡的问题，甚至为此制定了相应的量刑指南以便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量刑进行限制。但因其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严厉束缚而暴露出来的“机械性”弊端，招致大多数法官的抱怨和反对，并最终使得量刑指南不再作为强制性的法律规则，而只是法官们量刑时的参考。^[4]但是在我国，鉴于多方面的原因，量刑《指导意见》或者实施细则的制定不仅必要，而且在具体规定上应尽可能地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限制，以适应我国的司法现状。自由裁量权的大小以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为前提，在一个司法不够独立，外界对法官的干扰较大，法官的素质又总体不高且参差不齐的国家，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是很难的，因此对法官自由裁量权进行较为严格的限制是必然的，也是应该的。

任何一个案件都理想地存在一个应当判处的刑罚，即理想刑，理想刑作为一个完美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刑罚，是每个法官量刑时的终极追求。但理想刑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理想刑罚，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因此理想刑都是某一国家某一时期的理想罚，不存在各国或各个时期公认的理想刑。为了使裁量的刑罚尽可能地接近理想刑，不仅要制定明确的量刑标准，而且要有高水平的裁判者。不过量刑标准的明确性总是有一定限度的，当明确性超过了这一限度时，必然导致机械性，不利于法官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反而会造成更大的量刑偏差。而高水平的法官，能够根据自己的信仰、学识和经验，在一定的量刑标准下，合理地利用自由裁量权，以裁量出理想的刑罚。可见，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是为了弥补量刑标准的机械性，以便裁量出理想的刑罚。一般来说，法官的素质越高，越能够正确地行使自由裁量权，给予的自由裁量权就越大，反之，给予的自由裁量权就越小。通过规范化量刑模型最大限度地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可能会导致一定程度的机械性，但结合我国目前各方面的情况及司法现状，在量刑规则的明确性可能造成量刑的机械性方面与法官自由裁量刑罚的灵活性方面，我们宁愿选择前者。当然，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法官对自由裁量权驾驭能力的不断提高，可以赋予法官越来越大的自由裁量权。(www.xing528.com)

(二)为量刑纳入法庭审理提供实体的博弈规则

量刑不仅是法官的司法活动，更是控辩双方在法庭上的博弈，而博弈是要有规则的，规范化量刑模型所制定的量刑标准既是控辩双方博弈的规则，也是量刑纳入法庭审理在实体上的必然要求。不论是公诉人提出量刑建议，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出量刑意见，还是控辩双方在庭审中就量刑问题进行辩论，抑或是法官在刑事裁判文书中对量刑说明理由，都离不开这样一个共同的量刑规则。否则，任何一方既没有根据证明自己的量刑观点，也没有理由反驳对方的量刑观点，法官也无法对双方的量刑观点作出评价和判断，对裁量的刑罚更不能给出一个充分而合理的说理。可见，通过量刑模型对量刑进行实体控制是量刑纳入法庭审理从而对量刑进行程序控制的前提条件，没有量刑模型规定的量刑规则，所谓的量刑纳入法庭审理就没有任何意义，量刑程序会变成毫无价值的走过场。有些学者认为，考虑到法官和普通人一样有着天然的缺陷，同时也考虑到“任何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法官不受控制的量刑裁量权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权力的滥用，造成量刑的差异和司法不公，因此需要对其进行必要的约束。但是，这种制约“不是什么捆住法官手脚的巨细靡遗的量刑指南，而是程序上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