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名医王清任：揭秘方效论错之理

十九、王清任“方效论错”之理

王清任的瘀血观，因受客观历史条件所限，认识有一定错误和缺陷，但他以实际解剖为基础所创立的活血化瘀治则及其应用方剂，对于临床医学的贡献和影响是不可磨灭的。这无论在中外医学上都成为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为世界所嘱目的活血化瘀疗法，它和当代哲学、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以及中外文化的发展均有必然的联系，也是整个世界医学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须结果。尽管今天尚有人对王清任的思想的某些方面感到“奇怪”，认为“他的错误认识反而在治疗了上形成有效的一面”。其实一点也不奇怪，王清任不是一再讲古人“方效论错”之理吗？

“方效论错”之说，对中医学来说，确实存在，所以才有人敢言：“国医之胜于西医者，在治疗而不在理论”，以及“中医尽能愈病，总无人能以其愈病之理以喻人”。也就是说中医“方效论错”，但这种情况哪能仅限于中医呢？任何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不可避免，仅举一例足以说明。不久前，美国航天飞机上太空实验室的一项惊人实验发现，1970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罗伯特·巴拉尼创立的关于实验人体平衡原理被初步证明是错误的，而且据宣布者巴乌姆加登记，这项发现，将迫使医生们重写关于内耳平衡系统的教科书。因为这一原理早为全世界耳鼻喉科专家所公认了，不过科学家们还是认为“巴拉尼”原理是错误的，但“巴拉尼”检查法仍然是有效的，这难道不叫“方效论错”吗？所以中医学存在“方效论错”没有必要大惊小怪。何况它的存在，并不因此而证明中医就是经验医学，中国还有中医的独特理论体系和指导思想以及辨证方法，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故无须多加赘述。(www.xing528.com)

可是又为什么称“方效论错”呢？从医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看，首先医学作为自然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具有同自然科学一样的发展过程，所不同的是医学能作为综合应用科学，它比起相应的科学发展阶段在时间上要缓慢一些。就拿西方医学来说，它在15世纪以前，也不属于观察性医学阶段，包括其他真正的自然科学，也可能从15世纪下半叶开始，所以当时的医学研究方法主要依靠人体器官进行直观思辨，只有到维萨里的《人体构造》一书发表后，才标志着医学进入实验医学阶段，但仍然谈不上已向理论医学过渡。在中国情况就更是这样了，医学在长时期封建礼教和儒家哲学的禁锢下始终明显地保持着直观和整体思辨的特点，过分强调实用价值，使理论与实践产生脱节的现象。许多医学限于时代条件，都常常缺乏理想的实验研究而着重于临床疗效的观察和总结，这就不可避免地有时要走上“方效论错”甚至可能方论皆错的地步。王清任不是还说过：“半身不遂一症，古之著书者，虽有四百多家，于半身不遂之论者，仅止数人，数人中无一人说明病之本源，病不知源，立方安得不错？”这就是说，古人既有“方效论错”，也会有方论皆错。

由此可见，王清任治学思想的中心环节是要求得到“理是方效”的，是很希望理论尽量合乎客观实际。，他之所以尤其膺服、推崇《瘟疫论》一书，大概正是大胆打破常规，冲出了古人圈子，独出心裁创立了时疫论治的新方法，特别是他的《瘟疫论》全书能和《伤寒论》媲美，也并未“引古经一语”，同样吴氏本人也同样说过不少“误人甚众”和“不死于病，乃生于医”等等的疑古叛经言论，当然还是吴又可《瘟疫论》真可谓“独辟鸿家，揭明于中天”。“以乃实有发前人所未发”的创新精神等，这些都是“理足”之处。什么叫“方效”？王清任曾经明确指“效与不效”就在于能否接受实践的检验，其方效果，必是亲治其症，屡验之方，其不效者参半，“病由议论方从揣度”。又说：“必须亲治其症，屡验方法，万无一失，方可传于后人。”总之，实践是第一位的，方药必须以实践为主，同时理论又能够指导实践，如此方可谓之“理足方效”。正因为这样，王清任才耗尽了毕生精力来验证他的临床经验，最后在瘀血理论指导下，把它和盘托出，集中写在不到百页的《医林改错》中，篇幅不多，但分量很重，大大充实了中医之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