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名医王清任：中西结合的研究

十八、王清任与中西结合

王清任是清代一位敢于疑古，勇于创新和重视人体解剖的一位医家，他精心研究祖国医学四十二年，造诣颇深，成就卓著，著《医林改错》一书，则是他“以医为业”的医疗实践的结晶。该书言简意赅，朴实无华，一反神秘之感，侈言奥理，繁琐论证的不良作风，这种一生治学严谨，疑古创新，勇于实践的精神是中西医结合医务工作者学习的典范。

王清任疑古创新，大胆实践。《医林改错》于1830年首次刊行于世，王清任这位医学巨匠的一辈子心血所集，一经问世，便像一颗永不陨落的明星悬挂夜空。为后人“走路”指引方向，打破了中医学术界沉闷已久的空气。使中医学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并向前很不易地前进了一大步。该书共分为二卷，上卷除论述脏腑外还辨别了50余种血瘀之证，而以三方主治之。下卷主要论述了半身不遂之症，而以一方治之，该书对脏腑解剖和某些生理功能的认识，及关于气血的理论和临床实践检验方面，以前贤未有的发现，新的创造，大大地丰富了祖国医学的内容，使中医学往前推进了一大步。

王清任在继承历代前贤成就的基础上，并不满足于前人的成就，故步自封，他认为《内经》、《难经》等对脏腑的论述还不全面，且有许多不正确的地方，应予以更正。如王氏云：“因前人创著医书，脏腑错误后人遵行立论。病本先生。”故王氏对古典医籍，不迷信，不守旧，而疑古创新，大胆实践，冲击了传统中医学术的哲学基础，指出中医学术欲求进步，必须来一场研究中医方法论之革命，正如他在《自序》中云：“余著《医林改错》一书，非治病全书，乃记脏腑之书也。”开卷第一句话即点明了全书的性质。这位勇敢的学者下笔之始不述岐黄，不推崇仲圣，不颂扬百家，而谓：“古人曰：即不能为良相，复为良医。以良医易而良相难。”余曰：“不然。治国良相，世代皆有，著书良医，无一全人。”王氏开篇立论也不谈阴阳五行，运气之学，不言经络循环之理。却指责历代医家奉为圭臬的《内经》自相矛盾。指责岐伯、鬼臾区、扁鹊等医学著作中不实之错误。他说：“真言仿佛是真，其实脏腑未见，以无凭之谈，作欺人之事，利己不过虚名，损人却属实祸。”这种敢于疑古，蔑视“圣贤”的胆量可以讲前无古人。他批评前人墨守成规，阻碍了医学的发展。他指出有些人食古不化，只能“理心内经”、“法必仲景”、“药必本经”。而王清任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思想约束，不畏种种压力，不畏千辛万苦，亲赴义冢刑场观察尸体。“如知医书中所绘脏腑图，与人的脏腑全不相合。即件数多寡亦不相符。”其古人所之错论脏腑，皆由未尝亲见，故王氏产生更正脏腑错误之决心，指出：“著书不明脏腑，岂不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王氏“于脏腑一事，访验四十二年，方得的确，绘成全图”。虽然他对脏腑的观察还比较粗略，甚至有些地方还相当错误。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做到这一步是相当不容易的。已是一大进步。所以《医林改错》的可贵之处，是给沉闷的中医学术界敲起了警钟，指出了前人走了不少弯路，这条弯路不能再走了。再走就要走新路。

中西医结合，要学习王清任疑古创新，勇于实践，不惜为医学科学献身的可贵品质。古人云：“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即在科学问题上不盲从，不迷信，该肯定的肯定或部分肯定，该否定的否定，包括部分否定。要带着疑问去学习，要批判地继承。否定中肯定，肯定中否定。疑问就是问题，而问题就是矛盾，解决了问题即解决了矛盾，才能促进认识，提高认识，才能促进事物之发展，王清任对古医书之关于脏腑的一些提法不一致而产生怀疑，促使他亲赴义冢和到刑场观察尸体，从而为解剖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如果他只信不疑，盲目崇拜，尊古守旧，怎能促进医学的发展？《医林改错》怎么能过早问世？但是怀疑和自信并不就一味随心所欲，夜郎自大，胡思乱想，想入非非，只要言之有理，论之有据，就应予以支持或鼓励，在学术问题上要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不同观点同时存在。允许疑问自由争论，不要打棍子，扣帽子，只能通过临床实践，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去非取是，才能发展医学科学，才能使中医学走出怪圈，去和世界最先进的医学接轨，融合发展。

各取所长，中西汇通。中医、西医均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却是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积累和智慧的结晶，只要在历史的发展中用于各方面的因素和影响，形成了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并各自独立存在与发展，在医学发展的过程中，许多医家主张以彼之长补己之短，不分领域，择善而从，力图沟通和发展中医，逐渐形成了中西汇通的思想和学派。如自西方医学传入我国后，早在陶弘景（452年—536年），整理和改编葛洪的《肘后方》时就引用了印度医学的一些观点。唐代孙思邈的《千金方》也引用了印度医学的理论，明末清初王昂，清代赵学敏等无不接受西方医学，一些近代医学家，更主张博采诸家，兼通中西，主张用西方医学和自然科学来论证中医，发扬发展中医，并在临床上大胆做了中西结合的尝试，他们中西汇通的思想和实践，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并为近代开展中西医结合奠定了基础。

但是也有人禁锢崇古，避新习旧，不离“圣人之治病，循法守度，援物此类，化之冥冥”。故一些经典医籍的大量内容是“援物比类”的方法演绎医理，而对人体内部之形态构造，及其功能（一般与特殊）均不重视，结构不清，怎么能治病。随着整个中医学术思想的演变，这种倾向日益严重，诸家著书立说言必称《内经》，却很少引用现代医学的人体解剖、病理、生理的内容，从不疑经典有错误和不完善之处；而解释不通的地方一带而过，甚至也不归罪前人，认为前贤著述一对皆对，为绝对真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前贤怎么会有错误呢？要错也是我们错，这种非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种唯心的态度怎么能发展中医呢？只能停滞不前了。这种人云亦云、故步自封、固执己见、“援物比类”的思想方法，严重地影响了医学的发展。如果钻进这个体系的人若无超人之见或经高人点悟，是很难再钻出来的。我们主张应去疑古，应去创新，不能仅满足于阴阳五行等学说，而应该去阐明其唯物辩证的物质基础。故欲使一门科学发展成为更精密的体系，不冲破方法论的束缚是不行的。王清任《医林改错》难能可贵之处，是冲破了封建礼教思想之约束，使医学界痴梦初醒，也对传统的中医学思想方法提出了挑战。

难道王清任不知道“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人生有形，不离阴阳吗”？王氏对这些传统理论了如指掌，也知道其是非曲直，而他根据实践所获得的知识及疑古的思想，决定了他要更正古籍之错误，要著书立说，要批驳经典，要指责前贤及近世，重视脏腑，吸收西学，由实践而求医理。王氏“判经离道”，冲破禁锢，改错医林，全部或部分抛弃“先圣”，发现医理之真谛，推动中医学术的发展，在王清任等的影响下，后世一些持中西汇通观点的医家，从理论到临床，从医疗到药学，都进行了前无古人之大胆尝试。其重点在于运用西方医学和自然科学来认识发展中医学，学者们针对当时尊约崇古，痴人说梦，蒙昧无知，提出“医者不当以内经为止境”。承认西方医学有先进之处，应吸收西医之长来发展中医理论，提高中医，中西医互有优势、长短。但可以“殊途同归”。

古今名贤，著书立说，多吸彼之长，补己之短，推进医学的发展，如当代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老先生（1881年—1969年），一生主张中医汇通，博采众长，推陈出新，他从事临床60余年，临证严谨，方药精度，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叶橘泉教授，于1936年在《近世内科国药处方集》中就指出：沟通中西医界之膈膜，俾中医不守旧，西医不盲从。依据科学原理，检讨过去，把握现在，以期创造中国未来的新医学。著名中医学家李聪甫指出：“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用唯物辩证法来探索分析真理和阐释中医的理论经验。在提高临床疗效的前提下，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实验研究工作。”“只有把中西医药两个方面的知识结合起来，融会贯通，才能创造我国统一新医学新药学。”如邝安堃教授用分子生物学的CAMP、CGMP的近代实验和手段，说明阴阳及CAMP及CGMP变化，使阴阳学说往前推进了一步，上海按照“同病同治途径，采用生化、内分泌的方法进行了研究。认为“肾阳虚”与“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功能低下有关。广东在对“脾”的研究中，发现各种不同疾病的“脾虚型”，患者血液淀粉酶活性的变化有一定的规律。初步找到了“脾虚”具有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共同物质基础，这些都是在某一个侧面找到了祖国医学理论的物质基础，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www.xing528.com)

回顾历史，革故鼎新，不少博学多才、博古通今的医家，意识到中西汇通之后，能产生一种新的既不同于中医，也不同于西医，既有民族风格，又有我国特点的世界上最完善的医学，所以中西汇通的思想在近代中医界是贯彻始终的。一些著名的医学家大多致力于中西医学理论的研究，并在比较中取长补短，以求得医学的发展，所以从多学科交叉渗透，虚心吸取外来知识紧密联系有关科学，是促进本国医学发展的重要途径。特别是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世界经济一体化，世界为一个“地球村”，科学知识处于一个爆炸时代，知识更新周期短，是史无前例的，又面临着新的产业革命之重大挑战，国外对中医也相当重视，专门成立了研究机构。并形成学会，对中药针灸进行专门研究，并有许多成果在各个杂志上发表。在日本也提出了“中西医结合”，故我们若在中医学术上不创新，我们就会落后，而应灵活变通，知己知彼，正确抉择，及时行动，学习王清任不畏“圣经”禁锢，“也不避后人罪我”，但愿医林如火如荼，蒸蒸日上，从王氏的汇通思想，到《医林改错》刊行，可谓智勇双全，有胆有识，医林拔萃，亦为中医西医结合之初始。

著书立说，远见卓识。王清任大胆实践，虚心求教，在《脏腑·记叙》中云：“今余刻此图，并非独出已见，评论古人之长短，非欲后人知我，亦不避后人罪我，推愿医林中人，一见此图，胸中雪亮，眼底光明，……是吾应愿望。”王氏著书，目的明确，并亲自观察。他“因谈及膈膜一事留心四十年，未能审验明确”。即拜叩而问之。这种对事业一丝不苟、不耻下问、虚心求教的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虽然在改错中有些“错了又错”，但也只是当时条件局限。他又从“论治”中总结了一些瘀血的治疗方法，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宝贵方药。前人确有“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经验方，很值得我们去继续研究和发扬光大。

王清任对古人及古典医学著作的态度是：继承其正确的部分，也批判自己认为不正确的东西，我们在实践中也体会到，有些医学理论瑕瑜互见。我们不能泾渭不分，而应通过临床实践，去伪存真，斧正真谛，发展真理。如在进行中药治疗甲状腺机能亢进证的研究方面，1998年以前，主要根据传统医学治疗“瘿证”的经验应用海藻玉壶汤消瘿汤，用药无非是海藻、昆布、黄药子等，这些药物据现代中医药理研究多认为是含碘中药。碘是人体中存在的一种微量元素，成人体内含碘约25mg，其中约15mg集中于甲状腺内，为甲状腺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民间有多吃海带和含碘药物治甲状腺肿，但是甲状腺肿大的原因很多，其中甲亢与地方性甲状腺肿大（简称地甲），发病原因是不同的，甲亢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因免疫功能障碍而产生具有兴奋甲状腺作用的物质（免疫球蛋白），所以它与碘并没有直接关系，这样就不能用含碘的中药治疗甲亢，因为无理论根据，如不加选择地，随心所欲地运用一些含碘药物，治疗甲亢病人，会给病人治疗带来困难，会给病人带来痛苦。

中药里含碘与西药的碘为同一种化学元素，因而具有类似西药碘剂的药理作用，而且每剂中药的含碘量往往难超过正常的需要量，因含碘丰富的中药治疗甲亢弊多利少，例如昆布（含碘0.28%），海藻（含碘0.21%～0.72%），黄药子（含碘14.3mg/kg），每日以10g计算，大约每日量计600微克的碘加上饮食进入的碘，大大超过了正常需要量，大量的碘进入人体可引起甲状腺功能紊乱（减退或亢进）。孕妇服用大量的碘，可以引起新生儿甲状腺肿，造成气管被压迫，气管阻塞，呼吸困难，甚至有生命危险。临床上也因为碘量过大，而有致甲亢恶化者。

近代研究证明：当人体患甲亢时，机体的免疫功能紊乱，内环境平衡失调，甲亢患者白细胞分类多数也失去了正常的比例关系，其中淋巴细胞较高，有的高达60%以上，特别是T淋巴细胞玫瑰花结实验较正常人为高，又将T淋巴细胞分为活T淋巴细胞（Ea）、总T淋巴细胞（E）、稳定T淋巴细胞（Es），发现甲亢患者Es多超过正常值，最高达41%（正常为0～8%）。因此调整机体的免疫功能，使肌体内环境稳定是治疗甲亢的关键，所以我们摆脱了传统用含碘丰富的昆布、海藻之类中药，而用益气养阴、活血化瘀之类的中草药（淮山甲、夏枯草、龙牡、紫丹参、旱莲草）制成片剂或糖浆用于甲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食量增加，抵抗力增强，并有抗感染作用。益气养阴和活血化瘀的中草药含有生物活性的糖体，能调动机体的免疫力，而疏肝理气、软坚散结之类药，有的则有抑制免疫反应的作用，因此合理用药，恰当组方，可以调节和稳定甲亢患者的免疫功能，使紊乱的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通过实验和临床实践，应跳出传统用含碘丰富的中草药治疗甲亢的圈子，体会到治疗甲亢应从免疫角度入手，重视益气养阴的药物应用。

实践证明：古人也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如能对症用方，也多应手取效。但也有白玉微瑕或固执偏见。王清任对古人、古籍继承正确的部分，抛弃和改正错误的部分，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不畏困难，追求真理，坚忍不拔，终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他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人，更是一位伟大的医家。

对王清任学术思想和成绩的评价，不能离开他当时生存的条件及时代，虽然瑕瑜互见，但不能以现在的高度，以瑕掩瑜。正如其在《自序》中说：“其中当留有不实不尽之外，后人倘遇机会，亲见脏腑，精查增补，抑又幸矣！”可见王氏虚怀若谷，十分谦虚的。故全面正确评价王氏的学术思想，不仅要充分评价其气血和活血化瘀学术思想和成就，还有必要重视其在解剖方面的学术思想和成就。当然现代医学突飞猛进的发展，对中医理论某些方面有所冲击。如果不以王清任和《医林改错》那样，只能说明《内经》及古人之正确，那就不要再发展进步了，更无须提出“中医现代化”的口号了。因为“现代化”的本身就是对自身不现代化的否定。所以通过对王清任思想的评价，探讨一些历史经验和医学发展的规律，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

研究医学的学说及学术思想，目的是为临床科研提供思想和理论武器，为现代祖国医学及中西医结合的发展提供借鉴，不能也不应该为门户之见服务，更不应该哗众取宠，故弄玄虚，而应实事求是，符合史实，更有利于医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