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名医王清任精神与中医现代化探析

十七、再认识王清任精神与中医现代化

王清任是清代富有改革精神和创造精神的医学家，他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认识到人体解剖对医学发展之重要意义。他说：“业医诊病，当先明脏腑。”对于历代有关脏腑的描述和绘图错误之处，决心予以更正。在他所处的时代，从事解剖研究是困难重重的，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传统观念盛行。据史书记载，有一个叫唐赐的，得病吐蛊虫十余枚，临死前嘱咐他的妻子，死后要剖腹探查病因。郡县以“法移尸路，犹为不道，况在妻子而忍行。”遂判死者妻子以重刑。王清任想用解剖尸体的办法弄清人体的详细构造，这在当时是根本办不到的。为了搞清楚人体内部的构造情况，他到义冢中，不避腥臭，细心观察残破不全的儿尸，为了验明膈膜形状，他多次亲赴刑场，不畏人气，不怕诽谤。王清任诊验脏腑四十二年，“方得的确，绘成全图”，历史上的医学家，能下这种功夫的殊不多见。这种求实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王清任所著《医林改错》一书，绘有脏腑图25幅，其对有关脏腑的解剖病理生理功能的认识及有关气血理论和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前人的局限，在中医理论和实践中丰富了祖国医学的内容。限于当时的条件，王清任的某些观察和论断也并非都是正确的，本文不想就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是非矛盾予以讨论。因为就中医现有的理论体系来说：“中医的脏腑，除了实质脏器本身以外，更主要的是生理、病理学的概念。因此，现代解剖学的知识较之王清任所处的时代可谓完备多也。但并未为中医理论所采纳，如果避开这一现实，而去讨论诸如肺脏”“下无透窍、二十四孔”之类的问题，于现实是无多大意义的。

今天，我们纪念王清任先生，更主要的是继承和发扬王老先生对医学科学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大胆创新精神，着眼于中医现状，讨论和推动祖国医学的继承和发展工作，其意义要深远得多。

中医自古是注重格物求实的。有人说：“中医是精于穷理，而拙于格物，有人从控制论、黑箱理论观点出发，认为中医是一种不打开黑箱来调节控制人体的医学理论体系。这确实是中医学的现状。”

历史地看问题，中医在其发展的初期也是注重格物的。如据《史记·扁鹊列传》所载：“上古之时，医有愈跗，治病不以汤液醴灑、镵石、挢引按扤、毒熨一拨见病之应，因五脏之输，乃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搦脑髓、揲荒、爪幕、湔浣肠胃、漱涤五脏、练精易形。”没有脏腑解剖学的相关知识，而能进行这样高明的外科手术是不可能的。

《灵枢·经水篇》也载：“八尺之土，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并且还具体描述了脏器的位置、形态、重量、容量等，它是世界上最早的解剖学记载。

其后的《难经》、《千金方》等著作，对脏腑的形态、重量、功能，也有阐明，这些论述或有参差，但古人的立意重在格物求实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历史的局限，中医在病理方面的认识停滞不前，古人对六腑如胃肠膀胱等脏器实质及功能的认识大抵是与现代解剖学相吻合的，而对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的有关脏器的认识，限于当时的科学条件，这不可能准确无误。正当我国第一部医学巨著《黄帝内经》成书的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竞相著书立说。古代哲学处于发展阶段。自然科学如天文学、气象学、历学、数学等也有相当发展。古代哲学中的阴阳五行学说已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正因为具备了这些条件，《内经》才有可能在古代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吸取并运用自然科学知识和方法总结和概括了当时已积累起来的丰富实践经验，从而奠定了中医理论的基础。古代医家观察病人，对人体内外环境的相互关系，如天时、季节、地区、气候的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都相当重视，并且运用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类比方法逐渐形成人与天地相应的整体观点。

中医局部病变的观察，虽不及西医那样细致，但在总体上与中医强调脏腑相关，以及从机体与环境的相互影响认识和治疗疾病，有着丰富的朴素辩证法，这正是祖国医学的精华所在。

但是，也应该看到中医的发展受历史条件所限，对疾病的病因、病机、诊断、分析等缺乏精细的客观定量、定位依据，而影响中医学的提高和发展，如果中医的临床经验不但与哲学结合，而更能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而不断深化和提高，则其面貌早已改观了，相信这一天，在不远的将来，通过几代人辛苦努力，可能会实现的。

发扬王清任求实创新精神，加速中医现代化。王清任精神的核心是不满足于现状，在医学科学上勇于探索和大胆创新，在中国医学史上像王清任这样敢于“标新立异”的医家是层出不穷的。《内经》之后两千年来，历代医学对中医理论和实践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如：张仲景创立六经辨证，金元四大家在医学理论和辨证论治方面的贡献，温病学派对温热病的论治方面以及后世汇通派为推动祖国医学的发展和科学化所做出的尝试等等。

对于祖国医学的脏腑学说，特别是某些问题，如三焦、命门等，在《灵枢》、《素问》中叙述不够确切，后世医家也都阐发了他们对这些脏器的形态、部位、功能有着不同的看法。但其出发点都是为了弄清这些脏器的实质，使中医学深化和发展，其中王清任的“脑髓说”是在中医文献中关于脑的较为系统的认识，对后世也有一定的影响，对于中医所称的“中风证”，张锡纯参西人脑血之议，认为其病机为气血上行，拟建瓴汤方，重用赭石、牛膝引血下行，辅助以清火、镇肝、降低冲气之品，收效良多。可见深化脏器的认识是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的。中医强调整体观念，对形质的解剖也是作为认识形体的艺术手段。问题是中医以阴阳学说为基础，以脏象学说为核心的现有理论体系、框架结构已经搭起，能否在局部进行调整，假若枣仁补心安神称补脑安神（事实上一些中成药说明已朝这个方面改进了。如称清火消炎是否合适，留待讨论），则中医的脏腑辨证等理论就要相应调整，牵涉较大，是否可行，可以尝试。(www.xing528.com)

在中医学方面，历代本草学中关于药性理论的讨论颇广，以《神农本草经》为例，序录所论有关药理的理论，包括药物的产地、采集、加工、四气五味，有毒、无毒、制剂、剂量、用法、服法、组方原则、配伍宜忌等多方面内容。现在中药学讲义，大多局限在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等传统理论的阐述。取类比象阐述药性的部分已逐渐为人们所采用，似乎药性理论中所论及的内容和范围有逐步缩小的趋势。

关于药物毒性的认识，中医所论还保留在一千多年以前的传统论述，较为粗糙。随着药物有毒成分的明了，一些药物中毒的机理已经阐明，如果这方面的内容能够融会到药理理论中来，则将大大丰富中药中毒的理论和解毒实践。

《神农本草经》有这样一段：“药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洒渍者、宜膏煎者，亦有一物兼宜者，宜有不可入汤酒者，并随药性，不得违越。”这里所记的药性是指药物本身的性质不同，而适宜于不同的剂型。例如：甘遂、大戟的有效成分不溶于水，有效成分水煎加热被破坏，宜入丸散等，这段论述屡引为证，但只不过仅停留在原则而已。如能结合有效成分等理论性质等参数，阐述其机理，其内容可大为丰富。假定陶弘景生活在今天这样的时代，他作《神农本草经》时也会这样做的。

此外，近年来由于药理临床工作的进展，发现了许多中药的新效用。如对“活血化瘀”药理研究中，发现葛根、菊花能改善血液循环，用治冠心病、心绞痛有很好的疗效，对于中药菊花、葛根这一新效用，中药药理应在性味归经等方面有所补充。

中药的配伍也是中药理论的重要方面。对于《神农本草经》有关七情原则的论述，后世基本上无什么发展，虽然具体用药方面已在原有基础上大大扩充，但因叙述过简，缺少说明，加之过于庞杂，使之难于掌握，往往也不为人们所重视。近年来中药复方及配伍禁忌的研究中很多富有价值的成果，需要我们借鉴，如吴茱萸有降压作用，与甘草配伍后其降压作用大大降低，黄芩有效成分为黄芩甙与黄连、黄柏所含的小檗碱，有沉淀反应，补中益气汤有加强子宫收缩作用，能增加子宫的蠕动，方中去掉升麻、柴胡，或者只用升麻、柴胡均无效。类似的例子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当然中西药理分属两个理论体系，完全照搬是不行的，但是只要采取积极的态度，认真分析，再加以中医的临床验证，这些科研成果则不难为中医理论所用。如此可以大大丰富中药七情的内容，使之成为有血有肉有效的理论。

以前的中药研究中往往忽略中医药物特点，有单纯追求有效成分的思想及倾向，如从麻黄中提取麻黄碱，只是给西药增加了一个品种罢了。但从中医方面来说，如何将现代医学科研成果为我们所用，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也有人试图把提取出来的有效成分甚至某些西药以中药性味归经理论加以阐述，这也是大胆尝试。事实上古人已为我们做出了榜样。自唐代以后，历代本草都引进了一些外用药品，可谓“洋为中用也”。

西洋医学的发展史我们也可以借鉴，西洋医学的传入始于我国明代，当时西方医学的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治疗的药物等逐渐渗入国内，就其学术水平而言，只不过属于欧洲上古时期的医学知识，与祖国医学的比较仍然极为逊色。但经过几百年特别是近几十年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而中医传统学说仍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究其原因，与中医没有深入微观领域是分不开的。

现代医学在微观领域的深入，有时忽视了人体各部分之间的联系，具有局限性。如果中医用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的先进技术和手段来武装自己，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新方法来研究中医，阐明中医，揭示其本质，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使中医理论经过实验科学的验证，成为严密的科学体系，则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生前倡导的创立我国新医学的目标的实现则为期不会太远了。让我们在缅怀王清任对中医事业的发展所做出的业绩时，学习他不满足于现状，大胆创新和求实精神，为中医现代化，为创立我国具有特色的新医药学作出贡献。

当前一场新的技术革命已在全世界蓬勃兴起，其影响深远，是以往任何一次技术革命都难以比拟的。它将迫使所有的学科，都必须进行变革和更新。包括现代医学的发展和进步，及其将来能否继续获得更准确，更可靠的临床效力和占有巨大优势。也必须取决于它的和现代最新科学技术成就的紧密相依。因此有人提出“医学主要凭经验和个人技巧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尤其是中医作为一门传统医学，在很大程度上运用个体经验赖以支撑疗效的古老学科。它必须更现实地要受到这场新的技术革命浪潮的冲击而考虑它的未来。也就是同样需要向微观、快速、精确、高效和轻便的方向发展。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自然要像王清任那样大胆进行创新，去走改革的道路，在改革中前进，真正扬长避短，既保持自己的特色而又努力和现代医学携起手来，加速同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才有很好的出路和前途。

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本身，是我们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经济建设中一个战略问题，它直接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无论哪一门学科都不能等闲视之和掉以轻心！关于中医如何自身现代化，虽然还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问题，但就瘀血证及其治疗来看，并不是没有很好的苗头。最近“认为中医瘀血证与西医微循环障碍有共同的病理基础和临床表现”。日本人泽捷年等人不久前也提到：“瘀血是东洋医学独特的病机认识之一。它与祛瘀剂相结合，成为临床上十分重要的理论概念。”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1983年，中国医学科学院修瑞娟同志在美国发现了莨菪类药有抗血栓作用，并在微循环研究中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引起国际上的同仁们的高度重视。然而它不正是属于两千年前的古老药物“莨菪”连同相关的瘀血理论一并保持了中医特色，又登上了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峰了吗？所以我们要信心百倍，努力继承和发扬王清任开创新思想和勇于实践的精神，开拓前进，为推动我国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的全面开展共同奋斗。

王清任以他朴实的学风，从实际出发，勇于跳出旧框框，把“神”的功能移回原位，这一创见，不但在学术上的“五脏中心”说没有他的地位，而且还迥然冲击了“君主之官”的“职能”，违犯了封建的伦理观，所以在当时，王氏被视为“异端邪说”、“离经叛逆”的“狂人”，也就不足为奇了。现在使我们值得深思的是，历史已成过去，但问题是只解决了一半，即政治因素（政策）已经解决，当今学术界有无比良好的创新发展条件，可是中医本身所形成的框架，一些新的学说即使这些学说已成为人们的通常知识仍然难于跻身其间，这使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医知识的更新与发展。有些人不用说对王清任“脑髓说”不屑一顾。即使当今世界更加精确的种种说法也被看做“机械唯物论”而嗤之以鼻，在社会生产力各项科学技术水平高速发展的今天。中医学如果仍然受其原来结构的束缚，不能容纳新内容，不能“吐故纳新”，那么“振兴中医”将是一句空话，王氏的革新精神对于当代有志于“振兴中医”之将是一向空话，王氏的改新精神对于当代有志于“振兴中医”之士，仍有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