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成果简述

中国模式的形成、内涵和特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模式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2004年美国高盛公司顾问、清华大学教授雷默把中国模式概括为与“华盛顿共识”相对立意义上的“北京共识”，拉开了国际舆论高度关注中国模式的序幕。而自我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率先实现复苏以来，中国模式问题更加受到国内外舆论越来越密集的关注和讨论，甚至在美国知识界都出现了要不要用中国的经济模式去替代美国模式的争论。

一、中国模式的形成

尽管中国模式早已成为国内外热烈议论的对象，但究竟是否存在一个中国模式，或者说中国模式是否已经形成，却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否认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认为中国模式还没有形成的一方所提出的理由，主要有以下数端：

一是说中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期，将伴随有急剧的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中国模式还在发展变化之中，还没有完全成功，现在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

借口中国模式还在发展变化之中去否定其客观存在，那是没有根据的。这是因为，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发展模式都是在特定的时间空间的条件下，为实现发展的战略目标、解决人们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而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人们生活中突出问题的发展变化，它的发展模式也必定要发生相应的变化。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所以，不能因为中国模式还要发展变化就说中国模式还没有形成。而且对于中国模式中的发展变化，也要进行符合实际的分析。因为模式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如果发生变化的，只是其某个层次、某个方面的东西，既没有影响全局，也没有改变其性质，那就不能以此为据去否定其客观存在，否定其已经形成。以我国的情况来说，经过多年的努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已经建立起来，虽然还要不断完善，但却不能因此而说它还没有形成、还不存在。应该看到这里既有变的东西，又有不变的东西，如果不变的东西是决定全局、决定模式的性质的，那么，那一些变化的东西就改变不了中国模式的已经形成和客观存在的状态。

二是说“模式”一词含有示范、样板之意，具有普遍性，而中国模式迄今还未被他国所采用，因此，还谈不上中国模式的形成和客观存在。

把一国的发展模式说成具有普遍性的示范、样板，是没有根据的。诚然，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有共同的普遍规律，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间，又存在着千差万别的特点。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每个民族都经历着阶级斗争，在最后沿着一些基本上相同，而在具体形式上各有不同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在这里，为人类社会所共同的基本规律，只有通过一定的民族特点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具体表现出来和发生作用。因此，不言而喻的是，由于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以及其他的许许多多的不同，他们的发展模式也必定是各有不同的。而从现实的经验教训来看，把一国的模式强加于人，让别国去照抄照搬，也从来不能取得成功。例如，在苏联解体以前，它曾经把自己的经验凝固化、绝对化和神圣化，把苏联模式强加于兄弟党、兄弟国家，而把兄弟党、兄弟国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根据本国本民族的特点建设社会主义的努力当作民族主义来加以批判和斥责，这种“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思想和做法对兄弟党、兄弟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困境；在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又把其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包装成一个什么“华盛顿共识”，强行推销给拉丁美洲国家、俄罗斯以及一些东南亚国家，结果是到处带来灾难。所以，事情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因为“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人民的觉悟有高有低，国内阶级关系的状况、阶级力量的对比又很不一样，用固定的公式去硬套怎么行呢？”“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怎么能因为中国模式迄今还没有被他国所采用而否定中国模式已经形成和客观存在呢？

三是说中国之所以成功，恰恰是因为没有什么模式，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反而掩盖了中国经验中最重要的因素：把握机会。用中国把握机会的经验去否定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是毫无道理可言的。因为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不论其能耐有多大，都不可能去把握属于别国的机会、所有的机会，而只能把握形势的发展所提供给它的机会、属于它自己的机会；而且还只能用它自己所特有的方式，而不能用别国的方式去把握。但这样一来，把握机会就不可避免地有一个主体的问题：是谁在把握机会？怎样把握属于它的机会？用什么方式去把握机会？要是没有中国这个主体用它所特有的中国模式去把握属于它自己的机会，又哪来的什么中国把握机会的经验？

四是说“中国模式”不是由中国人，而首先是由一些别有用心的外国人提出来的，而且其意在遏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这个说法首先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外国人热议中国模式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之后，而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则早在1980年就提出中国模式的问题了：1980年5月，邓小平在谈到处理兄弟党关系的原则时，就在与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的对比中提出了“中国模式”的问题。他说：“中国革命就没有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去进行，而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既然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14]在1988年5月一次会见外宾时，他又说：“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15]在国际社会，由于不同的人是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来注视中国模式的，因而在讨论中出现不同乃至相反的意见，就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无论是想捧杀中国的也罢，还是想遏制中国的也罢，都不能影响中国模式的形成和客观存在，因此也完全没有必要依这种意见为转移去肯定或是否定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决不能因为顾虑有人别有用心地宣传中国，就否认中国能够形成自己的社会发展模式。

根据上述，可以看出，中国模式已经形成是不容否定的，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是不容抹杀的。那为什么有一些西方人总是无视它的客观存在呢？新加坡学者郑永年在《为什么要提“中国模式”？》一文中说：“西方很多人并不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这些人大都看到中国发展所包含的种种问题和制约因素，不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一种可称之为‘模式’的东西，也不相信中国的发展模式可以持续，也有一些人是在意识形态上敌视中国，他们希望中国解体和崩溃。在这些人看来，中国根本不配产生一种模式”。然而，“理性而言，‘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就像是盖房子，房子盖好了，肯定有个模式。问题在于如何看待和评价这所房子？”是用科学的客观的方法，还是从审美的角度？“如果是后者，那么政治化和道德化等倾向就变得不可避免”，“很显然，这种局面的持续，并不能对人们认识中国模式有很大的帮助”^[16]。

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对中国模式的形成作绝对化的理解。这是因为，中国模式是多层次、多方面的，这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形成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其中有的层次、方面形成得早一些、发展得快一些，其他的层次、方面则形成得晚一些、发展得慢一些。说中国模式已经形成，是就总体上说的，是就其基本架构来说的，是说它在总体上、基本架构上已经形成为一个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各种模式的独特的发展模式，而并不是说它在各个层次、各个方面都已经完全形成，已经完美无缺了。不，事实是中国模式已经形成，它的总体形状和发展方向已经明确，但又还存在某些不确定因素，需要进一步完善。

那么，到底什么是中国模式？

所谓模式，就是行为主体（如国家、地区、企业等）为达到自己的目标而采取的特定的行为方式和方法。这种行为方式、方法既受所要达到的目标的制约，更由行为主体及其所处环境和条件等所决定；

模式是中性的，既包含这种行为方式的优点，也包含其缺点和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问题；

模式常因主体及其条件的不同而各各特殊，多种多样，它不是千篇一律和具有普适性的，如果不顾主客观条件的不同，照抄照搬别的行为主体所用模式，就不能实现自己所要达到的目标；

模式还因为客观环境和主体及其需要的变化而发展变化，它并不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如果不顾客观环境和主体需要的变化，把自己的模式凝固化、绝对化，那么，所要达到的目标也是不能实现的。所以，不要把模式理想化、神秘化。

所谓中国模式，是世界上诸多发展模式中的一种，它是指为实现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战略目标而选择的制度体制、所走的道路、所采用的方式方法。而当前在国内外被大家热烈议论的中国模式，则主要是指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模式。

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是从不同语境所指在前提和内核上相同的事情，但中国模式侧重从横断面观察中国的行为方式，而中国道路则侧重从纵断面综述中国的发展历程。

中国模式虽然借鉴和吸取过其他模式的一些长处，但却是一种适合中国自己国情的带独创性的发展模式。同时，它虽可供别国借鉴和参考，却不能被用来向他国推销或强加于人，也不能被别国照抄照搬。

那么，中国模式又是怎样形成的？形成的标准和基础是什么？

和所谓要有普遍性才能形成中国模式的说法相反，中国模式的形成标志不是普遍性，而是特殊性。

什么是一事物的质？就这事物本身来说，就是它本身的规定性，就是使它成为这一事物而不是其他事物的规定性；而就一事物同其他事物的关系来说，就是这一事物同其他事物的基本的区别性。事物的规定性和区别性是相互贯通、互为表里的。中国模式之所以是中国模式，就在于它具有它自己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在它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中就表现为它与其他事物的区别性。

中国模式是否已经形成、是否客观存在，这并不取决于某些人的肯定或者否定，而是取决于它本身是否已经形成、已经具备它自己的不同于其他模式的规定性，取决于它是否已经表现出它同其他事物的基本的区别性。例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上，中国模式就既同苏联的产品经济模式相区别，也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日本的福利资本主义模式等等相区别。这种区别性，也即特殊性，就是中国模式形成的标准和基础。这些基本的区别性的存在，就是中国模式已经形成、中国模式客观地存在着的准确无误的标志。

国外有人曾经以中国与东南亚“四小虎”的成功有相似之处为由，说它应属于亚洲后期快速发展的一种模式，而谈不上是中国模式。这种分析是片面的，因为它夸大了两者之间表面上的相似之处，却抹杀了两者在性质上的重大区别，即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东南亚“四小虎”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种区别在1997年爆发东南亚金融危机时表现得特别明显。而要是抓往中国有大量出口、快速发展这一些特点加以夸大，把它等同于东南亚“四小虎”的出口导向和快速发展，那么，是否还要把同样具有这一些特点的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也归到这一类中去呢？这显然是十分荒谬的。

二、中国模式的内涵

中国模式与其他模式的区别性反映出它具有自己的不同于其他模式的规定性，也即内涵。那么，中国模式的内涵是什么呢？

中国模式是一个统称概念、综合体系。它包含不同年代、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子模式。

从纵的方面来说，中国模式包括中国的革命模式，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模式，它表明中国革命用不同于十月革命的方式走了十月革命所开辟的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模式，即用赎买的办法废除资本主义，又通过合作化，把农民个体经济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和平改造模式；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即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强调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的建设模式；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模式，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两个基本点的现代化建设模式；在中国的发展既面临许多机遇又凸现种种矛盾的新世纪新阶段，在创造性地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的时候，又进一步展开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模式。

从横的方面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模式包括当代中国的经济模式、政治模式、文化模式、社会模式、生态文明建设模式、党建模式等子模式，以及中国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其中，经济是中心，政治是关键，思想路线是保证。

（一）当代中国的经济模式

1.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实践证明，只有长期坚持这些由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方针和制度，才能使我国的经济充满生机和活力，促进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公有制经济是国家引导、推动、调控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保证。只有确保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才能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而非公有制经济则在发展生产力、增加就业、满足人民生活多样化的需要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国外有评论指出，实行这种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秘诀之一”：它使私营、外资、个体、集体、合作所有制等不同经济成分同时并存，而又依然坚持公有制为基础，“中国正是以这种发展模式给予非国有制经济以巨大动力，并给予中国经济发展以极大的活力”。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种经济体制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紧密结合起来，既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又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去克服市场所固有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等消极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围绕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的目标，让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相互补充，克服市场的周期颠簸和公平缺失，这就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我们在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的同时，又保持国家宏观计划调控的作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这一个方面正越来越引起国际舆论的注意，有人甚至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称作“中国的计划市场经济”。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院院长姚树洁指出：“中国当然有独特的发展模式，从经济上讲，中国的市场和计划结合得很不错。比如说经济发展中制订五年计划就很有效。有一个五年计划就像走路时有了目标，可以更清晰地规划一些大项目，而英国就没有这样的计划，每年只能靠预算来规划，效果就差得多”^[17]；德国学者比恩施蒂尔说：“中国取得发展成就的原因和做法是什么？这是一个西方再也不能忽视的问题。在不久前的新加坡亚太经合组织相关会议上，人们承认，中国通过五年计划由中央确定政治经济发展方向，西方国家由于体制限制是不可能这么做的”^[18]；法国学者塞贡认为，中国经济成就源于“有计划”，“正是国家发改委长达15年的战略规划的有效性，才使得中国快速改变并在各个战略性领域取得了诸多经济成就。这一经济计划的精心制定，以及政治目标、技术和财政手段的统一，确保它得到充分有效的执行”^[19]。

3.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资金来加速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有人说中国这样搞现代化，是放弃了基本立场和信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把这当作方法用它去发展社会生产力，而并不是把它当作目标，所以，既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也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英国作家威尔·赫顿在《伟大的中国商城》一文中说，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一个新的经济模型。它融合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原理，但又受到国家的指导，而国家时刻牢记必须提高数以亿计的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它没有把资本主义当成目标，而是把它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20]。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正视并采取有效的措施应对由此带来的影响，我们决不能因为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就忽视、放松和不敢进行反腐蚀的斗争。邓小平指出：“我们必须有两手，不能只有一手。一手是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另外一手要头脑清醒，提高警惕，长期地、坚持不懈地抓好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斗争。如果没有这一手，就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现代化建设也不能搞好”^[21]；“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所以，不能不讲四个坚持，不能不讲专政，这个专政可以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有力地对付那些破坏建设的人和事”^[22]。

4.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其中最突出的是：

（1）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东盟多数国家的经济造成猛烈冲击，他们担心中国会步泰国、印尼和韩国的后尘，使人民币贬值，造成对东南亚经济更大的冲击。然而，中国却不顾自身面临的巨大压力和风险，毅然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并及时向东盟提供力所能及的财政和金融支持，扭转了东盟对中国的看法，成为双方关系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美国记者库兰齐克在《中国的魅力：中国软实力的影响》一文中评论说，1997年以来，中国在东南亚的形象和影响力的改变，“得益于中国软实力的增长，即通过说服而不是威逼来施加影响的能力的增长”。其战略是，“首先，北京提出了‘双赢’关系的学说”。与美国不尊重主权、对东南亚国家采取苛刻的态度相对比，“中国领导人强调说中国愿意倾听其他国家的意见”并“提出不干涉他国内政的理念”，“北京取得了成功。如今几乎不可能找到哪位东南亚领导人公开质疑中国的崛起，这与仅仅五年前的情况构成鲜明对比”^[23]。

（2）对非洲国家的援助。据商务部援外司的材料，截至2008年9月，中国政府已先后向53个非洲国家提供了各类援助，援建了800多个成套项目，为非洲培养了3万名各类人才，免除了非洲34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债务308笔，向43个非洲国家派遣了上万人次的医疗队。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又向非洲国家提供了100亿美元的优惠贷款，逐步给予同中国建交的非洲最不发达国家95%的产品免关税待遇。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说：“我认为中国在非洲的投资能够帮助非洲国家开发基础设施，帮助这些国家利用它们拥有的自然资源”^[24]；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首席学者奥尔登说，在由西方国家主导多年以后，中国“改变了发展的游戏规则，我觉得那大概是中国至今向非洲所作出的最大贡献”^[25]。

5.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战略。例如：

先易后难、先试验后推广、逐步推进的渐进性改革战略；

在相对保持原有的政治经济结构的同时，鼓励个体和私有经济的发展，引进外资，以及在维持原有经济体制的情况下，不断增加市场经济的分量的经济改革双轨战略；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相结合；

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又坚持独立自主；

新型工业化道路；

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道路；

科教兴国战略；

人才强国战略；

建设创新型国家；

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

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是前提；

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战略；(www.xing528.com)

正确处理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实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区域发展战略。

（二）当代中国的政治模式

1.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整合以及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

西班牙驻华使馆前商务参赞恩里克·凡胡尔说：“中国的政治体制常被不加修饰地简单描述为共产党独裁。然而，中国的政治制度具有源自该国传统的强烈的民族特色，新中国的成立不是割断了与历史和中国传统的联系，而是以非常杰出的方式结合了这些因素，因此，中国共产党具有与其他国家共产党完全不同的特性，而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共产党。少数人为了多数人的福社管理国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是全体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依托是道德威望，而不是某些事先制定的规则或选举等获取权力的手段。”^[26]新加坡学者郑永年在《中国模式的机遇和挑战》一文中说：“中国政府现在的意识形态是民本主义，努力把政府的作用和人民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中国政府也努力提高决策过程的透明性，并建立各种机制使得其官员对人民负责。中国的政治体制尤其在危机时期表现出高效率。无论在处理四川地震，还是在应对这次金融危机，相对于其他政治体制，中国体制的优越性就显现出来了。”^[27]在《中国模式的核心是什么？》一文中，郑永年又把现代的党权和传统的皇权相比，说两者“有很多共同之处，例如，两者都是中国社会的整合力量，都是中国大一统文化的政治表现。但是，党权既是现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基础，也可以实现民主化。西方的政治模式，往往是通过把政治问题外部化来加以解决的，因此有反对党和反对力量存在。中国则不然，无论是传统的皇权还是现代的党权，都是通过开放政治过程，把外部问题内部化来求得解决。在西方，是中产阶级整合了西方的政党、制约着政党政治的极端化。而在发展中社会，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社会分化严重，中产阶级弱小，甚至不存在，一旦实行多党政治，政党就变成了分化社会的力量。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到处都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28]。

2.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路线。

在这三者的有机统一中：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这是因为要是放弃了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把全国人民的力量和意志凝聚起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也就无从谈起；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坚持我国民主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依法治国也才有可靠的保证。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这是因为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当家做主的权利，党的领导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制度也失去了前提和基础。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是因为依法治国的实质，就是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最高权力机关制定宪法和法律，又依照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事务和经济文化事业，保障自己当家做主的各项民主权利。所以，依法治国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维护人民主人翁地位的过程，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过程。

3.人民代表大会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民族区域自治制、基层群众自治制，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过程中所必须坚持和完善的各项基本的政治制度。

4.对外坚持和平发展，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也约束自己永不称霸，推动建设和谐世界。这表明我国在国际政治中坚持和平发展，其目标绝不是要成为一个争霸、称霸世界的军事大国，而是要建设成一个文明大国，在国际社会中起建设性作用的负责任的大国；也体现了我国努力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的和谐方向发展，让尽可能广泛的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成员分享国际分工的利益的决心，表述了我国携手世界各国共谋和平与发展，通过强调共同安全和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的意愿，以此来影响和改变世界。

（三）当代中国的文化模式

1.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决定着我国文化事业的性质和方向。只有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的文化建设才能沿着正确的道路健康发展，抵制和消除一切落后、腐朽的思想文化影响，不断创造出先进、健康的社会主义崭新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深刻反映了我国宣传文化事业的发展规律，是对精神产品生产的基本要求，是宣传文化事业繁荣的重要保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是坚持上述“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具体体现。所谓弘扬主旋律，就是要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使我们的精神产品符合人民的利益，促进社会的进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这是发展宣传文化事业、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的主题。

2.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抵制资产阶级价值观的侵袭和腐蚀。

哲学社会学领域中所说的价值，和经济学中所说价值，其含义有所不同，它是指人们的行为取向和对事物的评价、态度，它是驱使人们行动起来的内在动力。在任何社会，都存在着多种多样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要把全社会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就必须有一套与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相适应，并能形成广泛共识的核心价值体系。通过构建核心价值体系，发展主流意识形态，整合社会意识，这是社会系统借以正常运转的基本途径。所以，核心价值体系在所有价值目标中处于统摄和支配地位，对社会意识和社会思潮具有强大的引领和整合功能，是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主体和灵魂。一个社会要是没有这样的核心价值体系，就会失去前进的方向，失去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导致人心涣散、社会混乱。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核心价值体系就是一个社会的方向盘、一个国家的稳定器。

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四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三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四是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四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贯通，把党的主张、国家意志和人民意愿统一了起来，把政治与伦理、理想和现实结合了起来，构成为一个结构完备、逻辑缜密的科学体系。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而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社会思潮，就要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密切关注社会思想变化，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形成思想共识，有力地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和腐朽文化的影响，特别是资产阶级价值观的侵袭和腐蚀，引导社会思潮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

3.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借鉴和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当今世界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方面的竞争，也包括文化方面的竞争。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更引起世界上各种文化的相互激荡。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文化发展上也面临严峻挑战。因此，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民族精神，积极吸取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就成为关系广大发展中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我们民族历经沧桑，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灿烂的中华文明，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民族传统文化。我们要以对民族、对历史、对后人高度负责的精神，把传承民族优秀文化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精神，很好地继承这样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更好地用民族优秀文化滋养民族生命力、激发民族创造力、铸造民族凝聚力，建设好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我们还要认真研究和借鉴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善于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吸取营养，发展自己。而我们讲继承、讲借鉴，目的又是为了通过继承和借鉴，使民族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精华，同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建设和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四）当代中国的社会模式

1.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历来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种社会理想，更是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经久不变的主题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倡社会和谐”是“它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并强调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设想，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奋斗和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地推向前进。在新世纪新阶段新的历史起点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社会和谐是我国社会矛盾存在和解决的基本形态。我国社会在本质上是和谐的，又要通过科学地分析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原因，更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不断地促进社会和谐；另一方面，又因为这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解决当前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迫切需要。

2.以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要着眼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整体和谐，着眼于实现社会和谐的价值目标和创造性实践相统一的渐进的历史过程；又要微观地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整体布局中的社会建设，着眼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公平正义，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以抓住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关键，抓住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影响社会和谐安定问题的关键。

（五）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模式

1.把建设生态文明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之中。

党的十七大将建设生态文明，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起，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是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指导下，历来重视自然环境保护政策的进一步重大发展。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生态文明是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是人类对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决心在发展物质生产的过程中努力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宝贵成果。它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宗旨，以建立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健康合理的消费模式以及和睦和谐的人际关系为主要内容，倡导人类在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上追求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积累。它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和秩序为主旨，以可持续发展为依据，以人类的永续生存为着眼点。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顺应世界发展潮流，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工业化和现代化，人类创造文明的新路的决心和信心。

2.建设和形成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节约的发展，清洁的发展，安全的发展，可持续的发展与和谐的发展。

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努力建设和形成的资源节约型社会，是一种以能源资源高效利用的方式进行生产，以节约方式进行消费为特征的社会，因而要求在生产、流通、消费的各个领域，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以节约使用能源资源和提高能源资源效率为核心，以尽可能小的资源能源消耗，去获致尽可能大的社会效益，从而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环境友好型社会，则是指人与自然相和谐，又以此来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相和谐的社会。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就是以环境承受力为基础，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准则，以绿色科技为动力，倡导环境文化和生态文明，构建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社会体系。为实现上述目标，我们不仅制定了节能减排工作方案，举办了节能减排全民行动，还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作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途径，从源头上探寻节能减排的最有效方法，从而为实现我们环保的历史性转变迈出坚实步伐，虽然建成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还任重而道远，但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下去，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必将逐步实现。

（六）当代中国的党建模式

1.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和根本保证，而党所领导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又从来都是同党自身建设的伟大工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才能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所以必须用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来保证党所领导的伟大事业，而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又必须按照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总体要求，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是党自身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的深刻变化，又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就是要通过全党的共同努力，使我们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成为求真务实、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成为永远保持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带领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而党的先进性建设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根本任务，因为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特征、生命所系、力量所在，先进性建设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根本途径。所以，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2.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

在我们党推进党的建设的发展历程中，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推进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紧密结合，这才保证了我们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发展进步。而当前我们党面临的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更凸现了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的紧迫性，要求我们党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先进知识的优良传统，上升到制度层面上来加以巩固和发扬，这就使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成为我们党面临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而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就要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以及建设学习型党组织。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党的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抓紧抓好的战略部署，为我们党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思想理论建设指明了方向。

（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的思想路线，也是它的精髓和灵魂。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新的内容注入中国古语《汉书·河间献王传》所说“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中，对“实事求是”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29]毛泽东正是靠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开创了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但在晚年，他越来越离开这条思想路线，致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走上了曲折发展的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恢复了这条思想路线，并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联系了起来，依据这条思想路线去探索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什么要提出解放思想的口号？因为当人们的思想僵化了，受到本本、条条乃至迷信的束缚的时候，只有思想解放了，才能真正实事求是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而在同时，讲解放思想也离不开实事求是，因为说到底，“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30]。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的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而且马克思主义也必定是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能够在实践中不断创新。所以，事情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31]。江泽民则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要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又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为此就“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32]。

这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就成为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有的学者把这条思想路称作是中国模式的本质：“什么才是中国模式的本质？中国模式最根本的内涵，在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于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模式对世界最大的启迪，不在于向世界展现出一条有别于西方的发展道路，而在于从更深层次上还原了科学理性精神和批判思维的本质。中国模式这一本质内涵超越了与西方自由民主体制之间的竞争关系，呈现出一种更高层次上的理念转变的价值”^[33]。

三、中国模式的特征

第一，中国模式在制度层面上，具有坚定不移的社会主义性质。

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34]从现代化建设来说，这种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模式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建设。邓小平曾经一再地强调说：“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35]；“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人们常常忘记是什么样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事”^[36]；“我们干四个现代化，人们都说好，但有些人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不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这样，关系就大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37]。从改革开放来说，这种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邓小平说：“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过去四年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方向走的，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38]；“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39]。中国模式的这种社会主义性质，使它同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模式，无论是英美模式、德国模式、北欧模式，还是日本模式等等，从性质上区别了开来。

但是，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性质，又是同中国的具体国情、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是切合中国实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说：“我们非常强调两条：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是坚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40]江泽民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社会政治稳定，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根本原因就是我们既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又通过改革使社会主义充满新的生机和活力”^[41]。胡锦涛则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42]中国模式的这种社会主义性质，又使它同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区别了开来，因为中国模式的这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正如一些评论家所说的，它回答了多年来存在的对社会主义理解的问题，赋予了社会主义以新的活力和生机，重新搞活了社会主义，导致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哥白尼转折”。

第二，中国模式在体制机制层面上，既保留和坚持过去行之有效的好的传统，又吸收资本主义的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但在性质上仍然是属于社会主义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严格区别开来的基础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以经济体制为例，“多年的实践证明，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43]；而且“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所以，邓小平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44]我国在改革中选择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使经济运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与此同时，又要通过国家的宏观指导和调控、计划调节，来弥补、克服市场所固有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消极方面。针对有一些人对中国这样搞现代化会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怀疑，邓小平回答说：“我们肯定地说不会”，“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45]；“我们欢迎外国来中国投资、设厂，这里面有剥削，但这只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补充，西方有人认为我们放弃了基本立场和信仰，这不确实，马克思主义有很多新发展”^[46]。针对有一些人所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社会主义”四个字可以去掉的说法，江泽民回答说：“我们搞的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如果离开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就会走到资本主义”，“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好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的市场经济的性质”，“西方市场经济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搞的，我们的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搞的，这是不同点，而我们的创造性和特色也就体现在这里”^[47]。

第三，在作为一个综合体系的中国模式中，它的各个子模式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相比较而言，中国的经济模式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功，而就总体而言，中国模式还处在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

然而这又并不意味着中国模式还没有定型，因为由六个因素构成的中国模式的基本架构已经牢牢地确立起来，这六个因素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整合，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中国模式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历程中，这六个因素是相对地稳定不变的，而且正是由这六个因素构成的基本架构在规定着中国模式当前的性质和未来的走向。

第四，任何模式都是在特定的时间空间条件下，为实现自己发展的战略目标，解决人们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而，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人们生活中突出问题的发展变化，它就必然面临一个也要发生相应变化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按照这个规律，在自觉地调节着中国模式的发展变化。例如，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到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就是中国模式的一个重大发展。但是，这种变化发展又并不像有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似乎是像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样的从对立的一极到另一极的转变，而是一个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在适应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和人民期待的发展变化时发生的与时俱进的发展变化；是在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上的与时俱进。胡锦涛《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阐述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时，强调指出：“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范畴之一，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国内外建设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紧紧抓住和搞好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把握人民的愿望，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把握我们党执政兴国的关键。同时，我们也必须牢记，发展应该是又好又快的发展，也就是党的十七大强调的，要努力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实现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社会成员团结和睦的和谐发展，实现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发展”。新加坡学者杜平在《中国能否找到自己的模式？》一文中，也指出：“在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里，以经济发展优先的政策，使得数以千万计的人口脱离了贫困状态，也使相当一部分人口实现了财富积累”，这个成就本身证明，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经济优先”总体上是必要的发展战略。“但是，中国现在的国情已经改变。贫富差距扩大，财富分配不公，不仅对经济改革构成了巨大障碍，而且还有可能动摇社会稳定的根本。中国的当政者必须站在社会效益和社会公平之间，发挥关键的仲裁和调和作用”，中国“矢志要建立‘和谐社会’，说到底就是要在效益和公平之间寻求平衡”^[48]。

实际上，要真是在一种模式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由对立的一极到对立的另一极的转变，那也就突破了这种模式的基本架构而变成另一种性质不同的模式，而不再是原有模式内的发展变化了。

第五，中国模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独立思考，寻找适合自己实际情况的发展模式。

邓小平指出：“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49]这是因为“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人民的觉悟有高有低，国内阶级关系的状况、阶级力量的对比又很不一样，用固定的公式去硬套怎么行呢？”“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50]。“总之，要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因为“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不能照搬”^[51]。正因为这样，“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52]。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模式和雷默所说“北京共识”并不是一回事，因为中国模式从不把自己看作是与别人的“共识”，更无意于像“华盛顿共识”那样，把自己推销给别人、强加于别人。新加坡学者郑永年在《切勿夸大“北京共识”》一文中说，必须区分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的区别：前者只着重于总结中国本身的经验，意在解释中国是如何取得改革开放的成功的；而后者则更进一步，还带有浓重的向其他国家推销中国经验的味道^[53]。

当然，这丝毫也不是否认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由于中国模式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成功地解决的中国问题，有一些也是当代人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这就使中国模式也具有了世界意义。邓小平说，当到21世纪中叶，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的时候，“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54]。

说中国模式可供别国参考，但绝不能照抄照搬，那怎么理解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或国际意义呢？对此，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在《中国找到了一条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一文中，谈到了他的理解：中国的成功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让人们有信心解决本国的问题。说中国经验有国际意义，并不是要简单地重复中国的经验，而是为其他国家的人民提供了思索的源泉。他说，中国的实践证明，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不仅解决了本国的问题，也为全世界树立了榜样。许多不赞成社会主义学说的西方学者也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们说：“中国取得了理论和实践的双突破，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使无限美好的‘乌托邦’变成了现实的科学”，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对新形势下的理论创新作出了巨大的贡献！^[55]

第六，中国模式在现存国际体系内，提供了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新路。

由于中国在国际上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利用世界和平努力发展壮大自己，又以自己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实现中国的发展与和平国际环境的良性互动；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坚持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参与维护和建设现存国际体系中，积极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建立；而在国内，则实行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基础上，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团结和凝聚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样，中国模式就在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和制定规则的现存国际体系内，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现代化的、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新路。美国的马丁·哈特等人在《解读中国模式》一文中说，中国将成为后发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模范，因为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表明，在现存的资本主义世界体制内，中国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行性的发展路向^[56]；新加坡的程翔在《中国模式的胜利》一文中说：“中国模式的最大作用在于：它提供了另一种发展途径——而且可能在于提供了一种迂回的前进路线，从而绕过当前源自西方的经济问题。”^[57]

第七，中国模式是一个取得了巨大成就，又凸现有诸多矛盾，面临着许多机遇和巨大挑战的模式，要采取应对得当的举措逐个予以解决。

由于中国模式是在用相对短暂的几十年时间，去完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上百年、百多年时间内实现的现代化，这就使得在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逐步出现的某些问题，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集中、密集地呈现出来。再加上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环境和资源约束矛盾突出等特有国情，更使这些问题和矛盾在新世纪新阶段凸现出来，使中国模式在面临许多机遇的同时，也面对严峻的挑战。但历史的经验使我们相信，由于我们有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自强不息和团结奋斗的十三亿人民，只要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不懈地采取应对得当的举措去逐个面对，中国模式就一定能够解决它所遇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胜利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目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