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既不“同祖”,也不“ 同根”,更不是“同义 语 ”
党的十七大报告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出这个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并号召全党同志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一、澄清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关系问题上的理论是非,增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当前,在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自右的方面的干扰中,有一种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它要用民主社会主义去曲解和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于这种干扰不断地在报章杂志上公开发表文章,具有相当的迷惑性。为了达到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的,它不仅肆意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政策,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就是民主社会主义,而且还从理论的源头上肆意歪曲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关系,说什么“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同祖、同根,是一回事,是同义语”。对于前一个问题,笔者已在别处作过辨析,在这里仅就后一个问题作一些澄清,以便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保持清醒的头脑,统一思想,凝聚力量,进一步增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二、科学社会主义的开创者是马克思、恩格斯,民主社会主义的鼻祖是拉萨尔、蒲鲁东;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的根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
民主社会主义,是二战以后社会民主党人给自己的思想体系名称由社会民主主义颠倒形容词和名词时提出的。那么,什么是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民主派,他们的主张是什么?
最初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是1848年革命后法国议会中的民主共和主义者,在德国则是拉萨尔派。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马克思曾经揭示过法国议会中的这个社会民主派说:“和联合的资产阶级相对抗的,是小资产者和工人的联合,即所谓社会民主派”,在这种所谓社会民主派的联合中,“无产阶级的社会要求已被磨掉革命的锋芒,从而发生了民主主义的转折,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要求则丢掉了纯政治的形式而显露出社会主义的锋芒,这样就产生了社会民主派”。这种“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把民主共和制度作为手段并不是为了消灭两极——资本和雇佣劳动,而是为了缓和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抗,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无论它提出什么办法来达到这个目标,无论目标本身图上的颜色是淡是浓,其内容始终是一样的: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但是这种改造始终不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1]。
在《1848年—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马克思揭示这种社会民主派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乌托邦”、一种“空论的社会主义”,其实质是“想使全部运动都服从于运动的一个阶段,用个别学究的头脑活动来代替共同的社会生产,而主要是幻想借助小小的花招和巨大的感伤情怀来消除革命的阶级斗争及其必要性,这种空论的社会主义实质上则是把现代社会理想化,描绘出一幅没有阴暗面的现代社会的图画,并且不顾这个社会的现实而力求实现自己的理想”[2]。
至于德国的拉萨尔派之所以要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是因为在拉萨尔看来,民主应该是一种社会民主,正因为这样,他把德国工人协会的新日报定名为《社会民主报》。
那么,这些人所主张的社会民主主义,同无产阶级的革命主张有什么区别?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这种社会民主主义又采取什么态度?
马克思恩格斯在1850年3月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指出,这些民主派小资产者根本不愿为革命无产者的利益而变革整个社会,他们要求改变社会状况,是想使现存社会尽可能让他们感到日子好过而舒服,他们希望用多少是经过掩饰的施舍来笼络工人,用暂时使工人生活大体过得去的方法来摧毁工人的革命力量,他们只不过希望实现上述要求后就赶快结束革命。十分明显,这里存在着民主主义小资产者的革命半途停顿论和无产阶级的不间断革命论的根本对立。事情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者和这些民主主义小资产者的原则界限在于:“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部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只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3]。也正因为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就一直把自己称作是共产主义者,而不是社会主义者。恩格斯曾经说过:“在1847年,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方面,是‘有身份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4]。因此,在直到19世纪70年代的一段时期里,恩格斯说,“我处处不把自己称作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作共产主义者。这是因为当时在各个国家里那种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旗帜上的人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虽然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已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的必要性,但是道地拉萨尔式的由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仍然是他们纲领中唯一被正式承认的东西。因此,对马克思和我来说,用如此有伸缩性的名称来表示我们特有的观点是绝对不行的”[5]。
所有这一切清楚地说明了,从“祖”、从“根”上来说,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都是截然不同的。开创科学社会主义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而民主社会主义的鼻祖却是拉萨儿和蒲鲁东之流;而就阶级根源来说,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是革命的无产阶级,而民主社会主义的“根”则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因此,说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同祖”、“同根”,纯属无稽之谈。
三、即使在19世纪70年代—90年代,暂时“容忍”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期间,马克思恩格斯仍然认为这个名称是不恰当的、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www.xing528.com)
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民主主义所持的态度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进行了调整、发生了变化,这是因为在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出现的特殊形势,要求工人政党在革命尚未提上日程的时候,要慢慢地训练人民群众,在日常斗争中要善于妥协,服从从策略考虑的联盟,既不回避选举,也不放弃议会斗争。这种形势使得社会民主主义这个概念在国际工人运动的队伍中迅速流行起来,如西欧的许多工人政党都把自己称作社会民主党;而在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广泛传播,又使那些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人也接受了共产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社会党国际总书记布劳恩塔尔说过,在开始时,“第二国际的绝大多数党在纲领上都以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他的哲学历史观、经济理论、阶级斗争理论、国家学说和革命理论为依据。因此,第二国际在其意识形态方面是一个革命的国际”[6]。
这种情况使得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态度做了一些调整,正如恩格斯在其临终前一年即1894年为重印其《〈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年—1875年)》所写序言中指出的:“现在情况不同了,‘社会民主主义’这个词也许过得去,虽然对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来说,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7]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民主主义所持态度的这种变化,列宁在1917年4月的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上提议用“共产党”来取代“社会民主党”的时候,曾经作过一个阐述:“‘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是不恰当的,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谈到过这一点。他们‘容忍了’这个名称,那是因为1871年以后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形势:必须慢慢地训练人民群众,革命还没有提上日程。”[8]
所以,即使在19世纪70年代—90年代中期,马克思恩格斯因为形势的变化而调整他们所持态度,暂时“容忍”社会民主主义的时候,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也并不是一回事,绝不是什么“同义语”。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3—61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1—462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8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08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89—490页。
[6] 布劳恩塔尔:《国际史》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91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90页。
[8]《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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